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与灵魂对话，命定寂寞

曹飞跃

不知死，焉知生

 1972年，史铁生因先天性脊椎裂导致双腿残疾，返京养病。1974年，他进入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务工，并开始文学创作，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1981年，因急性肾损伤弃职归家，笔耕至病殁。

他把自己的身体比作一架飞机，“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就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正因为“在最狂妄的年龄上”突遭此变，他孤愤悲忧，不得不常年遁世于地坛，自逐于那一片荒芜之地，

他这样写地坛：“四百多年里，它一面剥蚀了古殿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曾有多少百无聊赖的时光，他观察“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蜜蜂、蚂蚁、瓢虫、鸣蝉，以及在草叶上滚动、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的露水；曾有十五年的光阴，他目睹散步的中年夫妇由盛及老，唱歌的小伙子在墙角整理歌喉，捕鸟的汉子在树丛中撒网，漂亮的兄妹在“灯笼树”下拾起“小灯笼”……而他仍然孤寂。

在地坛的所思所系构成了史铁生余生写作的母题。他把孔子的话倒过来，说“不知死，焉知生”。众多跟他接触过的文坛朋友都明了，史铁生是“一个永远活在‘问题’里的人”，但在生死大悟之后，虽久卧病榻，也不妨乘物游心。

 2010年5月，史铁生与作家周国平对谈，那也是他生平最后一次重复论及自己为何要写作的原因：“写作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写作就是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苏格拉底说，要认识你自己，真是这么回事。没有别的原因……永不解决的问题是真正的问题，那你说这岂不是荒诞吗?最后你发现作为一个永恒的过程而言，只有美是它最终的解答。别的都很荒诞。只有美可以是不断超越的。”

思辨的写作，命定的寂寞。

史铁生说自己从小就“怵窝子”，对世界有恐惧，如非横遭突变，可能永远不会做一个作家，而会在恢复高考后读理工科的大学，然后平凡度世；但是，他的命运并没有按照这一轨迹行进。

 1998年，由于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史铁生开始“透析”治疗。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夏榆探访尚在医院的史铁生，看到他的动脉血液经塑料管进入透析机，滤掉毒素之后再经静脉回到体内，把全身的血液过滤几十遍。……“长达九年、1000多次的针刺，就使史铁生的动脉和静脉点隆起成蚯蚓状”。史铁生自己也在《病隙碎笔》中写道：“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猜想上帝的剧本里这一幕是如何编排。”

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的透析治疗，续命之余，也极大地消耗了他的身体。他的写作，因此只能局限在每个周四上午的几个小时，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即是他花了三年的所有上午写就的。他不参加活动，绝少接受采访，如果和朋友聚会，他要提前半天什么也不干，攒下精力和朋友说话。

曾经有人评论说，“史铁生之后，谈生是奢侈，谈死是矫情”，但这未必合乎史铁生的自我体认。他曾说：“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他尤其反对以身体的残缺来划分人群或者立场，自觉超越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自叹，进而关切普遍性生存和精神伤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表示，史铁生的写作是跟灵魂对话，这命定是寂寞的，“他的寂寞是心灵发出的，不是装出来的；他的彻底个人化，也不是装给大众看的，因为他从不哗众取宠。在这个反潮流也能成为潮流的时代，史铁生应该是最能被包装的，但他永远不会被大家‘利用’”。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笔记》等书曾经感动过众多读者，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他的笔法。此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有人说我的写作太过思辨，没办法，这可能就是我的命。大概我总是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

史铁生晚年住在金台路，由妻子照料，生活并不宽裕。作家陈村早年拜访，“除了同情他不能多抽烟，我和他的谈话与常人无异。残疾其实并不缺少什么，只是不能实现罢了”。为了预祝史铁生六十大寿，邻居王耀平送了他一个装蛐蛐的“拉子”（笼子），原本期望可以送蛐蛐伴他，不料竟成他去世前的唯一信物。

史铁生曾无限流连于地坛，并因此感恩自己的命运。如今的地坛园林规整，无颓墙，无荒草，也没有雨燕自林中飞出，搅动这皇家祭坛的落寞；京城的初雪久候未至，2010年最后一次残阳夕照，唯有冷风凛冽中飘来几不可辨的气味，知史铁生者，遂了然那气味中，或亦有一缕是属于十数年前那个作家的，他坐在轮椅上，感知四季更迭，天地洪荒。

