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在马上

向东

从小镇到达草原有四十多公里，要分派各区乡的信件非常麻烦，邮局把邮递员的名额给了嘎绒。培训后，嘎绒带回一匹黄色的马，牵到每一个黑帐篷门前，邀请人家出来观看。草原上对马本不稀罕，马也并无特色。嘎绒牵着它对牧民们说：“这是公家的马，每个月都配有口粮。”他顿一顿，带点羞涩说，“我也成了公家的人。”公家人嘎绒，这是牧民们给他的新称谓。

第一次领到工资，他给黄马购了三只铜铃，铜铃声音极响，成天叮叮当当。远远听见铃声，大家就知道嘎绒来了，最初是公家的人盼他来，邮件大部分是区乡公务人员的，极少有邮件要给牧民。但是常有牧民让他带口信，求他帮着买点啥带回来，或带什么东西去别处，有的要他帮助卖掉新鲜的酥油。嘎绒高高骑在马上，听了别人的请托，并不点头答应，只管走自己的路。但下次来，他一定已带上别人嘱托的东西。后来，各牧场的人都随工作人员一样有了习惯，汇聚到路口，像欢迎某位要人。遇上谁要请他去家里喝碗茶，他的表情显得有些冷漠，摆手说忙。

黄马是嘎绒的心肝，路上，只要他没醉酒，基本不骑它。最初他牵着缰绳和它并排走，后来他跟在马屁股后，像马领他走。快到区乡，他才翻身上马。听说别的邮递员把配给马的饲料都换了其他东西，只让马吃青草。嘎绒讨厌。公家的马才有胡豆，吃青草的马多了，吃胡豆的马能有几匹？他对这事非常死板，配给马的饲料一个月三十斤，他每天喂马一斤，拿秤严格称了来，一两不差不少。他精心照顾，原本毫无特色的大黄马也长得膘肥体壮，精气十足，着实让人喜爱，就有人想去骑黄马，他摆着双手，一点脸面也不给别人。大家私下里讲，这匹马连他阿妈可能也不会让骑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嘎绒的头发花白了，那匹马也老了。在牧民心目中，嘎绒还是那个风雨无阻的人，那个斜歪着骑马的人，那个不能相信他说话但能相信他做事的人。

一天早晨，嘎绒骑着大黄马去邮件交换点，看见公路一侧搭了许多简易的工棚，上前寻问，说是要修建通村公路。

路一天天加长，比想象中更快。两月之后，一条可以行驶一辆小卡车的小土路通到了几个乡上。县上为这搞了一个庆典。掌声如雷，嘎绒感觉

心跳得厉害，眼睛莫名其妙就潮湿了，忍都忍不住。邮局的领导也来了，还专门找他谈了话，因为激动，嘎绒没理解人家讲话的内涵。邮局领导说：“路修通，我们的邮政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迈向了更高的平台。”嘎绒由于眼睛潮湿，不好意思抬起头，嗯嗯地应着，听领导继续说：“你在这没路的草原上跑了二十多个年头，贡献不小啊，不过现在好了，你可以安安心心休息了，考虑到你在这二十多年的奉献，基本工资会一直照发，到退休，就拿上退休工资了。”嘎绒好不容易将那潮湿的眼睛忍干涩，抬起头来，眼睛通红，看看邮局领导，还嗯嗯地应着。

第二天一早，嘎绒从小土屋出发，骑马取邮件，他看见一辆三轮摩托车突突突地响着飞驰而去，骑摩托的人是个穿绿衣服的小伙子。嘎绒勒住马，看他很快没了踪影，感慨比骑马快多了。来到交换站，站里那个熟悉的老头一见嘎绒，说：“你怎么来了？”

嘎绒说：“我来取邮件啊。”

老头说：“昨天领导已给你交代了嘛。”

嘎绒这才悟出有什么不对，说：“当时激动，我没听清楚。”

老头说：“送邮件的换年轻人了，骑三轮摩托车去送，你可以好好休息了。”

嘎绒说：“马怎么办？”

老头说：“这么多年了，马自然是你的，现在你一样能领到钱，到年龄还能拿上退休工资，多好的事，把马牵回去，干吗找这累受。”

