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无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是政府为了从民间选拔人才而设立的。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而言，科学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开、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科举的举措，越南科举的废除还在中国之后。16至17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接触到科举取士制度，并通过游记把它介绍到了欧洲。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19世纪中至末期确定的公务员取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应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来招录，后来这一方法渐渐成为欧美各国依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的考试原则与方式和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上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形成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的风气。这样不但大大拓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途径，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做官“寒门”出身的人。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百倍”，同时也被“紧锁笼中”。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并培养了大量人才，1300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为进士的，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考成为高级官员的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到中国时所见的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的。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一般人出于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性灵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仕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分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分子。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的“圣贤书”，故此也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

科举造成恶劣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考试的内容与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写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视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付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束缚，无论是创造能力还是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限制。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的唯一目的，读书变成了只是为了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也限制了人才的出路。到了清朝，在文学创作上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也埋没了民间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规定科举考试内容。

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了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的五权分立，当中设的“考试院”便是源自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高考中看到。例如分省录取，将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都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选自《百科全书》，有删改）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生命问题是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子就对生死问题理性对待，曾提出“未知生，焉知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求仁”的生死观，儒家入世精神重视个人生前的社会价值，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意义，将个人价值消融在社会历史的价值之中，对死亡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而忽视了个人的生命存在。这种将个体的人湮没在“道”的纲常伦理系统中的观念，最终束缚了人的自由发展。不同于孔子，道家的庄子则对死亡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死生亦大矣”“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意识到了死亡的恐惧和生命存在的有限性，并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来消弭这种人生的苦难和死亡的焦虑。而到了西汉，儒家思想取得了独尊的地位，这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将个体全身心地投入到等级森严的集体性社会中，他们以儒家的仁义道德为真理，以实现济苍生扶社稷作为人生价值的最高目标，儒家圣人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在此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因此，他们面对死亡所表现是重生轻死。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汉之前，死亡对中国人来说是模糊而神秘的。

时至魏晋时期，中国的历史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动荡不安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奸诈、虚伪，很多知识分子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汉末魏晋六朝却是史上精神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而正是在这种时代的动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催动互生下，迎来了魏晋士人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而这种觉醒，首先的表现则是对个体生存困境的思索，也即对死亡的观照和冥思——死亡意识的觉醒。对魏晋士人来说，一方面，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士人极度珍惜生命，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尊贵；另一方面，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瘟疫的流行及随时随地都会遇到的政坛飞来的横祸，其结果是死亡枕藉、朝生暮死、人命如蚁，又使他们体味到了生命的极度卑微。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飞来的横祸，使人们不得不面对人类的必然归宿——死亡，不得不对死亡表现出了莫大的关注。

魏晋士人悲生又悲死，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焦虑时时煎熬着他们，他们厌世不厌生，求生而不得，在这个生命情绪空前浓厚的时代里，面临的却是太多太多的死亡。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生命的价值何在？晋人提出了近乎颓废的人生观，人生只能追求声色犬马的物质享受，正所谓“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这种人生观使人们看到的只是空虚和黑暗，这种感伤主义的生命意识更加加深了魏晋士人对生的焦虑和死的恐惧，其中蕴含着深沉的生存悲剧感。

魏晋士人在对死亡的观照与冥思中，痛苦地抒写着自己的人生答卷，他们炼丹服药、狂饮烂醉的同时又写诗作文、绘画书法、弹琴长啸，这里有近乎放荡的任诞、有近乎典雅的美丽，这是魏晋士人在观照和冥思死亡之后所建构的诗意生存空间，其中蕴含着魏晋士人对生的留恋、焦虑和对死的厌恶、畏惧，他们留给我们后人的是不同于传统伦理价值的生死观、是悲怆而又凄美的人格美——是一种流传千古的魏晋风流。

（选自《试述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