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 葱

侯德云

朋友老刘在晚宴上讲一个卖葱的故事，刚起头我就笑。老刘瞪我一眼，说，笑什么笑?我说，我想起《手机》里的卖葱。老刘发愣，手机里卖葱?电子商务啊。我说不是，作家刘震云有个长篇小说叫《手机》，里边有个卖葱的故事。老刘说，奥。

老刘没问《手机》里怎么卖葱。他不问我也得说，话头赶到这里了嘛，对不对?

我说，《手机》里边的主角叫严守一，哎哎，拍成电影了嘛，电影也叫《手机》，老刘你没看过?老刘摇头。我用眼睛扫扫别人，也都摇头。嗨，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我接着讲卖葱。

严守一他爹老严，跟谁一起卖葱(那人我给忘了)，一天说话不超过三句的人，跟那谁卖葱，卖得眉开眼笑，都会讲笑话了。老严的变化，让严守一觉得，世上最好的事，好不过卖葱。只不过年底时老严跟那谁算总账，那谁在账上做了手脚，还背地里骂老严是二傻，让老严听见，那个气啊，从此不卖葱。老严委屈啊，说一辈子就遇到一个能说上话的，还骂我傻。   

老刘笑了，说《手机》里的卖葱，不如我说的卖葱。

我赶紧收起下巴，说，你说你说。旁边哥儿几个也催促，你说你说。

下边是老刘讲的卖葱。

很长时间的事，时隔现在十七八年。那时候，钱还真当钱，不像这阵儿，一百块的票子，你刚掏出来，嗖一声，没了。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工资也就千把块钱。

东山早市，有两口子，四十多岁的样子，天天来卖葱。不卖别的，只卖葱，一辆三轮车， 装满满一车葱。半头晌散市，卖光的时候比较少，大多时候要剩一些。   

这两口子长相怪有意思，男的细长，女的墩粗，还没脖子，像个碾盘倭瓜……

说到这里，老刘张开两手比划了一下，碾盘倭瓜你们知道吧?哥儿几个都点头，谁不知道呢，就是扁乎乎圆咚咚的那种大倭瓜嘛。看我们点头，老刘放心了，接着说，女的那脑袋，像个碾盘倭瓜直接放在倒置的宝葫芦上。两个人的脚也一样，对比强烈。男的细而长，三五鞋的宽度四五鞋的长度；女的宽而短，四五鞋的宽度三五鞋的长度。俩人搁在一块儿，看着特滑稽。

他们的三轮车也滑稽。一个车轱辘，指定是手推车轱辘。另一个，指定是自行车轱辘。也不知怎么安上的。三轮车的车座，一般都是六根弹簧上面蒙一层皮革。他们的车座不是，是三根弹簧上面缠几道塑料布，透明的。还没车闸。车架子上绑一块胶皮，胶皮就是车闸。胶皮拖地，需要刹车时，男的用右脚，猛踩胶皮。天天踩，鞋底的前半截，磨出一道沟。

总之这两口子，从人到车，都是一副尴尬相，看着让人心酸。

我常去买他们的葱，因为比别处便宜嘛。时间长了，混个脸熟，有时还互相唠几句闲嗑。赶上星期天，闲着没事，我会在葱摊旁站一会儿，看他们忙着卖葱。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天我去得晚，他们的葱已经卖完。7月的头晌，有烧烤感，两人却不急着走。女的在清点卖葱的钱，男的在一边看。两人脸上都笑眯眯的。

我也在一旁看。我看那两口子，两口子不看我。   

女的清点完钱，对男的说，今天不赖，净挣三十六块一毛五。说完咧开大嘴，无声一笑。男的也咧开嘴，也是无声一笑。

女的瞅男的，说，二十块，给咱爹买点儿东西。男的瞅女的，点头，说嗯。

女的说，十块，给咱闺女买个裙子。男的点头，说嗯，突然又说，闺女有裙子，你买件衣裳吧。

女的说，我不买，我有衣裳，要不给闺女买个书包，她的书包太旧了。男的点头，说嗯。

女的说，六块，给你买两包烟一瓶酒，晚上你喝点儿。男的努起嘴唇，是飞吻的姿势，然后咧开嘴，说，你呢，你什么都不买?

女的说，还有一毛五，买根冰棍，我咂咂就行了。说完，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脸上绽开一朵大丽花。

我看见男的突然变成顿号，愣在那里不说话，眼圈渐渐泛红。

我不忍心再看下去，扭过身子，快走几步，看别的菜摊。

等我再回头时，两口子已经蹬上三轮车，准备出发的样子。我冲他们摆摆手。男的背对我，没看见。女的看见了，也摆摆手。女的好像对男的说了句什么，随后男的扭头看我，笑笑。

我原地不动，看着他们，直到他们的背影在我眼前消失。

老刘的卖葱故事，起初，引起酒桌上一阵阵哄笑。有人笑得直拍桌子，有人笑得岔气，还有人不断插话。可是越往后，笑声越少，结尾处，全场静默。

故事讲完，老刘的话还在继续。

老刘说，那天，我想了很多事，想自己的种种不如意，想到最后，想开了，我怎么就不能用别人的阳光来照亮自己呢?

话音刚落，桌上响起掌声。老刘脸色通红。

 (选自《天池》2018年第1期)

新诗的“变”与“常”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新诗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形式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感情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新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 “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