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记者3月31日从中国大洋协会了解到，我国科考队员近日在东南太平洋海域首次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这一发现刷新了我国和国际上深海稀土资源调查研究的新纪录。

科考队员是在中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第五航段暨中国大洋46航次第四航段科考作业中获此发现的。根据对沉积物现场元素测试数据、浅地层和多波束测量资料综合分析，科考队在东南太平洋深海盆地内初步划分出了面积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富稀土沉积区。这是国际上首次在东南太平洋海域发现大范围富稀土沉积，为在该区域深入开展深海稀土资源调查和相关环境研究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经过科学家前期研究，我国已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初步划分出了4个富稀土成矿带，提出了全球12个深海稀土资源潜在富集调查区，并对全球海底稀土资源潜力进行了评估。目前，我国在深海稀土资源的调查研究水平处于国际先进之列。

(摘编自《我国首次在东南太平洋发现大面积富稀土沉积》)

材料二:

中国一直无法自主决定稀土的产量、出口额与价格。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近10倍，但平均价格几乎缩水六成以重要的军工原料碳酸饰为例，2012年7月包头碳酸稀土价格为6.8万元/吨，而2013年7月其价格下跌至2.7万元/吨，跌幅达到60％，可见中国对价格的调拉成效微弱。由于世界高尖端经济与军事工业严重依赖中国的稀土出口因而每当中国试图调控价格或削减出口量时，其他利益攸关国往往联合反对并威胁报复，致使中国不得不在权衡后做出妥协。加之中国国内出口商不计环境成本无序出口相互恶性竞争国内稀土产业整合困难。中国在世界稀土市场内外交困，导致定价权旁落。尽管中国积极采取稀土出口配额管理，但实质上无法阻止国内稀土资源大量外流，反而引起稀土走私现象。至今，中国稀土贸易仍处困境之中，贸易劣势仍未得到改善。

(摘编自李宏《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中国稀土产业的经济外交策略》

材料三:

主持人:徐光宪院士在七十年代提出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对我国稀土产业发展做出了怎样的巨大贡献?这一理论在今后工业生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严纯华:首先，从旧石器、新石器、铜器、铁器时代选今，从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然和认识元素本身的发展来说，稀土家族是最后一个被关注的元素家族；其次，过去几十年间，几乎每隔5至10年稀土科技都有重大的发现和技术突破，这些发现和突破不仅促进了科学和技术本身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质量;再次，稀土与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能源、环境和信息等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目前稀土采选冶过程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挑战，也是我们的研究机遇。从稀土研究本身来讲，人类发现稀土至今已有200多年，但真正系统地开展稀土本征性质研究也不过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很多理论和技术问题都有待解决。

过去30年，因中国稀土分离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发达国家依赖中国价廉物美的稀土产品，形成了稀土资源开采和分离方面的人才和技术断层目前中国在稀土采选冶技术上具有优势，支撑了全球95以上的需求量，但是在稀土的高、精、尖和特殊用途的材料方面，中国还依然与发达国家存在距离，这就要求我们要保持既有优势，高效利用资源，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加快稀土研究的步伐，在稀土资源高效、绿色利用和高端应用的核心技术方面做出更具价值的探索和成果。

(摘编自《稀土纳米功能材料的领跑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严纯华先生访谈》

阙就是宫殿外门两旁高出的建筑物。《周礼》中的“象魏”，《春秋》中的“两观”，《左传》中的“观台”，都是阙。古代王宫有五门，最外面为皋门，雉门为第二道门，阙在雉门之外。郑玄注《周礼》说：“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于天下，至正岁，又书而县于象魏，振木铎以徇之，使万民观焉。”汉代北阙的政治意义，应溯源于此。

汉刚建立时，各地割据势力还没有剪除，萧何负责营建未央宫时，依据厌胜这种避邪祈吉的方术压制凶顽，只建立了东阙和北阙。西汉时北阙的政治意义越来越被看重，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如汉昭帝时这里曾发生过冒充卫太子的事件，曾引起很大轰动；汉哀帝死后，董贤曾在此免冠徒跣诣阙谢罪，太后诏书也在阙下宣读给董贤等。

