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与大师到底有何区别

梁衡

①在社会上常听到叫某人为“大师”，有时是尊敬，有时是吹捧。又常不满于某件作品，说有“匠气”。匠人与大师到底有何区别？

②匠人在重复，大师在创造。一个匠人比如木匠，他总在重复做着一种式样的家具，高下之分只在他的熟练程度和技术精度。比如一般木匠每天做一把椅子，好木匠一天做三把、五把，再加上刨面更光，合缝更严等等。但就算一天做到１００把也还是一个木匠。大师则绝不重复，他设计了一种家具，下一个肯定又是一个新样子。判断他的高下是有没有突破和创新。匠人总在想怎么把手里的玩艺儿做得更多、更快、更绝；大师则早就不稀罕这玩意，而在不断构思新东西。

③匠人在实践层面，大师在理论层面。匠人从事具体操作水平的上限是经验丰富，但还没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虽然这些经验体现和验证了规律，但还不是规律本身。大师则站在理论的层面上，靠规律运作。面对一片瓜地，匠人忙着一个一个去摘瓜，大师只提起一根瓜藤；面对一大堆数字，匠人满头大汗，一道接一道地去算，大师只需轻轻给出一个公式。匠人常自恃一技，自炫于一艺，偶有一得，守之为本；大师视鲜花掌声为过眼烟云，进取不竭，心犹难宁。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章送给小女儿当玩具，但是接着她又得了一个诺奖。

④匠人较单一，大师善综合。我们常说一技之长，一招鲜，吃遍天，这是指匠人，大师则不靠这，他纵横捭阖，运筹帷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因为凡创新、创造，都是在引进、吸收、对比、杂交、重构等大综合之后才出现的。当匠人靠一技之长，享一得之利，拿人一把，压人一筹时；大师则把这一技收来只作恒河一沙，再佐以砖、瓦、土、石、泥，起一座高楼。牛顿、爱因斯坦成为物理大师并不只因物理，还有更重要的数学、哲学等。一个画家，当他成为绘画大师时，他艺术生命中起关键作用的早已不是绘画，而是音乐、文学、科学、政治、哲学等。而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师要求更高，马克思、恩格斯是一部他们那个时代的百科全书，***则是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学的宝典。

⑤这就是大师与匠人的区别。研究这个区别毫无贬损匠人之意，大师是辉煌的里程碑，匠人是可贵的铺路石。世界是五光十色的，需要大师也需要匠人，正如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世界需要人们有一个较高的追求目标。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将军总是在优秀的士兵中成长起来的。当他不满足于打枪、投弹的重复而由单一到综合，由经验到理性，有了战役、战略的水平时他就成了将军。鲁班最初也是一名普通木匠，当他在技术层面已经纯熟，不满足于斧锯的重复，而进军建筑设计、构造原理时，就成了建筑大师。虽然从匠人而成为大师的总是少数，但这种进取精神是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动力。古语说，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法乎其中，得乎其下。要是人人都法乎其下呢？这个社会就不堪设想。

⑥我们可能在实际业绩上达不到大师水平，但至少在思想方法上要循大师的思路，比如力求创新，不要重复，不要窃喜于小巧小技，沾沾自喜。对事物要有识别、有目标、有追求。力虽不逮，心向往之。在个人有了这样一种心理，就会有所上进；在民族有了这样一个素质，就会生机勃勃；在社会有了这样一个氛围，就是一个创新的社会。

“艺匠”所拿出的大概只能算是那“东西”，也许那“东西”本身也有些美感罢了。

而真正的艺术大师所奉献给人们的，是心音的律动，是思想的潮声，是智慧的闪光，是发自灵魂至深之处的绝唱。

当我们驻足大师们的作品之前，与其说是被他们的作品所吸引，倒不如说是为其深邃的思想和特异于常人的品质所征服。

艺术的至高境界是作为表现对象的思想化。当我们欣赏这样的作品时候，最初我们为其作品本身而吸引、而叹服，但随后我们会由此而“联想”到更多的作品之外的内容，发现比作品更为悠远、深广的时空。对于绘画艺术而言这也就是“画外之画”吧。

“画外画”不仅仅是作品本身技艺水平的高超的表现，更多的则在于作者对表达内容发现、表现的深度，实际上是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即作品的思想性，它是作品的灵魂。

讲“画外画”，不能不讲画外功。要具备“画外功”，必须热爱生活，深入生活，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需要下功夫的。与生活无缘是不可能产生伟大作品的。

