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谷歌新一代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元仅通过3天的学习，就以100比0的胜率战胜了曾经打败天下无敌手的初代阿尔法狗，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和进化能力让人震惊。阿尔法狗项目的负责人大卫·席尔瓦说，阿尔法元之所以强大，因为它不再被人类认知所局限，而能够发现新知识和新策略。

如果人工智能真的如设想的那样，能够高仿甚至超越人类思维的局限，创造新思想。解放生产力，这无疑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然而试想一下，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由机器制造和提供所有产品和服务的世界，人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是自由幸福，是恐慌失控，还是枯燥无趣?

人们喜欢发明听话的科技，但人工智能的出现却让这种观点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是需要有脾气、有欲望、有喜怒哀乐的人工智能，还是除了高智商、绝对服从之外没有任何感情的人工智能。即便是业内诸多科技大佬、企业家等不断重申人工智能并不会给人类发展带来威胁与灾难，让人们相信人工智能的好处会大于弊端，但后者给人带来的恐惧显然也在与日俱增。同样是人工智能，人们显然更希望要一只机器猫，而不是一个终结者。

(摘自吕洪《人工智能：机器猫，还是终结者?》)

材料二

腾讯早在2012年，就在上海布局人工智能项目。我们专注计算机视觉研究的优图实验室，就诞生在上海，专攻视觉识别与图像处理，目前是腾讯进行人工智能研究的三大实验室之一。最近，腾讯的华东总部正式落户上海，我们与上海市的合作将全面升级。其中最为重要一个合作领域就是，腾讯要在上海聚焦人工智能产业，并将先进技术充分应用于文化创意、智慧城市、智慧零售、民生健康等领域，全面地加入“智能上海”行动。

在今天大会的讲台上，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两边的屏幕，在我左边是“腾讯同传”的屏幕，在我右边是科大讯飞的翻译，在屏幕上看到不断跳出的中文字幕和英文翻译。目前全部是由我们后台的机器来完成的。人工智能在同声传译的应用整体上还处于初期。所以，今天腾讯同传在现场完全依靠机器来完成，而不是采用“人机协作”的方式进行同传，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腾讯同传是我们内部两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微信智聆提供的语音识别技术，相当于腾讯同传的“耳朵”，比如现在它就在聚精会神地听我说广东普通话；同时腾讯翻译君提供的技术，是立刻把刚刚听到的中文翻译成英文。在这个过程中，还要迅速识别我的口音，理解我的一些个性化的表达，对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来说，还是有挑战性的，所以也请大家多多包涵，给我们一些鼓励。

(选自马化腾在“2018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演讲)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人工智能发展，逐步走出了一条需求导向引领商业模式创新、市场应用倒逼基础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的独特发展路径。但也应看到，我国企业目前仍主要凭借丰富的数据、巨大的应用需求和开放的市场环境累积优势，而发达国家科技行业则依旧掌控着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技术优势，并在基础理论、核心算法以及关键设备、高端芯片方面大幅领先。这样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我们瞄准核心关键技术和基础前沿理论，迎头追赶、久久为功。

人工智能是接地气的科技力量，面向需求，面向数字经济，面向高质量发展，才能更好激发正能量。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界应当继续利用好自身的优势，不断开发人工智能在各种场景、各个行业中的深层次应用，真正解决人们关心的问题。同时，国家层面也有必要围绕核心技术、顶尖人才、标准规范、政策伦理等进行前瞻布局，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发展，并着力推动科研机构和领先企业下好“先手棋”，突破人工智能基础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

(摘自余建斌《深度开发，激活人工智能潜能》)

①城市管理者创办大型文化活动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考量，当然其中也有民生的考量。然而，大型文化活动在创办、设计，评估等一系列环节中如何强化民生意识，却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②考查如今众多的大型文化活动的创办动因，我们发现，过多重视精英需求，过量强调经济效益，轻视民生需求，忽视百姓意愿的现象不乏其例。这样的功利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的目标追求吗？必须承认，正如多元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群组成一样，我们的文化活动也应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但我们还应承认，现代耗费巨资的大型文化活动往往是由政府创办，而政府代表的是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理由只为少数人服务，将一个牵动全城甚至打造城市标志的大型文化活动办成少数人的自娱自乐。民生意识是大型文化活动创办之本，这一点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从第—届开始，“人民大众的节日”这一办节宗旨就牢牢扎根在每一个操办者的脑海中，将艺术节办成万民同乐、百姓共享的文化大餐，正是艺术节所有工作者的共同追求。

