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指出，儒家学说之所以与佛、老不同，就在于正统儒家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其精粗隐显体用浑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无偏倚过不及之差”。其中既蕴含着“合乎义理之宜”的高明的思辨与实践智慧，也蕴含着极为深沉的德性。佛、老则多流于义理的玄谈，却无处着实。

朱熹在与廖子晦的一封书信里，又进一步指出了造成儒、释两家这一差别的认识论根源：儒家重渐进之学，其“穷神知化”“随心所欲不逾矩”的极度自由境界乃是缘于真积力久的修养习炼而“豁然贯通”的结果，主要体现为一种下学而上达的道德修养功夫；佛家禅学重顿悟，追求的是“忽然有感如来喻”的认知境界，虽然也强调“豁然贯通”，但并不曾如此实下功夫，其实质是上达而下学。所以，儒家在人伦日用中“道中庸”“致中和”，“克己复礼”，践履人之良知良能，于细微点滴处体贴天理、分别道心人心，以炼养心性。佛禅虽然也注重这方面的修养，但并不曾落到实处，自然难以探及心性本原，从而无法与“真实知见，端的践履，彻上彻下，一以贯之”的儒家学说比拟。

在朱熹看来，这一差异的实质则体现在儒家礼学的实践特性与实践活动上。他指出：佛家但知克己，“不曾复得礼也”，“下梢必堕于空寂”，而“圣人之教，所以以复礼为主”，因此“不失其则”。但事实上，佛学对朱子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朱熹在哲学思维方式、哲学体系的逻辑建构以及本体论、心性论等哲学范畴的认识方面都对佛禅有较大程度的吸收借鉴。但这种吸收与借鉴又通常是在批判中完成的。

同样，朱熹对老庄道家及道教在心性论、修养论等方面的批评也多落脚于此。在这一点上，他可以说是将佛、道基本视为了一体。不过，他亦认为佛、道之间对于礼乐之“道”有着认识上的高低之分。《中庸》为儒家礼学中至为重要的文献，中庸之“道”同时也就构成了礼学义理体系的核心范畴。朱熹常以这一儒家礼学范畴所蕴涵的本体论、心性论、方法论与佛、老之“道”的相关内涵作参证比较，并以礼学的实践性作为儒学的理论武器来批评佛、老之“道”的虚无性。朱熹不仅将佛、道视同一体加以批判，同时也以儒家之“道”的“费隐”特性为判断依据对两者作了一番比较，认为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虽“不肯去做”，但言道“句句有着落”，相比佛家“理会不得”礼乐之道要更为高明；然而老庄却属“智者过之”，亦犹佛禅之“不及”，相对于儒学而言，同样都不周延和不完整。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谈起法律工具主义，还要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左右，管仲提出依法治国。此后，法律就被公认为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谓治世之具，也可以叫治国之具，法律的工具主义从这儿就开始了。到唐朝，魏征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国家好像是一匹奔马，骑在马上的骑手就是皇帝，皇帝手中拿的鞭子就是法律，这样就把法律工具主义更加形象化。既然古代的法律是君主手中的鞭子，这个法律必然受到君主的影响。遇到开明的君主就能够发挥法律治世的作用，遇到昏君那就没有办法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唐太宗时期就是个讲究法制的时代。当时，针对官吏假冒伪造履历，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以后再遇到假冒履历的官员必死不赦。不久，又发现了假冒履历的事情，大理寺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没有断死刑，唐太宗就非常不高兴，说我说过以后再有一定要处死。这时戴胄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是法，法是“国家布大信于天下”，不能因为皇帝一时喜怒的意见，使法丧失了大信，这样说服了唐太宗。唐太宗说了一句话：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所以皇帝也遵法了，这就发挥了法律的工具主义的作用，这是遇到了明主。

遇到了昏君的时候，就是法制的败坏。隋文帝本来是很重视法律的，但是到晚年任意为法。比如说六月天要判处犯人死刑，大家就劝解他从汉以来都秋冬行刑，六月天不能判死刑。他说六月天为什么不能判死刑呢？六月天还有雷霆震怒，雷还会击人呢，我是皇帝我也可以杀人。所以法律工具主义是人治下的法制，遇到明主确实起到了治世的功能，但是遇到昏君的时候便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法律工具主义不仅影响了整个古代社会，也包括近代社会。想起用法就把法拿出来，不想用法就把法收起来。所以今天我们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的法律权威主义的观念，就必须肃清法律工具主义的残余影响。

法与改革的关系就是古人所说的改制与更法。春秋战国时期处于社会大变动时期，其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联在一起的。到汉以后，专制制度牢固建立起来，谈改革多半都是经济体制改革。无论是先秦的也好，以后的也好，体制改革总是和法制密切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成功的改制，成功的改革都是和法制相向而行。举一个大家知道的例子，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是建立一家一户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改革是废除世卿制度，建立军功爵制。这次改革借助于法律，颁布了许多新法。开阡陌，封疆令，废除了过去的土地国有制。颁布二十等军功爵令，奖励首功，废除世卿世禄。这些法律明确地提出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对改革起了引导作用。其次，商鞅也利用法律扫除或者是减除阻碍改革的旧势力。把反对改革的旧贵族，甚至太子的师傅处以肉刑，借以推动改革。最后是运用法律来巩固改革的成果。这些成果得到了秦国百姓的拥护，所谓秦民大悦。尽管商鞅被处以死刑，但其法未败。所以改制与更法密切相关，成功的例子都是改制与更法相向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