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历史不是一堆记录在案的数据，也不是一串被记载下来的事实的堆砌，它是一系列相互冲突的争论。这样，关于一个事件的实际意蕴、一个偶发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如何最准确地概括这个事件？这些争论就在历史的解释中属于最有价值的核心内容。当一个社会隐瞒其过去记录的某些部分，然后那个社会或其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一个社会试图改变历史记载所呈现的或已经有充分根据的事实的时候，我们知道，历史是如何出于政治目的被曲解的。

②显然，历史是社会的需要。它赋予我们认同感。它为我们提供了多少可以用来指导方向的导航图，从而帮助我们在当今日益复杂的时代确定我们的方位。历史既有真理的形式，也有意见的内容。对历史的认真研究会帮助我们区分这两者。做出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如沃尔特•瑞雷爵士所说：“是意见而非真理能够无需通行证在世界上畅行无阻。”在大多数场合，我们从报纸、电视和朋友那里所读到、看到和听到并信以为真的东西是意见而不是事实。

③一谈到“文明”（本书即是文明的历史）立即就会陷入争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如此恐惧历史研究。谈到“西方文明”甚至更受限制，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它的范围过分狭窄。不过，如果我们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程，就必须通过特定的空间位置来把握它：我们的连续性、我们的标准、我们的进程等。我们还必须识别内含于“西方文明”概念的固有的两大偏见：其一，我们知道什么是“文明的”并达到了“文明的”标准；其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是单一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明单元。第二个偏见很容易发现。在我们大多数学者那里，在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课程上，不讲“东方文明”，只讲“东方的各文明”，这个术语表示，西方是一个单元，东方却不是。这些反映我们西方人世界观的习惯性的短语如同我们流行的地理书一样，表现了西方人的偏见。 由于这个习惯短语已经成为我们西方语言传统，所以本书仍然采用这种用法。

④不过，如果谈文明，从一开始我们就得给出何谓“文明化”的定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书籍已是汗牛充栋。可是，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给这个概念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因为对于一部涵盖整个西方的历史著作而言，文明这一概念是全书的一个指导和基本柜架。我们需要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以用来进行下面的叙述和分析。因此，这个操作性定义要求，“文明”包括一个社会或相互依存的一组社会的下列若干（尽管不需要全部）条件：要有某种形式的政府，人们通过它满足自己的政治需要和履行相应的责任。 城市社会亦即城市生活要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从而使文化不是游牧的和分散的；人类已经成为工具制造者，通过使用金属，改造他们的物质环境，从而也改造他们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这种改造是有限的；某种程度的功能分化已经开始，通常发生在工作场所，而荣耀、地位和目标一起，成为社会的粘合剂；社会阶级已经出现，不管他们是相互对抗还是相互依存；书写形式已经发展起来，从而群体和群体间，更重要的是代际之间，可以通过文字交流；闲暇的概念出现了，于是，生活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是特定的阶级职责或分工；要有时间概念，通过它，一个社会将自己与过去和对未来的假想联系起来。

⑤西方最常见的偏见是用技术变革来衡量“进步”，根据这个标准，至少到历史的晚近时期，没有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社会是不开化的。事实上，尽管文字记录和重大技术变革存在于我们所称的“文明社会”，但两者都不是文明开化的本质性内容。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或许我们应该记住英国批评家约翰•拉斯汀所记载的历史行为的三个内在要素：“伟大民族将他们的自传书写在三种稿本上：行为之书、言语之书和艺术之书。”

⑥承认甚至赞美全部文明的价值对于文明生活本身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通过我们特殊的历史经历的多棱镜认识全部文明。我们热爱自己的历史，在自己的历史中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借助于它，我们解释我们所遇到的所有其它事情。明了这一点，就是要承认我们也是历史的产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历史，以我们的方式提出我们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向我们的过去提问，也就不能向未来提问。

（（美）罗宾．W．温克《牛津欧洲史》序言，有删节）

梅花香自苦寒来——记画家荣宏君

王海珍

站在北京2011年岁末的街头，荣宏君自己大概已经想不起初来的心情了。有兴奋，也有茫然吧！和大多数北漂一样，有一个胸怀远大的抱负，有深浅莫测的前程，还有一颗跃跃欲试、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峥嵘之心……