（选自2011年《看天下》第01期，有删节）

配 角

聂鑫森

父亲邵伟夫，先是话剧演员，后来又成了电影、电视演员。他的名字很气派，“伟夫”者，伟丈夫之谓也。可惜他一辈子没演过主角，全是很不起眼的配角，虽是剧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也就是说几句不痛不痒的台词，演绎几个小情节而已。他的形象呢，身材矮小，脸窄长如刀，眉粗眼小口阔，演的多是反派人物：黑社会小头目、国民党下级军官、现实生活中的可怜虫……

他的名字是当教师的爷爷起的，爷爷曾对他寄望很高。没想到他读中学时，有一次演一个小话剧的配角，神采飞扬，被动员去读一所中专艺校的话剧班，从此他就很满足地走上了演艺之路。

因为母亲是苗族人，可以生两胎，我下面还有一个妹妹。我叫邵小轩，妹妹叫邵小轮。通俗地说，我是小车子，妹妹是小轮子。我们的名字当然是父亲起的，母亲似乎很欣赏，觉得低调一些反而会有大出息。

母亲在街道居委会当个小干部，人很漂亮。我和妹妹似乎承袭了她的基因，长得都不丑。母亲对于嫁给了父亲，一直深怀悔意，原想会有一个大红大紫的丈夫，不料几十年来波澜不惊。我母亲都不让我们去剧院看父亲的戏；电视上一出现有父亲身影的剧目，她便立即换台。她还嘱咐我们，不要在人前提起父亲是演员。

读初中时，一个男同学悄悄告诉我：“你爸爸的戏演得真好，可惜是个小角色。如果让他演主角，肯定火!”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很少，尤其是进入影视圈后，或是东奔西跑到一个个剧组去找活干，或是找到了活必须随剧组四处游走。每当他一脸倦色回到家里，首先会拿出各种小礼物，送给妈妈、我和妹妹，然后把一叠钞票交给妈妈。

我把男同学的话告诉他，他听了，微微一笑，说：“在一个戏中，只有小人物，没有小角色，这正如社会的分工不同，却都是平等的。主角造气氛，配角助气氛，谁也离不开谁。”

母亲轻轻“哼”了一声，然后下厨房去为父亲做饭菜。

我看见父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很痛苦地低下了头。

我读高中妹妹读初中时，父亲在出外三个月后，回到家里。他这次是在一部《五台山传奇录》的电视连续剧里，演一个貌丑却佛力高深的老方丈的侍者，虽是配角，出场却较多，拿了五万元片酬。他给我和妹妹各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给妈妈买了一个钻石戒指。

我发现父亲的手腕上绑着纱布，便问：“爸爸，你受伤了？”

他说：“拍最后一场戏时，和一个匪徒交手，从山岩上跌下来，把手跌断了，我咬着牙坚持把戏拍完，导演直夸我敬业哩。”

母亲说：“你也五十出头了，别去折腾了，多在家休息吧。”

他摇了摇头，说：“不！你工资不高，小轩、小轮正读书，将来还要给他们备一份像样的嫁妆。再说，小病小伤在拍戏中是常发生的，别当一回事。”

我和妹妹不由得泪流满面。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岳麓山附近。三九严寒的冬天，母亲打电话告诉我，父亲在岳麓山的爱晚亭前拍戏，让我去看看父亲，还嘱咐我最好把自己伪装一下，别让父亲分神出了意外。

漫天大雪，朔风怒吼。

我戴上红绒线帽子、大口罩，围上羊毛围巾，穿上新买的中长羽绒袄，早早地来到爱晚亭前。警戒线外，看热闹的人很多，我使劲地挤站在人丛里。父亲是演一个寻衅闹事的恶霸，样子很丑陋，说话还结巴，然后被一个江湖好汉狠狠地揍了一顿，上衣也被撕破了，痛得在地上翻滚。这场戏前后拍了三遍，导演才打了个响指，大声说：“行了！”

我看见父亲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然后去卸了装，换上平常穿的旧军大衣。接着，又去忙着搬道具、清扫场地。等忙完了，他靠坐在几个叠起的道具箱旁边，疲倦地打起盹来，手指间还夹着一支燃了一半的香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