萧何这样建阙，还和政治史现有关。《史记》记载，秦的上帝祠中独缺黑帝，而传说中有五帝。刘邦认为自己就是黑帝，建立了黑帝祠，并沿用了秦的水德之制。水德之制，是战国时的邹衍创立的“五德终始说”的重要内容。“五德终始说”被历代新王朝建立者信奉，来阐释其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据此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刘邦则沿用秦的水德之制，水在五行中代表北方，东方为木，水生木。而南方是火，西方为金，火和金与水和木是相克的关系，这也是萧何只建北阙和东阙的原因所在。

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到了西汉中后期，士人利用汉高祖为赤帝子，当为火德之说，极力鼓吹五行相生说。东汉时以洛阳为都城，营建宫阙时，除继承西汉初期的建筑理念，建立了北阙和东阙外，也在南宫修建了南阙，这和其政治史观密切相关。或许受此影响，南阙在政治活动中越来越重要。西汉时管理北阙的公车司马令，到东汉时成为专门管理南阙的官员，公车司马令的职责在西汉时都是北阙的政治功能。在政治地位上，东汉时南阙渐渐超过了北阙。

阙作为一个政治符号，闪现着耀眼的光芒。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汉武帝时，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东汉时，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划陶等数千人诣阀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在阙前表现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巍巍”帝阙。

（摘编自宋艳萍《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

纵观中西古代艺术史，对人自身的认识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理性精神。

中国从先秦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美，到两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唐代韩愈等人的“文以明道”，到宋代程朱理学的“言理不言情”，弘扬的都是理性精神。这种理性，不仅仅表现为纯粹的哲学思辨，还表现在艺术所反映的文士阶层的人生观念和处世态度。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就鲜明地倡导人的理性精神。他的名言是“美德即知识”，每个人都应该有知识。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更是强调理性知识的作用，他在《理想国》中就把培养哲学家作为社会的头等任务。苏格拉底所开创的雅典学派代表了西方文化的正宗，他所提倡的理性精神成了西方文化传统包括艺术传统的精髓。不只文学艺术，其他艺术也体现了这一理性精神。建筑不只是为避风雨，更是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音乐舞蹈等表演不去创造幻觉的真实，而是更多诉之于理解、想象的真实。这明显高扬的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人类理性精神的高扬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人的社会角色意识。人来到这个社会，就一定要扮演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不同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角色意识，不同的意识导致不同的面孔。社会角色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占有的社会位置以及相联的行为模式，预定了处于该位置上的人的言谈举止的基本准则。在儒家思想起主导作用的中国艺术王国中，人的角色意识非常强烈：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孔孟制定的这些道德规范成为每一个人的行动准绳。在社会责任和“自我”发生冲突时，人们首先服从的是前者。马致远的《汉宫秋》中，王昭君因爱国纵身投江。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中，程婴以父子的死来救孤儿及全国的孩子；而公孙杵臼则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使程婴父子活下来。在面临生死的重大时刻，他们几乎都不存在心理上的冲突，都没有“自我感情”的考虑；考虑的只是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某一地位并由此而带来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中国人是重社会而轻自我，西方人是重自我而轻社会。这并不准确，起码在古代社会不是这样。荷马史诗中的氏族首领大部分都是勇敢无私的。阿喀琉斯的母亲曾经预言，他可能有两种命运，或者过和平生活而长寿，或者在战斗中早死。为了得到荣誉和尽职，他选择了第二种命运。赫克托尔的妻子规劝丈夫不要上战场，他响亮地回答：“保卫特洛亚是我的职责。”

中西方古代艺术所揭示的人的社会角色意识，是人类对自身的深层认识。人一生下来，就首先面临着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人的角色意识是处理好这种关系的中介因素，也是自我完善、自我改造、自我平衡的必要环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理想的精神境界都是从中产生的。它高扬的是人的自觉性，是人的理性精神。

当然，高扬理性既有正价值，亦有负价值。人一切从社会要求出发，扮演好自己所充当的社会角色，势必把自己看成是具有群体生死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个体；势必以理驭情，以社会利益来压制个人的欲望。这样，个体的主观情感、本能欲望被排斥在精神生活之外；合理的要求常常被当作有害的东西而加以压制，个人的创造探索也往往被视为异端而遭扼杀。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文艺复兴史纲》，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