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导向效力及其强弱，除了要以被评价者的心理机制为内在基础，还会受三个外部社会条件的制约。

其一，人们是否处在彼此之间能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中。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每天差不多要和同样的人打交道，相互关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这就为及时做出社会性道德评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熟人社会中的人都彼此知根知底，这就为对每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道德评价提供了有利条件。熟人社会中一个评价结论一旦给出，就会对评价对象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如果社会性道德评价给予一个人的是好名声，他就会由此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善待；反之，他就会由此受到人们的鄙视和孤立。不论是其中的哪一种情况。在对该人没有做出新的评价之前，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其二，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否大体相同。如果是，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强；反之，则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就弱。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一个行为者及其作为进行善恶评价，通常都以他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为评价标准，符合该标准则为道德或善，不符合则为不道德或恶。如果人们所持有的道德规范或道德观念是一致的，就会形成统一的声音或社会舆论；反之，则会出现不同的声音或社会舆论。显然，只有统一的社会舆论对评价对象才有最大的威力，而说法不一的社会舆论要么使评价对象无所适从。要么使评价对象把评价不当一回事。

其三，社会成员是否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的主体。如果无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那么就不会有社会性道德评价；只有少数人乐意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也形成不了强有力的社会舆论。不因与自己无关而仍愿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并不是一件可以轻松做到的事。首先这要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倘若需要用明评的方式对评价对象做出否定性评价，还得冒得罪人的风险。因而必须是有较强道德感或正义感的人，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主动充当社会性道德评价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人们生活在可以相互关注的熟人社会、同一社会范围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观念趋于一致、人们乐于自觉地充当道德评价主体，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才最强。缺少任何一个，都会影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整体效力。相对而言，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倘若无人乐于充当评价者，那社会性道德评价根本就不会发生：而前两个条件缺失其一或全部缺失，只会不同程度地减弱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力。

(摘编自韩东屏《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材料一：常去国外的游客发现，国外著名景区的门票价格并不高。比如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的门票合人民币39元，美国大峡谷和黄石公园等世界自然遗产公园门票的10美元，16岁以下来成年人免票。与之相比，我国景区的门票价格相对偏高。

门票收入在我国很多景区是主要经济，但过高的门票价格则会限制游客数量，降低景区经济收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单一的“门票经济”已成为制约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6月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并指出地方政府对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承担主体责任。各地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责任感和主动性。

（摘编自《旅游景区应尽早摆脱“门票经济”》）

材料二：在2007年以前，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主要收入是门票销售，其文化衍生品的种类主要是故宫的馆藏复制品，比如铜器、瓷器、书画作品等。这些复制品、高仿品制作逼真，蕴藏了丰富的历史文化元素，但实际销量却一直不太乐观。有数据显示，2012年故宫门票收入为6.5亿元，而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销售占比不足5%。

从2007年起，北京故宫开始陆续向台北故宫取经，学习他们的文化产品发展道路。2013年，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了“故宫文化服务中心”，专门负责故宫系列文化衍生创意，产品的设计、制作和营销，同时开设多个下属子公司，并授权故宫博物院作为各个子公司的签约主体，通过不同文化公司广泛开展新媒体营销，利用微信、微博、官网、电商等多种渠道，开展市场营销。这些包含了故宫元素的文化产品，不但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它的时尚感和趣味性也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截至2015年12月，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已达8700多种，2015年一年，故宫系列的文化产品销售额就突飞猛进，一路突破10亿元，超过了2014年故宫全年的门票销售总额。

（摘编自《故宫系列文化产品的新媒体营销策略研究》）

材料三：中国旅游业发展已经走过40年历程，无论是人们的旅游诉求和出游习惯，还是旅游产业内部结构和发展模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旅游者由原来景区观光旅游，逐步转变为休闲旅游、体验旅游、度假旅游，旅游活动空间走向城市社区、乡村田园或其他没有围墙、更加开放的自由空间；旅游产业的内部结构也由初期以景区为主逐步转变为多业态并重；旅游发展模式则由以“门票经济”为主导逐步转变为以服务经济为主体，旅游产业收入逐步摆脱了门票依赖，进而引导旅游发展模式由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特别是随着全域旅游的深入推进，社区旅游、乡村旅游、园区旅游、研学旅行等开放型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对传统单一观光型景区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

因此，从我国当前旅游业发展总体趋势以及国家政策导向来看，旅游景区经营走向低价门票、甚至免费开放已经成为时代所趋。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需要政府和企业积极互动、共同推动旅游业发展的历史性转型。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旅游产业并不绝对排斥“门票经济”。门票是景区产品经营的重要构成，“门票经济”也是种商业模式。许多旅游景区由于资源属性、投资主体、体量规模、内部空间特征等条件的规定和限制，多业态发展的可能性很小，以收取门票作为收入可能是其唯一的选择。

（摘编自《顺应全域旅游趋势，推动景区转型升级》）

风中的草鞋

从记事起，就看见爷爷常常坐在院子里编草鞋，他身旁的那一堆草，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细密的光。

爷爷是村里唯一穿着草鞋的人，每年天气一转暖，他便把草鞋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晾晒。穿上草鞋的爷爷精神焕发，就像他当红军过草地的时候，穿着草鞋轻快地走在阳光里，仿佛那一双脚被囚禁了整个冬季，终于重获了自由。

我穿过爷爷编的草鞋，柔软清凉，说不出的舒服。闲暇时，他便坐在院子里编草鞋，有时，我蹲在一旁看着他，我会惊讶于那一双粗糙的手竟能如此地灵巧，把阳光，把那些过去的岁月都编了进去。

干了一天的活儿，爷爷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草鞋，挂在院子里的树枝上。于是草鞋便在晚风中摇摇晃晃，那些浸透的汗水也挥发于无形，草鞋很快便又变得干爽了。爷爷夜里去院子里收鞋，怕凌晨的露水重新把它们打湿。躺在炕上，听到开门的声音，我就会坐起身来，看见那双草鞋在树影中摇曳着，然后一双手轻轻地把它们摘下。爷爷把草鞋捧在胸前，仰头看着天，静静地站上一会儿，才慢慢地踱回房去。有一次，爷爷躺在炕上抽烟，由于太劳累，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手中的烟袋掉落在地上。而地上，堆着他编出的那些草鞋。于是很快燃烧起来，几十双草 鞋终于化成了一堆灰烬。爷爷一边清扫着草灰，一边说：“幸好外边树上还挂着一双，明天还有得穿！”我问：“你辛辛苦苦了几个月编的草鞋一下子全烧没了，一点儿不心疼吗？”爷爷拍着我的头说：“心疼什么？甸子上有那么多草，还怕没有草鞋吗？”果然，第二天爷爷便又开始编草鞋了。

后来，我在外地工作，起初的日子诸事不顺，许多梦想都一一破灭。那些日子我心丧若死，为了逃避无所不在的伤痛，我终于又回到了故里。

爷爷在院子里编着草鞋，我像小时候那样蹲在那里看着爷爷。良久，爷爷放下手里的草鞋，抚着我的头说：“那年，爷爷的一堆草鞋都烧没了！”我轻轻点头，爷爷接着说：“你问我为啥不心疼，我说，甸子上有那么多草，还怕没有草鞋吗？孩子，只要你心里有奔头，还怕干不成事吗？”那一刻，我忽然泪流满面。

那个秋天，爷爷永远地走了。我们把他留下的那些草鞋在坟前焚化，满甸子的草一片金黄，可是，再没有一双手把它们编成鞋，再没有一双脚带着它们健步如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