③现代大型文化活动不管是专业类的、综合类的，打的都是组合拳。上海国际艺术节不仅总体结构上有演出、展览、群文、论坛、交易会、节中节六人板块，每年平均有近百个项目，品种繁多，样式丰富，风格迥异；而且一个板块，如演出中，就有芭蕾、交响、戏曲、话剧等多个艺术品种。但不管有多少品种和多少项目，不管从总体设计到项目设计，自觉的民生意识都是设计的灵魂和源泉。

④首先在内容设计上要充分反映民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大型文化活动的内容设计承载着许多功能需求，既要服从活动定位的制约，活动目标的导向；又要服从个性要求、文化追求的满足；还要服从市场繁荣、产业发展的支配。然而民众需求和接受能力却是内容设计的根本立足点。不要说本来就以吸引最大化民众参加为目标的上海旅游节以此为首要考虑，即使是艺术含金量较高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在聚焦电影艺术家和专业人士的问晌，也不敢稍存怠慢民众之心。

⑤其次在形式设计上要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欲望和方便。一方面大型活动的举办有凝聚城市人气的动因；另一方面已逐步殷实起来的市民有参与文化活动、追求精神享受的需求。两者的聚合是大型文化活动之所以越办越多，越办越兴旺的根本原因。因而在大型文化活动的形式设计上，就必须细心考虑民众的参与方法和途径。

⑥再次在总体设计上要高起点考虑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这里首先要明确的是大型文化活动应该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是政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切实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这种高质量服务体系的需要。上海国际艺术节运作体制的四句话：“政府推动，社会支持，市场运作，群众参与”，就精辟地体现了这—理念。

⑦评估一个大型活动成功与否有很多指标：内容是否精彩，形式是否创新，票房是否火爆，等等。然而，在诸多评估指标中，最根本的应该是民众的反应。没有这—点，其他指标难以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活动本身也难以实现它创办的宗旨和目的。因此，大型文化活动在建立自己科学的评估体系中必须自觉强化民生意识，将民众的反应放在首位。

⑧大型文化活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眼球经济。社会的关注度是任何一个活动的操办者所极其看重的，然而在具体考量中常常会偏重专业界的关注而轻视百姓的关注，将专业关注代替社会关注。我们并不否认，大型文化活动大多带有一定的专业性．需要专业界的认同。如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不能引起音乐人和音像公司的关注，很难想像它能够成功举办。但如果它只能吸引专业人士的眼球，而无法打动广大民众，也很难想像它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

⑨一个大型文化活动其内容的构成难免有雅俗之分，自古以来众口难调。从专家明星到平民百姓都一致叫好是—种理想境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是一种常态，关键是我们以哪一张“嘴”的评价来作为活动评估的主要标准。大型文化活动因其公益性质，政府背景及其承载的社会功能使我们不得不把评估的天平倾向于民众的”嘴”。我们需要专家的百张“嘴”，更需要民众的万张“嘴”。

⑩笔者曾经观摩过—场耗费巨资、场面壮观的大型情景剧。这台原被炒作成大型文化活动亮点的剧目，吸引了两万多观众前往。然而演出未经过半，观众不仅不给掌声，甚至干脆起身走人。事后，一位专业人士对笔者说：老百姓用手和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这场演出的态度。而著名盲人歌唱家波契利上海演唱会尽管没有豪华的布景和精妙的包装，但全场八千多名观众把如潮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地献给了这位音乐界的奇才。不给掌声和如潮掌声，鲜明的对比给出了真实而残酷的评判。

(节选自张福荣《大型文化活动的民生意识》，原载《文汇报》。有改动)

老戏

岳阳·梅实

儿时的记忆中，我们梅家大屋那六百多人丁的屋场，房子最好的当推祖堂屋。它从脚至顶，清一色的火砖。这砖头是经人细心挑选后在青石板上磨过的，接缝处也不挂泥灰，而是用的糯米粉拌石膏，墙面平平整整，标标直直，既好看又牢固，即使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也绝不怕阶级敌人“挖墙脚”的。

祖堂屋对门是戏台。戏台由四根硕大的楠木柱子撑着，台顶系盔顶结构，盖墨绿色琉璃瓦，屋檐四角各配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下边吊着铜铃，风起处，铜铃叮当，传去好远好远。

连年过节，锣鼓一响，这里就成了北京的王府井、长沙的天心阁，上屋里、下屋里，潘、卢、程、肖、李，男女老少，各色人等，从四面八方涌来，看梅家的戏班唱戏。

梅家有个呱呱叫的戏班，这是梅姓家族的一大荣耀。那年头，在临湘路南一带，只要你说起是梅家的人，人家就会对你刮目相看，就会夸你梅家的戏如何如何唱得好，唱得妙，那情形，真有点当年湖南人在外说起毛主席的老乡而受人盲目推崇那味道。

