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而西方更着重于法典与制度的完备与执行，更为相信“法”的约束与规范作用。这就使得传统中国与西方在“官吏”的定位方面出现非常大的区别。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即所谓“青天大老爷”，被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和德行考察。如上所述，传统中国对官员的监督，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形成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在选任程序上，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

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与考核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曾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进行延杖、除名、贬谪、下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时，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明代言官监督与朝政兴衰》，有删改)

一个作家写人性是永远不错的

著名作家迟子建做客新浪网，畅谈新作《白雪乌鸦》。

主持人：您为什么会推出一部写哈尔滨鼠疫题材的作品？

迟子建：每一个作品的产生都跟作家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有关，我的这种土地的归属感尤其强烈，我在白山黑水之间长大。我原来对发生在1910接近冬天至1911春天之前结束的哈尔滨这场大鼠疫一无所知，“非典”的时候，有关灾难的报道很多。哈尔滨当地的报纸也做了报道，说采取的所有措施，和一百年前的大鼠疫时的完全一样，建立隔离病房，隔离病房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最后失控的时候封城，包括大批量的加工口罩，……因为是伍连德发明的，叫武氏口罩。这一系列的科学防范使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这场鼠疫确实最后控制住了。

主持人：您后记中提到医学博士伍连德，感觉他并不真是小说中最核心的人物，可以说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核心的人物，零零散散很多小人物都让人触动。您如何去揣摩、捕捉一百多年前小市民身上的那些特质？

迟子建：从情感、出生背景、我以往的写作经验，还有我对文学的理解等等来讲，我更容易贴近三教九流底层的小人物。之前我的《伪满洲国》，写到杨靖宇，类似伍连德，都是英雄式的人物，但是我着墨并不多。鼠疫发生是不选择人的，不管你是医生、是官员还是小商贩，这个敌人的杀伤力在于普遍出现，谁都可能被它击中。 普通百姓承受它的几率更高，这些普通的民众在鼠疫中是什么样的生活形态？还有欢笑，还有爱吗？这是我要追寻的。我的笔要去挖掘这样的小人物，写他们在鼠疫中的种种表现。写作之前我又到了老傅家甸，还坐在小巷子里吃小吃，体验生活，培养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心和那个时代贴得近些，让自己一点点过渡到一百年前的时代，然后就走进去了，写得很自如、很畅快。

主持人：很多人看过小说之后觉得《白雪乌鸦》有着一股忧伤、压抑、沉重的气息。但是我读完以后，更读出了对生命的释然。

迟子建：你能读出这种感觉我特别开心。这是我写作的初衷。我觉得仅仅写灾难，写痛彻心肺的这种东西，确实也能很震撼，写起来也不会吃力。但是如果能把死亡中的活力写出来，把死亡中的温暖写出来，让读者体会到生命中最本质的东西就更好。人类生存的历史就是不断跟灾难做斗争的历史，没有哪一场灾难能把人类消灭了，人类总是度过了一道一道的难关。除了科学的力量帮助我们，还有就是中国民众在灾难面前的那种坚韧、不屈和乐观精神，个体的力量不经意地形成了一股群体的向上的力量，最后的一种超然、释然和温暖。小说最后一章“回春”， “春水又涌流了，熬过了鼠疫，树上又有新绿了，南方的鸟又回来在傅家甸的街市里开始在叫了，生活又终于继续”。这确实是一种释然的感觉。作为一个写作者，这也是我的一种幸福。

主持人：死亡是《白雪乌鸦》的一个主题，因为不断地看到一些小人物离去。但是这里的死亡面前有一种生机，这里的死亡竟然让我感动甚至是感到美丽。

迟子建：小说中的陈雪卿为爱而死，为时代而死，她以一种决绝的方式自我凋零，她是一个特别美的化身。重孝道的山东人秦八碗，因官府怕传染制止他举棺入关而为母亲殉葬。我觉得这两个人都是很悲壮的人物。其实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普通大众的情感世界都是格外丰富的，他们身上能找到我们期许的情感生活。不论哪个时代，不管有多少道德的束缚，人们内心的情感也是自由的。作为一个作家，有责任真实地去反映人物内心最真实、最纯美的这种情感。我很喜欢他们这种默默的相守。

主持人：有读者给您留言，觉得您还写到了灾难中人性的光辉，您这么看吗？

迟子建：我觉得有道理。在灾难当中如果没有人性的光辉，生命就失去了光彩。像生活中的倒霉蛋王春申，有一种非常英雄的举动，加入了感染几率特别高的运送尸体的抬埋队，很危险；傅百川，为了鼠疫防控出资、出智，鼠疫过后家业败落了一半，他们都是具有人性光辉的人。鼠疫把小人物的很多英雄的举动激发出来了，那些很小的举动，展现的是人性的善良。而一个作家写人性永远是不错的。人性最复杂。如果你把小说当中形形色色的人物——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人性的一面写出来，这个作家走的就是正路。

主持人：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现在又在评审的阶段，您这次又有一部作品入选，您怎么看待写作和获奖？

迟子建：在聊天的时候，遇到知音，你就会很感动，得奖很像这样。你写了很多东西，可能不会碰到特别理解你的人，可是你一直在写，觉得也足够了，因为写作很大程度上是挑战，要给自己不断设置各种困难和障碍往前走，不得奖照样要写作，而且要不停的往前走。当然有了奖励，有了一种肯定，你会心里有一股暖流。但是我从小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生活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我抵御外界世界一切的好与不好都有天生的免疫力。得奖我很开心，不得奖我仍然一样写作。我特别喜欢雨果，他是人道主义作家，70多岁还在写作，我希望自己有幸活到80岁的时候依然有蓬勃的创造力，而且写出的作品不让自己感到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