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奢华

谢冕

①旗袍原系旗人装束，几经沿革，一脉至今。民国时期的旗袍，其大体形制沿袭了前朝旧式，却也融进了新进的时代意识，它是时代精进的形象见证。由于旗袍的发展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所以，它不仅是服饰，不仅是审美，更是文化。也许还不仅是文化，更是一种民族精神。都说中华旧邦生性守旧，其实不然。单以旗袍为例，当西方妇女界尚在推行束胸时，我们不仅毅然抛弃裹足陋习，更把旧式服装改造为领先潮流的时尚。   

②旗袍款式的演进，充分说明中国人审美观念的趋时与前倾姿态。传统的宽袍大袖，腰间束以很宽的腰带，原是为了适应游牧的草原生活，几经改进，顿时变成如今窄幅紧身、收腰、开衩的时尚的装束，这是一个姿态优雅的华丽的转身。它充分展露女性的胴体美，颈部、胸部、腰部、臀部，凡是足以显示女性体态之美的部分，它都没有放过。旗袍相当重视女性的这种身体资源，它全面而无保留地凸显了女性凹凸有致的体形特点，它推进并充分地展现这种美感。   

③在人类的初民那里，衣着原是为了蔽体，有着十分明确的实用目的——避寒冻，挡风雨，防伤害。后来文明程度高了，发展为维护尊严和仪态。再后来，人类懂得通过服饰来展示和享受美感，最重要的当然是欣赏女性美。当然，展示女性的身体可以是裸体，也可以通过类似“比基尼”的方式，但这些，不免有点“一览无余”的缺憾。一旦抛弃了外在的装饰，它就会违背人类审美的初衷。   

④旗袍作为一种服饰，它的好处是欲显故藏，是半遮半露，是开合有致，是让人在隐隐绰绰之间能够更充分地想象。中国旗袍装扮了中国女性，旗袍让中国女性更美丽也更自信了。这简直就是一支神笔，华贵而不事张扬，简约而蕴意丰富，它适中、含蓄而又充盈着情趣与风韵，精致地勾勒着中国女性的美丽身段，绝不轻易放过任何可以展现女性之美的细节。它是中国女性贴身的闺中密友。   

⑤经过改造的现代旗袍在中国流行于二十世纪最初的年代，成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十年代是旗袍的鼎盛时期。当时，在上海，在香港，在北平，在中国更多的城镇，旗袍造就了一派风华绝代的华丽。以是之故，1929年南京政府在《民国服制条例》中规定了女子礼服的式样，袄裙和旗袍并列其中。当年对这一服饰的规定是：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之中点，袖长过肘与手脉之中点。可惜的是，五十年代以后，旗袍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服饰，逐渐被列宁装、“布拉吉”甚至军装取代。自那以后，数十年间，中国女性的魅力身影消失在历史的风烟之中，女性服饰的男性化逐渐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⑥时代的开放召唤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回归，女人们重新穿起了她们钟爱的旗袍。她们恢复了自信。

  (节选自《文汇报》，有删改)

我国古代传统文化典籍中，“天下”一语自先秦发轫，迄于明清，世代沿用，屡见不鲜。作为一个具有久远生命力的词语，它既有其一以贯之的基本词义，又伴随历史的演进而被赋予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天下”一词具有深邃的文化内涵，其间所反映的人文情怀尤其值得注意。先秦时期，“民”的因素已经被引入到“天下”的意义中。如《论语》中的“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中论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是天下之人的意思，亦即天下的百姓。更为典型的是《孟子•梁惠王下》的记载，齐宣公问孟子：“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里的“天下”无疑应当理解为“百姓”或“民众”，是我国古代“民本”思想所体现的以百姓为天下的观念。

