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子

楸　立

我叫陈延安，但我还有好多名字，比如王海、吴小洲、常京京、霍小武等等。这些名字都是在我每次换新家后，爸妈起的。我不知道爸妈为什么这么做，但我清楚爸妈这么做肯定有他们的道理。我说过我经常搬家，今天在上海，明天到常州，半年后又到了南京。我和爸爸手里那只褐色的老皮箱一起，无声地四处漂泊。爸妈的真实名字我不知道。我叫王海时，爸爸叫老王，叫吴小洲时，他自然就随我姓吴了。妈妈长得很美，我的记忆里妈妈很少说话，她总像爸爸的助手。

爸爸妈妈出去办事时，把我一个人锁在木屋里。白天从窗子上向外张望，马路上小孩子们穿着花衣服，和他们的爸爸妈妈手牵手上幼稚园、去戏院，我心里就好羡慕。这些对于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不能和孩子们交朋友，不能和周围的人说话，甚至在楼下的空地里晒太阳也是不允许的。

巷口有几个梳着麻花辫的小女孩，正在跳房子做游戏，我在窗子里向她们摆手，可她们看不到我，能和她们一起玩该有多好呀！这时门开了，妈妈走进来，我急忙把手藏到身后。晚上，我蜷缩在被子里，屋子里静得可怕，屋檐上猫的叫声那么瘆人，角落里总有个黑影张牙舞爪地准备吞噬我，我把被子蒙起来动也不动，耳朵里听到的全是自己的心跳和喘息声。

不要认为我是个被遗弃和拐来的孩子，我是爸妈亲生的，他们很疼我、很爱我，一家人在一起时，爸爸亲着我的小脸蛋说：“孩子，你长大了就知道这一切是为什么了。”

我爱做梦，梦中经常听到滴滴的声音，有一次问妈妈：“家里的表坏了吗？”妈妈说我的耳朵出问题了。可我的耳朵好好的。

那年的冬天特别冷，我们在这座城市换了三个地方，爸妈分头出去的时间多了起来。一天深夜，我在被子里听到妈妈和刚进门的爸爸小声谈话，好像什么人变坏了，中央让赶快转移。

妈妈问：“什么时候走？”爸爸坐在床沿上低头吸口烟说：“明天你先走，我去把这次的任务完成了！”我看到妈妈从老皮箱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递给爸爸。

天刚发亮，爸爸就出去了，妈妈为我穿好衣服，拎起那只皮箱领我下了楼。我的小手被她牵着，上了一辆黄包车，我抬头望了望住了仅十几天的老木屋。

黄包车到了江边码头，我和妈妈登上一艘油轮，妈妈时不时地看着手腕上的表，焦急地盯着码头，却始终不见爸爸的影子，我也开始为爸爸担心起来。油轮的汽笛叫了三次了，码头上忽然来了好多宪兵和军警。他们向油轮奔来，妈妈抱紧我，亲了亲我的脸，对我说：“孩子，在这里不要动，不许哭，会有人接你，妈妈要走了。”我看到妈妈坦然地走上码头，一个瘦脸男人指着妈妈说了什么，军警就把她押上了汽车。我记住了妈妈的话，我没哭。

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我身旁站着个高个子叔叔，他说是爸爸让他来接我的。我和他到了一个地方下了船，换上汽车，然后是马车，走了好多天，来到了到处是山的地方，山上还有宝塔，一切都那么新鲜。

高个子叔叔领着我，到了周伯伯那里。周伯伯从我的衣角里面取出一张纸条，上面密密匝匝写满了数字和字母。

我住进了宽敞的窑洞，这里有学校，学校里有好多和我一样大的小朋友，我不再孤单了。可到夜里，我总是梦到爸爸妈妈。我弄醒一旁的罗陕北，问道：“小北，你想你的爸爸妈妈吗？”

小北说：“我想。”然后，我们就哭出声来，把所有的孩子都闹醒了，孩子们都哭喊着要爸爸妈妈。

第二天，周伯伯来了，他身旁跟着位慈祥的阿姨。周伯伯来到我们中间，那位阿姨拉着我和罗陕北的手说：“小朋友们，你们的爸爸妈妈离开了你们，学校的老师、阿姨都是你们的亲人，孩子们，我就做你们的妈妈，我就是你们的妈妈。”