（摘自次仁多吉《艺术大师与“艺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老校长的雨靴

庞余亮

一个人的身份与穿着绝对有关系，比如我们校长曾经到村里的裁缝店做过一套西装。瘦瘦的校长穿起来就不伦不类，反倒是他穿上蓝卡其的中山装好看些。不过他到乡里开会到城里办事还是穿上了他的宝贝西装，又穿上了他的老皮鞋——怕有很多年了，有一只已经歪斜了。看得出他穿上西装的感觉并不好，可是他说有什么办法呢，上次进城，人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古董，还是穿西装好些，穿西装人家的目光就少了，走路就轻松些，城里人就喜欢穿西装。

穿西装也就穿西装吧，可是一到下雨天，穿上西装的他偏偏又蹬上了一双中帮雨靴，这就更加不伦不类了，怎么看怎么别扭。每当他穿上这件衣服，学生们就在背后叫他“德国鬼子”。但乡下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一走路就是一脚的烂泥，想甩都甩不掉，真是固执的坏脾气。如果还想“甩”的话——用校长的话说就是想要派头的话——皮鞋一会儿就变成了小泥船，所以雨靴还是更适合于土路。看来校长穿雨靴还是穿得理直气壮的，既然穿着理直气壮，别人怎么看也就无所谓了。他心安理得地穿着后摆有点吊的西装和粘着烂泥的雨靴到乡里或进城办事。回来时他乐呵呵的，他似乎没少了什么，实际上雨靴上已少了许多烂泥，而原先黑色的泥渍变成了白色的泥斑，像踩了一脚的雪。

本来我早已不用雨靴了，过去在上师范前下雨赤脚；上师范时下雨也无所谓，到处都是水泥路。可是到我们学校就行不通了，烂泥似乎见皮鞋见得不多，反而亲昵得太过分了，开始我还“甩”，下雨穿皮鞋，后来再也不行了，我心疼。乡里经费紧，工资不仅发得迟还总打折，我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所以我托穿雨靴的校长到乡供销社买回了一双雨靴。

新雨靴锃亮锃亮的，亮得能照见人的脸，雨珠滴在上面一会儿就滚走了。我走路时觉得有人在看我的脚。不过雨靴老得很快，不出几个雨天，雨靴就老得和校长脚上的雨靴差不多。似乎只有老了的雨靴才更和泥土亲近些，老了的雨靴更协调些。每年开学前我们学校里的老师都要乘船到城里新华书店一趟。我们在城里往船上搬书，搬完书后一起去一家馄饨店吃馄饨——校长说这是城里最好吃的馄饨。吃馄饨时还可以在碗里多撂一些辣椒，那个香啊，那个辣啊，吃得鼻子上都冒汗。吃完了我们一身轻松，校长还脱掉了西装，露出两种不同颜色织的毛衣，然后我们再一起乘船回去。有一次开学前去城里，正好早晨下雨，我们都穿了雨靴，然后又一起穿着雨靴上了船。上了船校长还指挥我们在船帮上把雨靴上的泥洗掉，用校长的话说，要让城里人认为我们穿的是马靴，而不是雨靴。亏他想得出来！到了城里，太阳升上来了，城里的水泥路不像乡下的泥路，乡下泥路要晒两个晴天才能晒干，而城里的水泥路只要一个钟头就干了。穿着雨靴的我们几个好像是“德国鬼子进城”，雨靴底在水泥路上总是要沉闷地发牢骚，天不热，我身上全是虚汗，到了新华书店，上楼梯时营业员都哧哧地发笑。如果这还不算尴尬的话，我在回船的路上居然遇到了我城里的同学。同学笑眯眯的，目光却朝下，他看到了我的雨靴，我们的雨靴。后来好不容易同学走了，我觉得满街上的人都在看我。我躲到校长他们中间走，他们走路声居然那么响，都有点步调一致了，我都感到全城人的目光在喊口令了：“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可校长和其他同事并没意识到这些，他们旁若无人“一二一”地走着，他们要带我一起去吃馄饨。

回去的路上，校长首先把那双在水泥马路上叫了一天的雨靴脱下来，然后就躺到了我们刚从新华书店买回来的书捆上，我们也相继把雨靴脱下来。河上的风吹过来，吹得我们双脚那么舒坦，校长一会儿就在新书捆上睡着了。摇船的节奏好像在催眠，他还发出了呼噜声，而他的旧雨靴，一前一后地站着，像哨兵一样守卫着他的梦乡。

（《广西文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