北大人的精气神儿

①在过去的几年间，我编撰并出版了三种有关北大的书籍（《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和《北大精神及其他》），因而被热心的读者想当然地看作“校史专家”。其实，我愿意像五四新文化人那样，持“爱美”（amateur）的心态发言与著述，却不想将自己的思路与职责定位为“宣传北大”，而是____________引以为傲，____________保留自我反省批评的权利与义务。当然，也不无将北大作为思考当下中国教育及思想文化状态切入点的意味。话一出口，马上意识到，这种既喜欢谈论“老北大的故事”，又保持一定距离，以便于反省与质疑，其实正是北大人的共同特征。

②在我就学或访问过的众多国内外大学中，对母校有强烈认同感的，比比皆是；但像北大师生那样，喜欢借谈论校史上的奇人逸事寄托情怀的，却不多见。北大最值得骄傲的，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校园风光、获奖项目、著名学者等，而是流传在口耳间、充溢在空气中、落实在行动上的“北大精神”。至于什么是“北大精神”，历来众说纷纭，最表面的一点是，北大人推崇个性与气质，在专业成就之外，颇有刻意追求“特立独行”的倾向。

③面对众多有关北大人“眼高手低”的讥评，我从不申辨，因这大致符合事实，但又不便“有则改之”。“心高气傲”与“志向远大”，其实很难截然分清。锉钝了北大人的锋芒，你还能指望共“铁肩担道义”？抑制了北大人的狂放，又哪来科学研究中不时突发的奇思妙想？任何一所正规的大学，都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与稳定的教学秩序，但不是每所大学都能像北大一样，容许甚至欣赏才华横溢因而可能桀骜不逊的学生。谁都知道，无规矩不成方圆，可一旦有了规矩，必定对个人志趣与才情造成某种压抑。如何在规矩与个性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张力”，让处于成长期的大学生既感觉如鱼得水，又不至于误入歧途，对于教育家来说，是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在我看来，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为中才设立规则，为天才预留空间。不因追求管理方便而“一刀切”，也不因标准化教学而“取长补短”，让不同性格与才情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需要名师之襟怀坦荡，更需要作为整体精神氛围的“兼容并包”。这种山高水长任其发展的境界，在我有限的视野里，北大庶几近之。

④认同灵动变幻的“北大精神”，但不迷信现实生活中具体的权威，这是北大人有信仰而又多怀疑的原因。北大百年庆典时，曾有不少记者希望我用一句话来概括“北大精神”。面对此类热切的追问，我从来都是答非所问，转而介绍起“北大精神”是如何被一代代北大人所建构起来的。不承认北大精神可以“一言以蔽之”，其实蕴涵着一种古老的思路：大象无形。而且，北大必须自我革新，北大传统不应凝固不变，北大精神更有赖于一代代北大人的呵护、承传与发展。也正是这一点，使得我认同乃至赞许年轻学子谈论“我们北大”时得意的神情——那与其说是夸耀，不如说是承担。

⑤比起波光潋滟的未名湖、古朴庄严的博雅塔，以及近年崛起的百年纪念讲堂和理科楼群等有形景观，我更看好北大人的自尊与自信。踏进燕园，你很容易为这种有历史感因而显得深沉、有现实关怀因而显得生动的“少年气象”所感动。更为难得的是，这种“少年气象”，既属于稚气未脱的本科生，也属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生活在如此气韵生动的校园文化中，你不会因此而摆脱人生的众多困惑，却很可能平添一股肉搏这虚空与烦恼的精气神儿——这正是北大真正诱惑人的地方。

说“士 节”

王学泰

“士节”这个词有点“古”，现在很少有人用了。最初“士”就是成年男子的通称，周代至春秋时期多指贵族最低的一个阶层，后来遂指有一定的社会管理知识而能够进入官僚阶层的人们，再后来则指读书人。“士节”也就是“士”所应该有的节操，包括操守和尊严。用现代语言来说，“士节”实际上是士人的角色意识的自我认定，士人在严守士节中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士。

作为角色意识的士节形成于贵族社会，士在那个社会里是军人和下层官吏，社会要求他们必须自尊自爱和遵守某些原则，社会也为这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那时士遵守士节是极其自然的。春秋以来，礼崩乐坏，等级流动，士人存在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士人对如何保持自己的尊严与操守感到茫然，但士节还是保存了下来，只是此后的士节的张扬不再靠制度，而是靠统治者的宽容尊重和士人自我意识的坚守了。

从历史的总趋势来说，专制越来越加强，导致士人所受到的尊重就越来越差。

秦代以后，士节外部条件总倾向是越来越恶劣，士人在皇帝眼中越来越像奴仆，他们用刑罚和名利双向消解着士节。

士节是士人的灵魂。这在两汉很突出，给后世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两汉有的士人竟敢触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为敏感的帝位问题。他们看到国家动乱和人民遭受的苦难，遵循原始儒家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理论，要求皇帝下诏“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这种做法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表现出坚挺的士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争”中广大士人面对宦官的镇压与迫害，前赴后继，宁死不屈。两汉之所以士节高涨，这与汉朝初年，士人总结秦亡的历史教训，否定了秦朝的绝对专制，以及士人有意识师法先秦密切相关，另外汉代皇帝经常提倡与袭奖气节，于此也有一定的效用。

三国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也有较安定的时候，但毕竟很短暂，社会动乱是主流，士人也像普通人一样以保命为第一要务，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颇有代表性。而竹林七贤、兰亭雅士，则是当生命稍有保障时便抓紧时间享乐的典型代表。乱世的残酷现实与求生的强烈欲望交织促进人性的觉醒，士人感觉到纯粹的“本我”更重要，所以属于角色意识的“士节”被淡化了。

到了清代，争着抢着做忠臣的现象不多，没有了忠臣，“士节”无由表现，晚清是士节全面低落时期。士风的颓靡完全暴露出来。当然，清末不是完全没有坚持士节的士人了，自海寇西来，欧风东渐，传统的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士农工商这种传统的社会分层也已动摇，这样有别于士人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渐出现。最典型的像为变法自觉献身的谭嗣同、献身于反清的烈士如徐锡麟、秋瑾、邹容等。他们既是封建传统士人，也是最早思考自己权利和义务的人们，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有了初步独立公民意识的人们。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