现在心情渐渐平静安和。步履渐渐放慢，稳定。长期在传统文化、词章翰墨的浸润下，古意隐隐散发。那个从鲁西南偏僻农村走出来的懵懂无措的年轻人，已经在这个车水马龙的繁华城市稳稳地走出了一条路——那个自十岁起便拿起笔在土墙上胡抹乱涂的小孩，已经将他的梅花画送进了人民大会堂，赠送给了多名国外友人。

荣宏君，你现在是名人了呢，这句话，在家乡人的酒桌上常被提起，并成为祝酒的下酒菜，当事人却只是憨憨地笑，诚恳之极。山东鲁人的厚道、耿直，一直未曾有变。

这么多年，一个人，无亲无故，无组织无单位，游离在体制外，以笔墨为生。靠一双手、一只笔、一砚墨，单枪匹马，一路走来，也真是不易。

现在回望仿佛显得太早。“经历的有些事，到了我七八十岁时再细细咂摸吧！”荣宏君在傍晚的灯光下微笑。他早已学会了不抱怨。

外面，寒星泛起，黑夜的幕布拉开，回忆漫溢上来——他经历过的苦涩，因有现在的甘味，便也不再都是苦。

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很多攀越人生高峰，览人生胜景之人的感慨，也更像是他的人生写照——他画梅，一株又一株，傲雪的梅，凌寒的梅，孤倔的梅，画里有他的人生，真实贴切。他的成长是一部曲折的励志剧，是实实在在的真人演绎，无人可以代替。幼年，父丧家贫，高中毕业，北上求学，长子之责，看到家中重负，不得不辍学养家。对外说起，一句轻描淡写带过，自己的生活，却是一日日苦捱过来。

在画作没有市场之前，为谋生，他摆过书摊，开过饭馆，但他却学不来生意人的精明。骨子里面是文化人，即便是摆书摊，也要自己喜欢的书才行，没人光顾时，看书，有人来时，还是看书，天生读书人。生意自然是失败。

“陈年旧事了，不提也罢。”他摆摆手。

想过离京，回家守着几亩薄田，却心有不甘。内心深处对书香的渴望，如波浪在胸中翻涌。再穷，也要读书。拿起儿时练书法的毛笔，朝书香迈去。

幼年练习书法的底子与爱好绘画的基因结合起来，铺陈了最初的书画道路。一上手，花鸟虫鱼，都画，后来遇到国画大师关山月，一语点醒梦中人：你的绘画根基很好，每个都想画好，不容易，不如专攻一项。醍醐灌顶，他想起幼时土墙的梅，想起失学时院子里独放的腊梅——画梅。

他骨子里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梅，中国人眼中的“四君子”之首。梅花有林逋《山园小梅》中的婉约、凄美，又有***《卜算子·咏梅》的傲雪、凌寒、不畏严冬的奇志。路渐渐清晰起来。

现在，荣宏君的梅已经作为国礼走出了国门。2008年10月，中国青年代表团出访德国时，他的大幅作品《梅》在德国总统府当着数百名中德青年代表的面，被赠送给德国总统默克尔。默克尔与梅花两看相悦的微笑瞬间被镜头捕捉。回国后，有友人替他惋惜：荣宏君，怎么没与默克尔合一张影呢？机会难得啊！他只是眉眼舒展地笑。

“尽管我不是体制内的人，但是因为找到了青联这个组织，也算是享受到了组织的关怀，能让我的画作走出国门。”荣宏君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他未有言及的是，文化人无体制、无单位的苦。比如，办护照，办签证，他要回山东老家，到处去开证明——这是显性的。隐藏在这背后的，是无保障的以后，以及有些只对体制内人开放的机会——还好，他心胸豁达：“如果曹雪芹在体制内，他也写不出传世巨著《红楼梦》。”有自嘲，更是激励。“无体制藩篱的一个好处是艺术创造更自由。”没有体制的保险箱，那就自己去建造，内心有紧迫感，更能诱发创造力。

“愈来愈觉得，绘画是小技，修为才是大道。”荣宏君感慨，研读史书是修为，做人是修为，胸怀是修为，而这一切，都会反馈到绘画中，绘画是内心的展现，胸中沟壑，气韵流动，一切都在画中。