我父亲和叔父都是戏班子里的角色。父亲是坐后台的，司鼓、敲锣、操胡琴、吹唢呐都是他的拿手戏。他平时不苟言笑，甚至看起来有点木讷，一旦坐到台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吹拉弹唱、样样皆精。我叔父其实我不叫他叔父，叫细爷。细爷在戏班里当班主。他唱老生，常在台上摇头、甩一尺多长的“胡子”，抖手，然后一声“呀呀呸！”喊得那屋梁上的扬尘直往下掉，喊得你栾心①直跳。细爷可不像现在有些演员，台上演英雄，台下是狗熊，他在台上台下都是正人君子。他一生只读《三国演义》一部书，也最最崇拜那摇鹅毛扇的孔明诸葛亮，他在戏班子里威信颇高。除了父亲和细爷，还有三名主要演员：花旦兴福、小生巨民、丑角忠和。花旦兴福平时看起来眯眼睛，龅牙齿，那样子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可他若将锦缎一披，凤冠一戴，莲步一扭，水袖一甩，着实婀娜多姿，楚楚动人，常令那些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二吊子们眼睛瞪得比牛眼睛还大。如遇喜庆玩采莲船，他就扮演蚌壳精，同样妖冶动人。小生巨民生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且唱做俱佳，逗人喜爱。与花旦兴福恰恰相反，丑角忠和平时白白净净，一经粉墨登场，则奇丑无比，令人捧腹。梅家戏班里除了这几根台柱，剩下就是跑龙套喊“呵啊”的了。

据老班祖辈们讲，梅家的戏班成立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期。解放四十多年来，经历了两起两落。五十年代，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戏班子进入鼎盛时期，每年从大年三十开始，一直唱到桐子开花、麻鞭水响，待新谷入仓，八月中秋一到，一声呵嗬又开了锣，有的要唱到腊月二十四老鼠子嫁女才收场。三年困难时期，人饿得一个个直不起腰，谁还有心思看戏，这戏就衰下来了，接着十年动乱，老戏被当作封资修批判，一律禁演。不得登台唱了，戏班里的人喉咙发痒，就常常偷着拱到我家来，父亲抄起他自制的胡琴，嘎咂嘎咂，他们就开腔：“在家中啊请过了，母亲严亲哪嘛唉……”这时，我娘总是一边骂他们呷多了，健翻了蔸②，一边泡芝麻豆子茶他们喝，然后端把小凳，坐在一旁纳着鞋底，听得津津有味。

我可是怎么也听不出味儿来。戏班子红火那阵，父亲常常晚上驮起我去看他们的戏，什么《送别》、《寻夫》，什么《朱买臣卖柴》、《杀狗劝夫》，我全看不懂，看着看着就倒在戏台旯旮里睡着了，唯一使我不困且迄今未敢忘却的是那出《大悲塘洗澡》，也不知何因何敌，那演员哀哀切切唱过一阵后，竟上起吊来，然后那舌头伸出老长，那眼瞪得老大，然后有人拿过一把旧油纸喷上“洋油”，点上火，那蓝色的火焰腾地而起，然后听到台下有人惊呼……

直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禁锢了十几年的老戏终于开禁了。这时，梅家老戏班的戏子们虽然都还健在，可一个个驼了背，掉了门牙，脸上布满了沟沟岔岔。他们不管这些，壮心不已，偏要在垂暮之年露几手看看。戏台上，又响起了铿锵的锣鼓声，人们也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

可没过多久，这般热潮冷却了。不是上头来了禁演的红头文件，也不是老戏子们唱戏不卖力，更不是看戏的人冒钱冒时间，关键是，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娱乐的名堂多了，要求更高了。老戏子们也曾试图来一番改革，比如，你七老八十岁的，嘴巴不关风，眼皮打不开，谁爱看你那干茄子老相？如今漂亮妹子到处是，便想挑几个年轻男女前来接班，可找谁谁不干。他们说，到渔潭、长安搞副业，稍微吃点亏，用点心计，一天就要赚个十块八块的，唱戏划不来。

无可奈何花落去。老戏子们只好到家里抱孙孙，到园里布菜去了。

伯牙弹琴遇知音，不遇知音不弹琴。我父亲的那把破胡琴送给了一位盲人，父亲说，把给他还可讨碗饭吃。

只有那戏台仍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那四根楠木柱子早被白蚁掏空了，连细伢子玩捉迷藏都不敢上去。