嘎绒点点头说：“不做事，那工资也不好意思要啊。”说着，默默地牵马走了。

那天许多人都看见嘎绒牵着马，一路淌着眼泪哇哇哭。

这以后嘎绒的许多习惯都没了，他回到牧民的生活模式。只是每月他都会牵马来到镇上的粮站，自己掏钱买三十斤胡豆再回去。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大众史学热的风还能吹多久

记者 桂杰

正说清史的阎崇年火了。讲三国的易中天火了。还有一个个那些以前不曾熟悉的面孔和名字，似乎都在电视媒体的放大和热闹的网络中一下子跳出来。

最近出现的大众历史热引发的关注和出版热潮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可以说讲史自有其传统，而独盛于今，其中自有原因。其实，早在易中天之前，讲史、读史的热潮就已经形成了。

今年“五一”长假期间央视《百家讲坛》又趁热推出了孟宪实主讲的《贞观之治》。《孟宪实讲唐史》一书的热销又使得“唐朝”一度成为热门关键词，韩国《朝鲜日报》评价说，中国人陷入“帝国回忆”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研究员雷颐也推出了自己的新书《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并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历史学不断升温，史学热还要热多久？面对大众史学热，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

记者：清史、明史之后，今年一度出现了“唐史年”、“唐史热”的说法，有很多人预测这股大众史学的热潮在短时期内难以消退，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是否正常？

雷颐：实际上，在其他国家史学都是比较热门的东西，很多历史学家写的著作都十分通俗好读，并能给人以教育和启发。但是在我国，历史学却长期是冷门，80年代历史学内部甚至反复讨论史学危机的话题，当时没有人关注历史学，研究者自身都不知道历史学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当时的《光明日报》还曾发表过一些文章。

现在所谓的大众史学热，其实是史学从危机和冷门这样不正常的位置回到了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而史学危机的出现和长期以来史学被公式化教条化有关，我们甚至在谈到某个历史问题时要求引哪些经典语录都是有规定的，这些导致历史学文章干巴巴的。

孟宪实：和英语热比起来，你能说唐史很热吗？其实我觉得史学热只是个相对的概念。在我的理解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解得远不如日本等国家。怎么可能说它很热呢？比如，日本的“易中天”陈舜臣在几十年前就写过《大唐帝国·隋乱唐盛三百年》，并引起了广泛轰动。当然，唐史的热与不热，也许读者说的话才是最有分量的。

几年来，我一边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也参与了历史剧的编写，又有机会到百家讲坛讲史。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活动，但让我更真切的体会到，社会需要历史，社会需要历史学。历史学没有被淘汰，就是因为它的存在对社会有益，具有当代价值。

记者：很多观众有这样的感觉，在百家讲坛听到的有关历史的内容，不像是正儿八经的课程，到像是在听人讲故事，言语生动。甚至每一集之间还留有一些悬念，而正是这样的讲述方式把很多人吸引过去，对此，您怎么看？

解玺璋：历史叙事大众化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将论述变成了讲述。在讲述的过程中，文学手法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成为讲史很重要的手段。我们有十分悠久的讲史传统，上溯唐代，敦煌变文是至今还能看到的最早的讲史文本。变文者，变相之文也，就是把史籍和佛经以及一部分儒学典籍改编为故事，王国维就把变文称为“唐朝通俗小说”，也是注意到了讲史的文学性。这是历史写作者和讲述者为了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而必须掌握的叙事技巧。易中天和于丹都是颇擅此道之人，所以，他们能把历史和典籍讲得跟评书差不多。

梅毅：也有一种倾向，在电视媒体上，有些人只是为了讲得有趣，已经把学术的严谨抛在脑后，并越来越以媚俗为乐。比如有人说卓文君给人当“二奶”，过去可以纳妾，怎会有“二奶”之说？还有，汉武帝的一个臣子在衣服外面罩了一层轻纱做的袍子，他说别人穿的是“透视装”，这都哪儿跟哪儿？而这样说的动机就是为了故意讨好普通观众，在一味追求好看的过程中，对于历史的歪曲有时候到了流俗的地步。

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

记者：您觉得大众史学热出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孟宪实：历史是既往的经历，它不仅仅属于研究者，概括地说它属于全社会共有，是社会和民族的共同财富。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历史感越强，他们的使命感就会越强。一个民族的历史观积极、乐观、正确，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创造性就会越大。让全社会都来了解我们共同的历史，让全社会都拥有一个强烈的历史感、正确的历史观，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专业人员的理想，同时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从业者的努力。培养社会的历史观，这是我们应该具有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