这种思想发展至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吟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一词的人文观念继续向前拓展。《岳阳楼记》所用“天下”一语，读者于其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呼之欲出的“百姓”二字。身为北宋名臣，目睹日渐加深的内忧外患，国家命运、民生艰难每每牵动范仲淹的思绪，他还在《奏上时务疏》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以德服人，天下欣载；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勿为苛酷，示天下之慈也”“不兴土木，示天下之俭”“舍一心之私，从万人之望，示天下之公”。可以看出，“天下”一语固有的地域概念，已经明确地向人文领域拓展，这里的“天下”更多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忧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是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风俗文明概念的引入，是“天下”一词向人文领域拓展的最重要表现，这是由顾炎武的《日知录》来宣告完成的。《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该书卷十三以整整一卷的篇幅，对历代人心风俗演变进行总结，极具探讨价值。其《正始》一条中有“亡国与亡天下奚辨”的史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篇。文中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篇文字中所用“天下”一语，其内涵已经远远逾越“易姓改号”的历代王朝更迭，而是同“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紧密联系在一起。何谓“仁义充塞”“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在顾炎武的笔下，就是明清易代酿成的道德沦丧、文化断裂及文明破坏造成的杀戮横行、相互残害。显然，《日知录•正始》中所用“天下”一语，已经不再为旧有的地域概念所能容纳，它讲的是数千年的古国文明，是中华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传承、价值追求。因此，《日知录•正始》发出的呐喊，尤其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的大声疾呼，不唯在当时激起共鸣，到了晚清，又经学人的改造，成为掷地有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

（节选自杨艳秋《地域空间与文化情怀》）

丹心一片林徽因

林徽因在伦敦留学时候就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1924年6月，林徽因和粱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1928年，这对新婚夫妇学成回国。梁林二人都对中国的古建筑怀有深深的热爱。当时，中国对古建筑的研究几乎是空白，日本学者甚至断言中国没有唐代古建筑。梁思成、林徽因二人下定决心，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念来系统研究中国古建筑。

30年代，林徽因经常与梁思成一起骑着毛驴、坐着独轮车，到穷乡僻壤去寻找古建筑。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发现得以为世人所了解，得到了应有的保护。然而，当这项事业刚刚开始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踏遍了华北的大片地区。战争越来越近，林徽因是北平的太太们中最早表示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林家有尽心报国的家风，林徽因的两位堂叔林觉民、林尹民均在黄花岗72烈士之列。她给8岁的女儿梁再冰写信：“如果日本人要来占领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八年抗战，物价飞涨，不断的“逃难”和越来越差的生活条件，使林徽因旧病复发。从1941年起，她就经常发烧卧床，从此再没有享受过健康人的欢乐。在贫病交加的情况下，林徽因在病榻上仍坚持工作，帮助梁思成反复修改并最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的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图解中国建筑史》，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已怀有的学术夙愿。也许没有人知道，林徽因为了这两部著作耗费了多少心血，在健康方面又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就是在这个时期，她一再谢绝了外国朋友的邀请，不肯到美国去疗养，而宁愿留在国内，同自己的同胞共命运。粱思成也支持她的选择，虽然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二战行将结束时，虽然梁思成向盟军提出了保护日本奈良古建筑的建议，但奈良附近的军事目标众多，盟军不得不准备对其进行轰炸。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奈良的历史遗迹，盟军需要一张详细标明文物地点的地图。这一次，画这张图的，是林徽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林徽因一家两次险些在日军的轰炸中丧命，其三弟林恒和梁思成的弟弟梁思忠均牺牲在与日寇作战的战场上。纵是佛经中诸神菩萨，胸襟也不过如此吧。

1949年初，林徽因所住的清华园解放了。她和梁思成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后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这一年，林徽因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从此她便把自己的命运同新中国连在了一起。林徽因曾决绝地表示，要与离开祖国大陆及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断交。她曾说过，自己从小接受欧美教育，但珍视中国；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也不该选择这样的时机离开祖国的。

一边是病痛的折磨，一边是繁忙的工作，她就像一支两头燃烧的蜡烛。她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建筑的论著，并以惊人的毅力参与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设计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主体建筑。她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提出了修建“城墙公园”的新颖构想。为了挽救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林徽因在一次会议上与当时的北京市负责人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她据理力争，甚至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声斥责。而那时她肺病已重，以致激动时只能发出喉音。今日，牌楼早已随着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图案，是林徽因最光荣的任务。连续几个月，她呕心沥血，一次次地参与修改设计，直到方案最后确定。而这时，她已经病弱到几乎不能从座椅上站起来了。1955年3月，林徽因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带着许多未完成的心愿离开了人世。她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墓碑上镌刻着一簇有着浓厚民族韵味、丰满又秀丽的汉白玉花圈。这原是林徽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碑座上的一个刻样，它作为一篇无言的墓志铭，纪念着它的主人。

（摘编自梁从诫《建筑家的眼睛，诗人的心灵》）

（百度百科《林徽因简介》）

（萧乾《才女林徽因》）

（梁从诫《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