（选自梅实散文集《往事悠悠》，有删减改）

“加急时代”的青年“慢生活”

2010年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国际慢城会议上，江苏省高淳“桠溪镇”生态之旅被世界慢城组织正式授予“国际慢城”的称号，这是中国首个国际慢城。

“来，做一个农民吧！与地套交情，与天打交道，与自然做伴侣，讨好自己内心。在有炊烟升起的地方，去闻当季糯米在柴火下散放的谷香，狗追鸡飞，鹅伸脖长，鸭游水塘。拔一地萝卜，打一轮麻糍。流一身热汗，抺一额汗水，拌一下姜汁……”在微博上，有关慢节奏的生活和享受这种生活的群体，引起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在杭州，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只工作、不坐班，自由定制生活；他们崇尚“分享、交换、尊重、感恩”，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慢生活联盟——“慢联帮”。

19世纪，歌德曾呼唤过：美啊，请你停留一下！而今，现代人久居城市，虽然享受着出行、生活上的便利，但也不得不忍受着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喧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带来的窒息，无暇停下脚步领略人生沿途之美。

据一项调查显示，84%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在“加急时代”，其中72%的人称“精神高度紧张，压力大”，这也成为让现代人着急上火和焦虑的主因。

正是这样的原因，让“慢联帮”的创始人胡晓峰决心把“慢生活”的理念带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学会生活，学会享受生活。

胡晓峰说，在“慢联帮”的“根据地”，拒绝浮光掠影式的快餐消费，倡导的是悠然自得、漫游慢行的方式。“比如，你可以用你的时间作为交换喝到免费咖啡。”店里的每一个柜子、每一面橱窗，都可以放上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但是必须用时间或自己的私人物品交换。“时间给我，我就把生活给你。”

“慢生活”概念发源于意大利。1989年，意大利记者、美食评论家卡洛•佩特里尼成立了“国际慢餐协会”，倡导人们放慢节奏，享受美食，拉开了全球“慢生活”运动的帷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慢生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慢饮食、慢睡眠、慢工作、慢阅读、慢运动、慢休闲、慢音乐、慢社交、慢情爱……无处不在地提醒人们放缓脚步，享受人生。

陈笛是“慢阅读”的践行者，她在长春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慢书吧，向客人提供着慢阅读、慢邮递等各类“慢服务”。“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大家需要一个减速带，让疲惫的心歇一歇。”陈笛说，在这里，一本书、一杯茶，你可以静静地看一天，彻底忘掉外界的喧嚣。

李伟是一位幸福的慢工作者。半年前，他摆脱了繁忙无序的电话声、上司不耐烦的催促和同事们紧张的面孔，把办公室从公司搬到了家里。“在我看来，慢生活代表了一种更为自由、开放、弹性的工作方式。”李伟说，尽管还要为工作和业务拼搏，但是发觉努力工作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很多看来很苦的事情慢下来欣赏着，也是很美的。

在杭州一家4S店工作的沈亦冰则在培养自己的“慢饮食”。“细嚼慢咽可以使唾液分泌量增加，唾液里的蛋白质进到胃里以后，可以在胃里反应，生成一种蛋白膜，对胃起到保护作用。”她说，细嚼慢咽还能节食减肥。

“有人说慢生活需要有经济实力的支撑，但事实上，慢生活与个人资产并无太大关系。”张萧然是“慢联帮”的成员，“五一”期间，她与其他成员一起参与了“慢联帮”倡导的“三元钱公益”活动，为山区的孩子募集了上万元的善款。“慢生活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所带给我们的回报，可能比获得经济成功和社会地位更有价值。”

“心态、时间和环境，是慢生活的三要素。”资深慢友redfish说，“三要素中，心态决定了时间和环境。同时，心态可以让人创造环境、发掘环境。”

“近几年来，欧美国家提倡‘慢生活’，鼓励人们积极控制生活节奏。我们要留下一些生命空间给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要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拼人生。”慢生活倡导者盛迪平说，放慢生活的速度不是拖延或浪费时间，而是让人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鼓励人们做事有计划性，清理掉不必要的应酬和耗时项目，让生活更有效率，更从容不迫。

“由快到慢，折射中国年轻人心态更趋于从容。因为‘慢’是通过耐心、慎重和深思熟虑来表达人对整个社会的关怀与责任感。”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在社会相对浮躁的当下，慢下来代表的是一部分70、80后年轻人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他们开始从之前的关心外在物质，转而关注内心世界，这将有助于他们日后解决更多生存发展中可能纠结的人生问题。

（《半月谈内部版》2012年第6期/记者段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