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厉、温煦的大儒钱穆

邹金灿

①在北大，钱穆和胡适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其中一个吸引点就是两人的观点往往相反。比如，胡

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钱穆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更重要的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截然不同，胡适批判传统文化，钱穆则推扬传统文化的价值。

②他毫不客气地表达对胡适的不认同。一次，商务印书馆约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邀请钱

穆合写。钱穆拒绝了，明确告诉胡适：你我关于中国文学的意见迥异，如果各写一本书让读者比对着来读，那样会对读者有益，但合写一本则不行。

③这符合钱穆某些时候的峻厉形象。

④叶龙告诉我，钱穆先生相处起来很和气，但非常有威严。有一次他请钱穆改文章，钱穆提出意见，

他随口说了些反对的话，钱穆马上就不改了——认为他所持的并不是虚心请教的态度。这令叶龙极其后悔，数十年后谈起此事，仍懊恼不已。⑤《朱子语类》里记载了朱子这番话：“凡事回互，拣一般偎风躲箭处立地，却笑人慷慨奋发，以为必

陷矫激之祸，此风更不可长。孔子在陈，思鲁之狂士，盖狂士虽不得中，犹以奋发，可与有为。若一向委靡，济甚事！……大凡只看道理合做与不合耳，如合做，岂可避矫激之名而不为？”

⑥1930 年，钱穆撰文介绍近百年几个儒者的读书主张，谈到陈澧（1810-1882，字兰甫，清末广东大

儒，著有《东塾读书记》等书）的读书方法时，他认为陈澧只是看到了时人的病，开出来的药方却“温和有馀，峻厉不足”，不能振聋发聩。这个“峻厉”的主张，可与朱子的“慷慨奋发”互相发明。

⑦峻厉与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在叶龙的记忆中，钱穆很能克制自己的情绪，评议他人时，口不出

恶言，比如他对于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不聘请他这件事，其实是有意见的，但多年相处，也只听他不经意地提过一两次。

⑧在西南联大时，经常有人向钱穆请教。学生对这位老师，先是敬畏，熟悉后变成敬爱。每逢周末，学生成群结队去钱穆宿舍问学。由于地方小，来的人往往是一批出来，另一批再进去。

⑨这些前来请教的人各式各样，西南联大的学生，其他大学的学生，银行、报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

年过 50 岁的人……对于他们，钱穆没有丝毫疲倦厌烦的神态，一一耐心作答。学生李埏不解，说：“有的人只是慕名而来，只是来瞻仰先生风采的，为何也耐心作答？”钱穆举了范仲淹的例子：范仲淹带兵打仗

时，18岁的张载带着兵书求见，范仲淹劝他读《中庸》，张载记取这番话，后来成了一代儒宗。钱穆告诉李埏：“孔子说，‘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我宁愿失言，也不肯失人。”

⑩严耕望1941年来到齐鲁大学追随钱穆，报到的第一天，钱穆领他到住处，对起居饮食、铺床叠被、

整理书物等一切琐事都耐心指点，并且一天里来其房间五六次，对这位学生关怀备至。50年后，严耕望回忆起这个场景，仍然不禁涕泪横流。

龚鹏程说：“钱先生回台湾演讲，在淡江大学礼堂倒塌被砸之后，身体肯定是受损了（注：1952年， 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演讲时，屋顶水泥大块砸落，伤重入院）。晚年楼居为常。古人云，筋力之减，皆称新来懒上楼，钱先生则是罕得下楼出门。问学者都在客厅中见。政界人物来，亦不接待，任其随席听讲而已。对我辈，因非真正弟子，较客气，多称兄。于我则称龚先生，我称他钱老师或先生。怡然蔼

然，论学若话家常，大关节处却极敬肃、不苟且。而不甚道人是非，评价师友均极见分寸。许多成名学者，恃老卖老，动辄狂言骂世、自吹自炫，先生不然。”

太史公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纪，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在人海与时间的磨洗下，个人往往迅速湮灭，死后还为后人纪念的，无疑是“倜傥非常之人”了。

2015年是钱穆诞辰 120周年，“我们没有做什么纪念活动，对他的最好纪念，就是读他的书。”钱辉（钱穆的女儿）对我说。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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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唐端正回忆，钱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打太极拳，呼吸深长，全套每次可打 30

