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是李刚”与衙内政治学

羽戈

有些时候，你不得不佩服汉语的音韵之美。譬如“我爸是李刚”一语，从字面上看，平淡无奇，呼喊起来，却大气磅礴，如倒峡泻河，飞流直下三千尺。

李启铭之流，现在叫“官二代”，按传统的称呼则为“衙内”。据考，衙内一称，起源于“牙内都指挥使”一类官职，因这种亲卫官多由高官故旧子弟担任，后来索性将“牙内”改成了“衙内”，用以通称官府人家的孩子。

古典话本中，不乏衙内小霸王的身影。最著名的自然是《水浒传》里那位高衙内。他爸爸是太尉高俅，掌管一国军政，比李刚显赫多了。高衙内相中了林冲娘子，威逼利诱，弄喧捣鬼，直至将林冲逼上梁山。我听人一说“衙内”，必先想起这位花花太岁。

长此以往，历朝历代便形成了一种藏污纳垢的衙内政治学。其要点如下：其一，一般而言，衙内本身并无权力，他们手中高举的巍巍权杖，不是来自国家的赋予，而是出于父辈的租借，直言之，就是狐假虎威。可别说，这虎威的威慑力，并不次于官府这头老虎。由此，权力出现了私有化的传承迹象，由父子私相授受。当然，也许一国之权力原本就是一个社团，乃至一家一姓所私有，但大宋朝的私，与高太尉的私，明显不是一回事，前者名目上依然得拉“公”之虎皮。于是，大权力藏小权力，公权力藏私权力，以私乱公，因私废公，权力内部恶性循环如斯，能繁衍出什么好果子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何况高太尉们并非君子者也。

其二，乍听上去，“衙内”就不是什么好词，我们熟知的衙内们，都是坏事做绝之辈。然而，衙内为恶亦有其道，他们不是打游击战，而是打阵地战，因此就有抱团之必要。衙内们团结起来，结党营私——这是衙内政治学的最高境界。修行到此境界，衙内便不会满足于调戏林冲娘子之初级阶段，他们必须考虑更正经、更长远的营生，变衙内为太尉，以图成就更大的气候，谋取更大的利益。所以有水平的衙内，根本瞧不起高衙内之流。

其三，施耐庵写《水浒传》，将助高衙内作恶多端的富安和虞候陆谦都写死了，唯独留下了高衙内，任其继续茶毒众生。这是为何呢？我以为，正是施先生窥见了衙内政治学的真义。衙内往往皆有安乐的收场，因为在专制国家，天意就是权力，权力就是天意，他们不受天意的眷顾，谁有资格领受呢？

犹记得今人拍《水浒传》连续剧，最终打破小说命意，由一帮泼皮将高衙内阉了，这毋宁是导演的一厢情愿。我却愿视之为一个宪政主义的亲切隐喻：那一刀，阉的不是高衙内，而是私有化的公权力。

我们无法定论，李刚是不是好官、清官；却可推断，李刚的家教实在不怎样，严格自律的家庭教育怎能教出这么骄横、猖狂的儿子。

高衙内害了相思病，高俅便找来富安与陆谦，问道：“我这小衙内的事、你两个有甚计较？救得我孩儿好了时，我自抬举你二人。”想来李刚读到这一段，必定心有戚戚焉。衙内犹如罗马城，不是一日落成。即便有了制度的缺口，高太尉们的溺爱与纵容，当是最有力的助推器。猜测太尉大人的意思，不仅弄权卫护其子作恶，乃至有意授权于子，传以衣钵，千秋万代，一统江湖。

有了高太尉，未必会生出高衙内；没有高太尉，则肯定没有高衙内。所以，衙内的病根，很大程度结在了太尉的身上。阉了高衙内还不够，必须阉了高太尉。

（节选自《杂文选刊·职场版》）

一带一路涉及的很多国家处在全球最为严重的争端地带。其中中东中亚段国家都不是单一民族或单一教派的伊斯兰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从古丝绸之路的地理分布看，沿线各个国家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但是以中巴经济走廊文明圈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没有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在内的广大丝绸之路国家都是非西方文明国家，这些国家都更强调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

由于一带一路文明圈是一个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所以它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这里的包容性和普遍性指政治和文化多极化并尊重历史和传统。一带一路文明圈不从单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出发，不鼓励引发冲突和暴力的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一带一路文明圈只有回归复兴古丝绸之路多样化的文化，才会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和平共处，才不会发生文明的冲突，从而保证一带一路的安全畅通。

中国需要通过一带一路文化的建设，造就一个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规划和贸易大道规划相适应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圈内，最大限度地激发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部落的认同感、凝聚力、自尊心和创造力，整合丝绸之路文明圈内的无限资源，让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惠及丝绸之路文明圈的全体人民。未来由中国这样一个以多元性为特征的文化强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文明圈应该是文化交融共生的，即既保持文化差异，又能在文化多样性中和谐相处。

在一带一路文明圈建设中，中国要自觉防止搞新殖民主义文化，避免引发新的文明冲突。一带一路的核心区是伊斯兰文明带。中国要慎用西方的黑白分明敌我分明的一神教思想意识形态，避免重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冲突的覆辙。中国要用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跟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近似或共性文化圈的探索，挖掘和讲述中国与文化圈内国家在文化宗教上的密切交往和相互学习的故事，让中华文化与沿线国家近似的共生的或共性的文化创造性地进行大融通，共同营造一带一路文明圈。

做一带一路的文化项目，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接地气，不能只依教科书和媒体所给的角度来看世界，要学习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来了解他们所看到的世界。中国媒体在宣传报道一带一路时，需要一个谦卑的态度。中国长久以来总是以世界大国自居，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然而我们需要学习古人法显、玄奘的精神，怀着谦卑的心态，去尊重传播各地文明，不是盲目的自信自大。一带一路上的很多国家，历史上多次被其他民族征服和同化，近代被西方国家殖民或半殖民。这些国家对外来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突然涌入很敏感。因此在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中，我们一定要让当地人看到一带一路不是来征服的、不是来殖民的，而是伟大的丝绸之路精神的复兴。

(节选自李希光《建设一带一路上的文化强国》，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