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城市雕塑应当是“石头的史诗”，作为一种凝固的公共艺术，城市雕塑所传递的时代文化信息比文字图画和一次性的艺术展览对市民的影响更直接明白。目前，全国的城市，大到北京、上海，小到县城乡镇，到处充斥着彩带、钢球、电子符号、月亮帆船之类所谓抽象雕塑，很多人物雕塑形象拙劣，甚至丑陋不堪。还有那些立于公园湖畔的假鱼，十字路口的假马，小区里的假鹤更是令人不忍卒睹。就连一些名人纪念馆，重要集会场所的雕塑也有不少是粗制滥造。

有愿望又有钱来美化城市，这本是好事，问题是政府应当认识到城市雕塑的好坏，对所在城市市民的精神文明、文化传承以及新文化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应当立法干预而不是无所作为。因为作为公共空间艺术存在的城市雕塑不立则已，一经伫立，就不仅仅是规划者和创作者个人情感意志的承载物，而应当是城市市民的时代审美精神以及政府乃至于民族所倡导所引领的文化的载体。这种可视可触的公共艺术对这一座座城市的文化延绵是长久的而非一时的。不仅从城雕的选题和思想内容来说如此，从城雕与建筑的空间美感诸多审美要求来看，也非想立就立，而是要根据具体城市的不同历史、不同性格、不同地貌特征、不同的市民生活方式等因素通盘考虑的。规划并非长官意志，也非独断专行，而是对城市的尊重对市民的尊重，不像今天千篇一律的彩带钢球亵渎着城市，亵渎着公民的审美情趣。

如果承认城雕之重要，则必有立法做保障。立法并不约束创造，也不会遏制城雕艺术的百花齐放，而恰恰可以杜绝城雕无序混乱现象。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可以效法国家环保总局的做法。环保局是环境保护法的落实执行单位，哪个地方生态环境受到污染，哪个地方要立项建厂，都要由环保总局下设的环评司负责评定，其评定不是随意的，是有数据可依有标准可循的。这是对自然生态的立法保护。那么对文化生态的保护呢？城市雕塑作为城市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也必然要立法以保护其健康发展。当作为公共空间艺术的城雕也有了管理条例后，随即配置以城市规划管理委员会及下设的公共空间艺术审评处（名称可另议），这个处由建筑、雕塑、空间、文化艺术专家组成。省市县重要公共空间所设城市雕塑都应上报评审，必要时可采取市民听证会形式对所报方案进行审议。有了这个法律保障和评审管理机制，各城市雕塑项目立项人、设计者和施工单位才会认真考虑所立雕塑与建筑之关系，与本城历史之关系，与本城文化特征之关系等诸多要素，这才能保证城雕文化的质量。

（节选自章建国《中国城雕忧思谈》，略有删改）

《史记》的书生私见

费孝通

①我一生读书、教书、译书、著书，识字以来，除不得已外，70多年来，和书须臾不离。自称书生，当不为过。说来也难以自信，尽管我的小小书斋满架、满橱、满桌、满壁、满地都是图书报刊，但我常挂记在心头的书并没有几本。细细思来，关于太史公的《史记》实有不少久藏在心里的话，不吐不快。

②我和《史记》相识是出于父命。年未及冠，父亲带我去拜见老师。礼毕，老师说：“那么，就让他从《史记》圈起吧。”这是他定下的入门规矩，先得圈几部书。图书就是现在所说的标点，但符号单纯，只用圈断句。接着又指点一句：“可以先从‘列传’圈起。”父亲和老师作出这个安排，目的在学文，而不在学史。

③在我这一代，父命师训固然还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大热天能坚持埋头圈书，其实还是出于《史记》本身的吸引力。要分别了，我去向老师告辞。他抽了一筒水烟，抬眼看了我一下：“你觉得这部书怎么样？”对这突然袭击，我毫无准备，只能率直地说：“我很喜欢读。”“为什么？”“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古人写活了。”这位老师露出一丝微笑，并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他接着说：“既然喜欢读，还不妨多读读。”

④事隔30年，我列名老九，置身册外。当其时，亲友侧目，门庭罗雀，才又想起这部“不妨多读读”的书来。读到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我惘然如跌入了时间的空洞。历史应当是个逝者不能复返的过程，怎会在2000年前他已写出了我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自己当时活生生的心态？

⑤过了半个花甲再读《史记》，眼前不能不浮起那位老师不像是满意的微笑，似乎明白了他“不妨多读读”的意思，好像是说：“年轻人，慢慢体会吧。”这么多年的世道，把我的思路导入了对《史记》新的反应——太史公文中有我，把后人写活了。

⑥这种体会却又引出了一个难解的困惑。2000年的时间丢到哪里去了呢？我似乎见到了一个时间的空洞。我在“喜读”这部书的感情里，插入了一种“惶悚”的心理。如果真的是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举世混浊乃见清士——这不是一个令人心寒的世界么？我生来是个软心人，盼望着在时间的推移中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如果时间真是有空洞，人不能在时间过程中不断进步，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呢？

⑦又过了30年。我已入耄耋之龄。在写这篇“说史记”的短文时，突然发现我连太史公的生卒年代都不知道。查了一些工具书，对太史公哪年去世都用“？”号，存疑不写。后来我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3321页注16下找到《集解》①说：“ 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古代施宫刑的牢狱）。有怨言，下狱死。”关于太史公保李陵、下蚕室的事，在《报任安书》中言之甚详，也是后世所熟知的。裴骃引卫宏的注，我是第一次读到。似乎是隐约地说，司马迁下蚕室的真实原因是笔下无忌，得罪了皇上，保李陵何至于下蚕室？结果是死在狱中，年月不详。这个下场，历代史书一般是隐讳不提的。

⑧太史公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更不会不知道自己的落场。他忍辱偷生写完这部《史记》，最后在自序中还明白写出：“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在京师的那本是公开的，自然难免被削改。他似已防止这一手而把正本安放在下落不明之处。《索隐》②作者司马贞还故作谜语，引《穆天子传》说名山在“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彻中绳”之处；又在《述赞》中告诉读者副本是受到篡改的，所以说“惜哉残缺，非才妄续”。但是正本究竟何在呢？

⑨半夜不寐，似有所悟。我真是个太史公所说的浅见寡闻的俗人。怎么不领会有生无卒的妙笔？太史公的生命早已化入历史。历史本身谁知道它卒于何时？《史记》所述正是这生生不息、难言止境、永不落幕的人世。正是这台上的悲喜啼笑构成了不朽的人类心态。这就是它的正本，也是它的名山。让这台戏演下去吧，留个问号给它的结束不是更恰当、更好些么？

⑩“既然喜欢读，不妨多读读。”这是60多年前老师临别时的话，不寐之夜又在耳边叮咛。时乎，时乎，怎样分辨今昔呢？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