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作家写人性是永远不错的

著名作家迟子建做客新浪网，畅谈新作《白雪乌鸦》。

主持人：您为什么会推出一部写哈尔滨鼠疫题材的作品？

迟子建：每一个作品的产生都跟作家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有关，我的这种土地的归属感尤其强烈，我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大。我原来对发生在1910接近冬天至1911春天之前结束的哈尔滨这场大鼠疫一无所知，“非典”的时候，有关灾难的报道很多。哈尔滨当地的报纸也做了报道，说采取的所有措施，和一百年前的大鼠疫时的完全一样，建立隔离病房，隔离病房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最后失控的时候封城，包括大批量的加工口罩，……因为是伍连德发明的，叫武氏口罩。这一系列的科学防范使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这场鼠疫确实最后控制住了。

主持人：您后记中提到医学博士伍连德，感觉他并不真是小说中最核心的人物，可以说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核心的人物，零零散散很多小人物都让人触动。您如何去揣摩、捕捉一百多年前小市民身上的那些特质？

迟子建：从情感、出生背景、我以往的写作经验，还有我对文学的理解等等来讲，我更容易贴近三教九流底层的小人物。之前我的《伪满洲国》，写到杨靖宇，类似伍连德，都是英雄式的人物，但是我着墨并不多。鼠疫发生是不选择人的，不管你是医生、是官员还是小商贩，这个敌人的杀伤力在于普遍出现，谁都可能被它击中。 普通百姓承受它的几率更高，这些普通的民众在鼠疫中是什么样的生活形态？还有欢笑，还有爱吗？这是我要追寻的。我的笔要去挖掘这样的小人物，写他们在鼠疫中的种种表现。写作之前我又到了老傅家甸，还坐在小巷子里吃小吃，体验生活，培养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心和那个时代贴得近些，让自己一点点过渡到一百年前的时代，然后就走进去了，写得很自如、很畅快。

主持人：很多人看过小说之后觉得《白雪乌鸦》有着一股忧伤、压抑、沉重的气息。但是我读完以后，更读出了对生命的释然。

迟子建：你能读出这种感觉我特别开心。这是我写作的初衷。我觉得仅仅写灾难，写痛彻心肺的这种东西，确实也能很震撼，写起来也不会吃力。但是如果能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把死亡中的温暖写出来，让读者体会到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更好。人类生存的历史就是不断跟灾难做斗争的历史，没有哪一场灾难能把人类消灭了，人类总是度过了一道一道的难关。除了科学的力量帮助我们，还有就是中国民众在灾难面前的那种坚韧、不屈和乐观精神，个体的力量不经意地形成了一股群体的向上的力量，最后的一种超然、释然和温暖。小说最后一章“回春”， “春水又涌流了，熬过了鼠疫，树上又有新绿了，南方的鸟又回来在傅家甸的街市里开始在叫了，生活又终于继续”。这确实是一种释然的感觉。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也是我的一种幸福。

主持人：死亡是《白雪乌鸦》的一个主题，因为不断地看到一些小人物离去。但是这里的死亡面前有一种生机，这里的死亡竟然让我感动甚至是感到美丽。

迟子建：小说中的陈雪卿为爱而死，为时代而死，她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自我凋零，她是一个特别美的化身。重孝道的山东人秦八碗，因官府怕传染制止他举棺入关而为母亲殉葬。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很悲壮的人物。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普通大众的情感世界都是格外丰富的，他们身上能找到我们期许的情感生活。不论哪个时代，不管有多少道德的束缚，人们内心的情感也是自由的。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真实地去反映人物内心最真实、最纯美的这种情感。我很喜欢他们这种默默的相守。

主持人：有读者给您留言，觉得您还写到了灾难中人性的光辉，您这么看吗？

迟子建：我觉得有道理。在灾难当中如果没有人性的光辉，生命就失去了光彩。像生活中的倒霉蛋王春申，有一种非常英雄的举动，加入了感染几率特别高的运送尸体的抬埋队，很危险；傅百川，为了鼠疫防控出资、出智，鼠疫过后家业败落了一半，他们都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人。鼠疫把小人物的很多英雄的举动激发出来了，那些很小的举动，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而一个作家写人性永远是不错的。人性最复杂。如果你把小说当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人性的一面写出来，这个作家走的就是正路。

主持人：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现在又在评审的阶段，您这次又有一部作品入选，您怎么看待写作和获奖？

迟子建：在聊天的时候，遇到知音，你就会很感动，得奖很像这样。你写了很多东西，可能不会碰到特别理解你的人，可是你一直在写，觉得也足够了，因为写作很大程度上是挑战，要给自己不断设置各种困难和障碍往前走，不得奖照样要写作，而且要不停的往前走。当然有了奖励，有了一种肯定，你会心里有一股暖流。但是我从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生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抵御外界世界一切的好与不好都有天生的免疫力。得奖我很开心，不得奖我仍然一样写作。我特别喜欢雨果，他是人道主义作家，70多岁还在写作，我希望自己有幸活到80岁的时候依然有蓬勃的创造力，而且写出的作品不让自己感到脸红……

在一种特殊优惠的保护之下，吸收着廉价劳动力的滋养，在中国的东洋厂飞跃地庞大了。单就这福临路的东洋厂讲，光绪二十八年三井系的资本收买大纯纱厂而创立第一厂的时候，锭子还不到两万，可是三十年之后，他们已经有了六个纱厂，五个布厂，二十五万锭子，三千张布机，八千工人和一千二百万元的资本。美国一位作家索洛曾在一本书上说过，美国铁路的每一根枕木下面，都横卧着一个爱尔兰工人的尸首。那么，我也这样联想，东洋厂的每一个锭子上面都附托着一个中国奴隶的冤魂！

