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也戳中了一些地方城镇化的软肋。一些乡村在变为城镇的过程中，虽然面貌焕然一新，但很多曾经让人留恋的东西却荡然无存。人们或多或少有这样的担忧：快速的、大规模的城镇化会不会使“乡愁”无处安放？要在城镇化进程中留住乡愁，不让“乡愁”变成“乡痛”，一个重要措施是要留住、呵护并活化乡村记忆。

乡村记忆是乡愁的载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文化的记忆，如日常生活用品、公共活动场所、传统民居建筑等“记忆场所”；另一方面是非物质文化记忆，如村规民约、传统习俗、传统技艺以及具有地方特色的生产生活模式等。乡村物质文化记忆与非物质文化记忆常常相互融合渗透，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些乡村记忆是人们认知家园空间、乡土历史与传统礼仪的主要载体。在城镇化的过程中留住他们，才能留住乡愁。这实质上是对人的情感的尊重。至于哪些乡村记忆真正值得保留，这一方面可以借助一些科学的评价体系进行合理的评估，另一方面可以广泛听取民意，然后进行综合甄选。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需要做好这方面的前期规划。

仅仅留住乡村记忆而不进行呵护，乡村记忆会逐渐失去原有魅力。呵护乡村记忆，使其永葆“温度”，就要对相关记忆场所做好日常维护工作，为传统技艺传承人延续传统技艺创造条件，保持乡村传统活动的原有品质。比如，对一些乡土景观、农业遗产、传统生产设施与生产方法等有意识地进行整理维护。对于乡村中的集体记忆场所，如村落的祠堂、乡村的入口、议事亭、祭祀场所等，不可因为城镇化就让其全部消亡，而应对这些承载着人的情感和记忆的场所定期维修。既要让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更为方便，又要让游子在故乡找到依恋感与归属感。

如果说留住和呵护乡村记忆是一种消极型的留住乡愁的话，那么，活化乡村记忆则是一种积极型的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就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深度挖掘乡村记忆与乡村传统产业，进行精细化、产业化升级，将“文”“人”“居”与“产”融合在一起，让原来的乡村记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充满生机活力。这需要相应的公共设施与之配套，需要发展教育、医疗、商业、娱乐休闲产业等，使乡村记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产生新的凝聚力。

（摘编自陆邵明《留住乡愁》）

让“艺术鲜花”植根“生活泥土”

卢新宁

荷兰画家凡·高有一幅名画《农鞋》，被后来者纷纷解读。其中以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阐释最为深入人心：鞋具磨损内部那黑洞洞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艰辛，回响着大地无声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一言以蔽之，好的艺术品就是在人与大地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

由此联想到中国美术馆的一个画展。在近日由全国政协书画室主办的“子夜墨魂——周一波画展”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许多“深入大地”的作品：背着小方桌兴冲冲迈步的《赶席》农民、在家看孩子种地的《留守男人》、讽刺“钓功名者”的《独钓》、体现城乡变迁的《二嫂进城》、反映城市陌生人社会的《喊楼》……这些作品题材，或拾取于乡间习俗，或根植于时代变化，使人感受到了深厚的乡土情感和现实关怀。

通过作品反映民意、民情、民风，并提出耐人寻味的现实问题，这是周一波画展的重要特点。“大风吹过黄土坡，还从纸上听民声”，作为中国长安画派的创新人物，周一波的画作不仅汲取了西方当代绘画的艺术精髓，形成了独特的“水墨杂文”艺术风格，更重要的是始终保持着对脚下大地的热切关注，对民间疾苦的高度关切。而无论是“乡土幽默”的专业评价，还是“民生情怀”的观众留言，画展收获的赞誉，也再次印证了那句大白话：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说过，“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一件文艺作品所以感人，是因为它所表现出的人物、环境或者事件，符合并唤起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体验。所谓“胸中自有万千丘壑”，一个艺术家如果不深入生活，不投身大社会大自然中，胸中的丘壑又从何而来?

纵观当下许多文艺作品，小品《卖拐》被反复播放，电视剧《士兵突击》获得好评如潮．就在于它们深入生活，有现实关怀。反之，一些电影被诟病“空洞乏味”。往往是因为闭门造车；一些作品被人批评“看不懂”，根源就在于凭空臆造。

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社会，“秀才不出门”固然也能“尽知天下事”。然而，越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生活的意义就越为重大。一是因为在众声喧哗的语境中，只有躬身体验才能去伪存真；二是因为深入生活，不仅包括信息掌握，更包含着感情培养，而后者正是艺术创作的激情源泉。在这个意义上，正如一位论者所言：现代农业可以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但艺术创作如果也搞无土栽培、工厂化生产，就不可能产生鲜活、富有生气的作品。

疏远了生活的人，生活也会疏远他；离开了泥土，就没有鲜花。***同志《在廷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样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身处大发展大变革的年代，能否踏准社会前进的鼓点，回应时代风云的激荡，让“艺术鲜花”植根于“生活泥土”，这直接决定着艺术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关系到文艺是否能如鲁迅先生所言，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

在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言意关系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对诗歌创作与诗歌欣赏影响至深。注重言外之意，这不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共同的特点。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学观念是相通的，都要求虚中见实。《列子·汤问》载：韩娥鬻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余音似乎更能撩动人的情思，引起人的回味。白居易的《琵琶行》描写琵琶曲暂停时的情景说：“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是深得中国艺术妙趣的。古代的绘画要求在有限的形象之外寄托不尽的意趣，往往在画面上留出大片空白，启发观者自己去想象、补充，正如包世臣《安吴论书·述书上》引邓石如的话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奇趣乃出。”在戏曲舞台上，不设道具或仅设极少的一点道具，也主要是靠演员的动作暗示种种生活场景，给现众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

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趣，都是以有尽寓无尽。语言作为思维的工具，不可能没有局限性，不一定能够完全表达人们所想的东西。语言实质上只表达普遍的东西；但人们所想的却是特殊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在一首诗里，言总是有尽的，写得再长也有终结。但是这有尽的言所包涵的意味，它们所给予读者的启发却应当是无尽的。任何一首诗都有它的主题，可是不同时代的读者，或同一时代的不同读者，联系各自的生活经验，对它就会有不同的体会。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也会有不同的感受。中国古代的诗论特别重视诗歌语言的这种启发性，作诗最忌太直、太露，读诗最忌太滞、太凿。一览无余的作品算不上真正的艺术，拘守章句的读者也不是真正的鉴赏家。一个懂得艺术的鉴赏者，可以从吟诵的诗句中看到图画，也可以从画在纸上的图景中听到真意。李白听蜀僧弹琴，联想到万壑古松；杜甫看了刘少府画的山水障，仿佛听到山上的猿声。龚自珍《己亥杂诗》中“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虽然只有十四个字，却能抽出读者不尽的思绪和想象。

含蓄不等于隐晦，注重言外之意，追求含蓄不尽，并不是有话不说，而是引而不发。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诗人浮想联翩、思想感情的飞跃接近极顶时，自然达到的艺术境界。最后的一跃已经开始，无限的风光即将展现。诗歌语言保持在最饱满、最富有启发性的状态之中，给读者留下了最广阔的想象余地。

强调含蓄并不排斥痛快。直抒胸臆，淋漓痛快也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全看诗人的造诣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