分钟，有一天在新亚上课，突然来了两个青年流氓，在门口探头探脑，还旁若无人地在课堂内左右穿插，钱穆警告无效，怒了，“把长袍的两只阔袖拉起，露出两只结实的手臂，一个箭步就抢到那两个阿飞的面前，摆出个揽雀尾的姿势，把他们吓得一溜烟跑了。”从钱穆身上充盈的生命力来看，他如从军，将会是个勇猛的士兵。

（2）胡适有次去苏州中学做演讲，因钱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东吴大学的教师陈天一叮嘱胡适，到苏州不要忘了见一见钱穆，那时钱穆正在写《先秦诸子系年》，有两本很生僻的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他怎么都找不到，于是当面向胡适询问。不料胡适也答不上来。事后钱穆反省自己“书生不习世故”，初次见面就问生僻的书，无疑是在刁难对方，但因为这个问题积压在心中已久，突然见到一位“天下名人”，是以不禁冲口而出。

这件事没有妨碍胡适对钱穆的肯定。读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后，胡适在日记里说：“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1931 年钱穆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时，主持该系工作的正是胡适，其时是文学院院长。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精辟地提出喜剧的对象是丑陋与错误的观点，将丑视为喜剧的基础，但他的喜剧观念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与局限性，如把悲剧与喜剧形而上地对立起来，认为喜剧与悲剧有严格的界限，“喜剧不致引起痛苦”，强调喜剧的纯粹逗笑、欢乐的性质；同时，他重悲剧、轻喜剧，认为悲剧是最崇高的艺术，喜剧则等而下之。亚氏的观点成为西方后世许多理论家、艺术家信奉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从喜剧心理学角度看，喜剧的审美心理不是一味地轻松愉快，而是由紧张到松弛。笑可以有轻松的笑、无可奈何的笑乃至撕心裂肺的笑，喜剧给人的审美感受是复合的。让·保尔曾指出：“喜剧性接近这样一种有形的痒感，这种痒感作为一种滑稽可笑的双音和复义震颤于痛苦与喜悦之间。”喜剧性笑所具有的“紧张——松弛”的模式，是由作为社会生物的人的“生理——心理——社会”的需要及其满足过程所决定的。人有需要就意味着他感到缺乏，当人产生需要时，肌体就会感到一种紧张，无论是人在遇到肉体的紧张或心理的紧张时，都有一种寻找解脱的欲求，希望从引起紧张的体内情境或体外情境中逃脱出来。“笑就是摆脱紧张，重归松弛状态的一种心理对策”。

从社会文化角度看，喜剧也是人类渴望摆脱制度与规范的束缚、解除紧张状态的方式。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于社会中，必然会受到种种社会制度、规范的限制和约束，人类的天性及种种需要不可能完全得到满足，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压抑，但是，人的内在生理、心理发展的需要，却又力求使这些本能表现出来。因而，被压抑的本能所造成的生理和心理的紧张状态会要求以间接、曲折的方式得到满足，笑正是缓解内心紧张、使人感到松弛的很好的方式。

所以，喜剧的审美效果是笑，笑是使人从紧张状态中解放出来的极佳方式。但笑的情感状态仍是复合的，伟大的喜剧所引发的笑往往并不纯粹使人感到愉快，而是交织着忧郁甚至悲哀的情绪。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伟大的喜剧往往都蕴涵着悲剧因素。莎士比亚、莫里哀、果戈理都是举世公认的喜剧大师，但他们的著名喜剧作品如《威尼斯商人》、《伪君子》、《钦差大臣》等，都有鲜明的悲剧因素。他们的喜剧，大大加深了文学反映生活、描写人物的深度和力度，同时也改变了西方长期形成的对喜剧的偏见，对后世的喜剧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启迪作用。20世纪西方大量悲喜融合的喜剧的产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在喜剧中融入悲剧因素这一传统是分不开的，尤其是荒诞喜剧，与传统喜剧相比，只是悲剧因素更为浓重了而已。

可见，喜剧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对生活中悲剧的理解与超越，能与悲剧产生相似的效果。正因为如此，20世纪著名喜剧理论家莫恰指出：“喜剧的确能以它特有的对生活的理解，它那奇妙的与悲剧的洞察力有同样力度的强烈情感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难以把喜剧与悲剧区分开来，那不是因为喜剧与悲剧相似，而是因为喜剧时常与悲剧的行动轨迹重合，而又不失其自主性。相反，喜剧凭借自己的资格，大胆地、不合逻辑地向一些传统中只属于悲剧的价值提出了挑战。

（苏晖《荒诞的悲喜性质辨》节选，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