两粥一饭，十二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样的弯，面色像死人样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

材料一：

中新网北京1月10日电（记者孙自法）“201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月10日在北京揭晓，广东英德市青塘遗址、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延安市芦山峁新石器时代遗址、陕西澄城县刘家洼东周遗址、四川渠县城坝遗址、河北张家口市太子城金代城址等六大项目入选。

太子城金代城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四台嘴乡太子城奥运村内，东南距北京市区140公里，自2017年5月起，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礼区文广新局对太子城遗址进行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重要收获。太子城遗址是第一处经考古发掘的金代行宫遗址，是近年来发掘面积最大的金代高等级城址，城址布局方式对金代捺钵制度、行宫的选址与营造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金代官式建筑研究提供重要实物资料。出土瓷器组合，对金代宫廷用瓷制度、供御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摘自“中国新闻网”）

材料二：

2018年9月26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强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历史文化意义及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要遵循整体保护与传承创新的工作思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协调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的关系。同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从坚定文化自信、传承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提高对文物保护利用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使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

（摘自“中国社会科”）

材料三：

第十七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

第十八条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一定的建设控制地带，并予以公布。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不得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风貌；工程设计方案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经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后，报城乡建设规划部门批准。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材料四：

大遗址保护：城市化进程和大遗址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之前我们就遇到了保护与开发的严重矛盾，有个良渚文化村，之前就是在大遗址保护范围内建设的建筑群。现在出现了不少高端的酒店、昂贵的别墅，虽然是先于大遗址保护规划之前已经批准的土地手续、但在后续的建设中也会对大遗址造成破坏。”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参会人员说。

公开资料显示，良渚遗址群的保护范围达到42．04平方公里，其中重点保护区面积13．47平方公里，大遗址保护范围的不少区域处在城市发展的核心区域。

不少的大遗址经过沧海桑田，如今多处在城市中心或者是周边区域，随着城市化的建设进程，和城市开发出现严重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开发与保护的严重问题，面临这一问题的不仅仅是秦成阳城遗址，大城市大遗址面临的开发与保护矛盾问题，是本次会议上反映最多的。位于西安北郊的秦咸阳宫大遗址区则是在大遗址区域保护方案做出之后的城市开发。去年12月，发生在陕西秦咸阳宫遗址保护区的秦汉新城管委会在没有和文物保护部门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对23处遗址未进行考古勘探就擅自开工，造成遗址区的大范围破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摘自“新浪新闻网”）

材料一：

近日，上海地铁上有一年轻男子以上班太累为由，拒绝给抱小孩的妇女让座，还抢夺乘客拍摄的手机。随后，该男子回应称，原本是想让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责让他很气愤，因此赌气不让。

争座事件频发，除了城市公共交通资源缺乏，也与一些市民让座的公德意识缺失有关。然而，公交车和地铁均是公共场所，车上的座位当属公共资源，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在照顾老弱病残孕等人群的基础上，一般讲究的是先来后到、顺位而坐，这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基本规则。

给特殊人群让座，并非是法律规定，而仅是社会公德的一种价值取向。现实情况却是，年轻者给年老者让座，变成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而年老者给年轻人让座，被公认为违反了常规和伦理，这显然是一种道德的“错位”。

从某种程度上讲，发生在公交车和地铁上的“让座风波”，实际上是整个社会人文关怀的呼唤与诉求。因此，与其道德绑架“让座”，不如增加公交车、地铁上的老幼病残孕专座。

（摘编自《让座不如增加专座》，2017年7月6日《北京晨报》）

材料二：

图表一：你不让座的理由

图表二：你通常会给哪些人让座

图表三：如果发现真有人需要座位，对于不让座的人，你怎么看？

材料三：

越是这种人人自觉、从善如流的时候，也越要防止出现那种过犹不及的“指教心态”--有些人好为人师，常常越俎代庖，“做人情”。

有道是“让座是情分”，上海地铁中的“让座指导”之所以乏人认同、少有点赞，是因为时下确存这么一种文明的“陋习”：一些人所谓的讲道德，不是为了约束自己，而常常是用作审判他人。这里，还应该批评一下那个拍照的乘客，且不议随意偷拍传播是否有侵权之嫌，而动辄以曝光威胁他人让座，显然已跟文明修为背道而驰。

真正的文明引导者，一事当前，只会先想到“我能怎么做”，而不是手电筒照别人，习惯性地去指教“你该如何做”。

（摘编自《多做“让座主角”，少当“让座指导”》，2017年7月6日光明网）

材料四：

在如何对待公交“让座”这类道德行为时，我们常常没有厘清，乃至有意无意间混淆了“道德高线”与“法律底线”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很明显，“让座”只是一种“道德高线”，而非“法律底线”层面和意义上的行为。只可以在道德上倡导，而不可以在法律上强制，即使“拒不让座”，也并不违反法律。误将“道德高线”认作“法律底线”，强求甚至强制他人“让座”，势必不仅侵犯他人“不做什么”的法律自由，而且同时也会无形中矮化贬损“让座”等道德行为原本固有的高尚德行、成色。

作为一种社会美德，“让座”非常值得提倡、追求，但如何去提倡、追求，显然也应以一种充分合乎道德的方式来进行。要想真正倡导这种美德，更道德的方式方法，显然不是“要求强求他人让座”“指责教训他人不让座”，而是“自己主动让座”“检讨自己何以没让座”。

（摘编自《“让座纠纷”混淆了道德高线法律底线》，2017年7月7日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