端午的阳光

熊红久

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被流放至汨罗江畔的屈原，得知秦国军队已攻破楚国郢都，顿时感到支撑生命的最后一点亮光熄灭了。

当他把“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诗句吟诵给江边渔父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将自己的清澈与江水的澄明合二为一了。我知道，这是屈子为保留个体纯净最无奈的选择，也是迄今为止，文化祭坛上最高尚的选择。

最终，三闾大夫坐在了汨罗江边，坐在了五月初五的阳光里，把最后的生路溺死水中。怀中石的沉重，恰如其心，所以屈原是抱着自己冰凉的心，走进激流之中的。而那些“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留在了岸上，留给了端午。一条江因为成了一个诗人心灵最后的归属地，而永远被世人铭记。一个普通的节日，因为收留了伟大诗人的高尚魂魄，而内涵充盈。

端午，把缅怀和敬仰裹成了节日的粽心。

节日的寿命当然要比人的寿命长久许多，所以，三闾大夫把自己的傲骨托付给了这个日子。在结束自己生命肉体的同时，也放射出了精神的光芒。被江水灌洗的灵魂，犹如江面的粼粼波光，刺痛了后人的视线和思想。我知道，这种深入骨髓的隐痛，来自时间深处的行吟，一个背负着深重苦难，行走了两千多年的节日，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寻找一个答案。

所以，端午节带给我们的，应该是溯流而上的文化追源，恰如诗人余光中所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以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用一个诗人的陨落，唤醒了一种文化的崛起，就像屈大夫生未能拯救楚国，却用死成就了《离骚》一样，忽然觉得，端午节其实更像是包裹粽子的苇叶了，它把所有的内容和精髓，密密细细地包藏起来，让我们极具耐心地一层层打开，最后领略到事物的真相。熟透之时，苇叶汲取了糯米的黏质，糯米渗透着苇叶的清香，似如端午与屈子之间的浸染，节与人的统一。

我对端午节的最初认知，完全来自于粽子,那时候的小学课本，还没有涉及到“楚辞”或者《离骚》的片言碎语，文化不高的母亲也无法给我们讲述端午节的由来，好在粽子并不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改变所蕴含的味道，我总会把端午节和甜香黏软的糯米联系起来。这使得整个贫乏的生活，还能透射出星星点点的光亮，就像枯枝间的芭蕾，渗漏出些许隐秘的春意。

现在看来，那些夹杂在一年日历中为数不多的能激发我们饮食向往的节日，早已成为精神上抵挡艰难生活的盾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为拥有这些值得回味的生活而向三闾大夫叩谢。对童年而言，这是一个多么充满人情关怀的节日啊!那种甜腻的感觉，一直泛舟舌津。

后来知道了屈原和楚怀王，知道了《国殇》和汨罗江，知道了每年这一天，人们蜂拥江岸，插艾蒿、挂菖蒲、吃粽子、竞龙舟，把一种悲情的怀念渲染成了欢悦的行为，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历史会在很多场合拐出一道弯来，就像屈原投江时所选择的河泊潭一样——它是汨罗江注入洞庭湖口前的弯曲处。这种弯道，对河流而言，只是改变了水的流向;对三闾大夫而言，却是以生命为笔，填充了历史的章节，引领了情感的走向。许多典故都停泊在河流的弯道，这些远航至此的细节，因为承载了有温度的夙愿，使得坚硬的历史柔软了许多。所以，更多的时候，是生命的结局让历史的叙述更具悲情。明白了这一点，再品尝粽子时，心情会沉重许多。

事情往往是这样，在分享一种传统时，我们更多的时候只在关注它所带来的结果，而其中蕴含的真谛，却很少探究了。因为时空的距离，让变得愈加缥缈和混沌。好在历史给了我们最好的解决方式，它让时间淡化了一个国家的破碎的同时，却强化了一种品质的高贵。它让我们穿越两千三百年的距离，聆听到了一条河流古老的潮汐。这时候的端午，或许更像是一缕阳光，从汨罗江的源头流淌过来，映照着江边每一位过客的内心。

我知道，有些品格是无法超越的，它更像一面古镜，端放在我们必经的路口，让人们从历史影像中，找到现实的映像。

《人民日报》(2016年5月21)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