所有的孩子一齐喊：“妈妈，妈妈！”声音漫山回荡……

我有一个姑妈，住在河那边的村庄里，许多年前的那些个冬天，我们兄弟几个常手牵手走过封冻的河去看望她。每次临别前，姑妈总要说一句：天热了让你妈过来喧喧。

姑妈年老多病，她总担心自己过不了冬天。天一冷她便足不出户，偎在一间矮土屋里，抱着火炉，等待春天来临。

一个人老的时候，是那么渴望春天的来临。尽管春天来了她没有一片要抽芽的叶子，没有半瓣要开放的花朵。春天只是来到大地上，来到别人的生命中。但她还是渴望春天，她害怕寒冷。

我一直没有忘记姑妈的这句话，也不只一次地把它转告给母亲。母亲只是望望我，又忙着做她的活。母亲不是一个人在过冬，她有五六个没长大的孩子，她要拉扯着他们度过冬天，不让一个孩子受冷。她和姑妈一样期盼着春天。

天热了，母亲会带着我们，趟过河，到对岸的村子里看望姑妈。姑妈也会走出蜗居－冬的土屋，在院子里晒着暖暖的太阳和我们说说笑笑……多少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没有等到这个春天。好像姑妈那句话中的“天”一直没有热。

姑妈死在几年后的一个冬天。我回家过年，记得是大年初四，我陪着母亲沿一条即将解冻的马路往回走。母亲在那段路上告诉我姑妈去世的事。她说：“你姑妈死掉了。”

母亲说得那么平淡，像在说一件跟死亡无关的事情。

“咋死的？”我似乎问得更平淡。

母亲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说：“你大哥和你弟弟过去帮助料理了后事。”

此后的好一阵，我们再没说这事，只顾静静地走路。快到家门口时，母亲说了句：“天热了。”

文人画的艺术境界是痴狂，这个论断似乎不怎么新鲜，但是，中国文人艺术家的痴狂与西方艺术家的痴狂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中国文化的早期，就将痴狂当作一种智慧的表现。从人文的角度看，最早的狂人要推接舆。这位狂者的特点，一是看破世事，二是语发真情，三是独往独来，我行我素。从后人对这些典籍的注释来看，皆认为是先贤借狂人之语来寄托自己的某种思想观念。孔子与庄子这两位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都将狂夫之言之行看做是超凡脱俗之举，有发聋振聩之作用，以至于后代不管什么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对“狂狷之行”、“狂夫之言”都采用了容忍甚至予以关注的态度，造成了中国两千年文明史对狂人狂言的一种特殊认识：太聪明会致狂，所谓大智若愚。而愚者狂人之言行是客观真理的显现。从接舆到《红楼梦》里的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完整塑造出中国人心目中“狂人通道”的艺术典型。“狂”的寄情达意功能——“狂"所具备的种种特质，与艺术创作的规律无不息息相通，因而十分自然地引入了艺术领域。

由于狂言狂行能够得到社会的宽容与保护，所以艺术家就容易选择“狂”的艺术语言，隐晦曲折地表露自己的心声，从而揭示客观真理。中国艺术史到了魏晋时代，“狂”就成为一种风尚。嵇康与阮籍两位狂士之别，关键是一个“佯”字上，这就是生存的智慧，正所谓“疯狂乃机变之一道"。魏晋之后，痴狂成为通达、脱俗、自由的代名词，成为文人艺术家生活的风格。或者说，他们的狂言狂行就成为自己的一种行为艺术。

我们再看，由于艺术创作主体的痴狂风格，就决定了艺术形式的痴狂性质，中国古典艺术中，书法的最高形式是草书，乃至大草、狂草。绘画的最高形式是写意，乃至大写意、泼墨大写意。达不到这个境界，那就沦为匠人、匠气。

西方文化从它的源头就对于非理性的“痴狂”持有否定态度。米歇尔·福柯有一句话概括得很好，他说：“希腊的理性没有反对命题。”中世纪以来，“癫狂”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罪恶”，因此对精神病采取隔离、驱逐的残酷手段。到了l7世纪中叶，排斥的态度就更加激烈起来，笛卡尔的哲学占据主导地位，确立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癫狂被视为非人性的东西。

同普遍的艺术风尚相同，痴狂之风也是以“雅”始，以“俗”终。不狂而名之为狂的画家，为了向社会宣称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常常自称为“狂”。就说“扬州八怪”吧，其实他们一点也不怪，不狂，这些文人画家开始具备专业画家的性质，他们还要进行书画交易，借此为生。“痴狂”进入世俗化阶段，它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稳定下来。一方面，艺术家从事艺术而不必为此而发疯；另一方面，具有疯狂艺术个性的作品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来，满足欣赏者那种歇斯底里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