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书院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和教育形式，具有教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在培养人才、创新学术、普及教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延续了一千余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价值取向。河南商丘应天书院、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嵩山嵩阳书院、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等著名书院，担负着传承道统的使命，也是传统人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虽然今天的书院似乎光彩不如从前，但它的历史使命并未结束。

（选自《让传统书院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有删改）

材料二：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坐落于湖南省衡阳市的石鼓书院地处湘江、蒸水、耒水交汇处，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湖南第一胜地。它曾声名远播，名嗓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自唐代以来，衡州地区先后建了石鼓书院、船山书院等69所书院。据衡阳市文物局局长吴建波介绍，为了进一步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衡阳市把古书院作为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编制了《衡阳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将书院文化纳入系统性保护工程。在加大修缮保护古书院的力度的基础上，衡阳市还进一步突出了书院的文化传承功能，将古书院作为当地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定期组织研学、表演、祭祀等活动。

（选自《古老书院正在唤醒城市的文化记忆》，有删改）

材料三：

岳麓书院现有专职教师近70人，学生300余人，下设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系、哲学系，形成了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人才培养格局。

今天的岳麓书院也以发展相关高层次学术研究为要旨，从研究书院本身出发，逐渐扩展研究范围，在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经史子学等领域取得了种种成就。现拥有中国历史研究所等10个科研机构并获得多个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重点项目，“大约占了湖南大学总成果的三分之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说。

“书院是我们独特的文化学术资源，必须充分地进行挖掘和发挥。”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说。他目前在做的，是对现存书院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之事。据初步统计，现存书院文献1500多种，散落各处，大量不为人知或损毁严重。近十几年来，虽然书院研究有日渐兴盛之势，但尚不够深入全面，也与目前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

于是，他带领团队，花费数年时间前往全国各地及海外，搜集文献底本，以影印和点校的方式，整理了约1200种文献，同时对书院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力图初步构建书院文献体系的框架，呈现书院文献的全貌，为今后学者们的研究提供方便。

（选自《让古老书院活在当下》，有删改）

材料四：

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面对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进行了反思和审视，对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新的理解和认识。

大量有识之士通过书院的创办或修复来推动书院文化的相续，甚至出现了网络书院。新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加速器，也让现代书院有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契机。许多书院纷纷利用“互联网+国学”的方式，让传统文化飞出了实体书院的门墙，随时随地都可以鼓舞寻路觅渡的人。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为书院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深厚的政策土壤。不久前，位居四大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成功入选教育部评选的“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名单，鹅湖书院也成为江西省首批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之一。

传统给了我们辉煌的过去，也必将给我们灿烂的未来。

（选自《书院，中国人难以磨灭的文化印记》，有删改）

游学精髓就在知行合一

翟力

传统上，游学是游学者游历四方、寻师求学、传播思想的文化活动。人有恒言曰：“百闻不如一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游学之益在于体验，人世间有些知识，有些情感，有些体会，非亲历其境不能得其益。。

游学的必要性就在于此，游学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就有“游学博闻”之语。孔子周游列国，历时十余年，行程数千里，历经艰难险阻，一边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一边带领弟子读书、体验山水、感悟人生，并将一路的所闻、所见、所感记录下来。孔子死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进行整理，编成《论语》，传诵至今。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漫游祖国各地，到处寻访古迹，采集传说，行迹所至，殆遍宇内。壮阔的游记，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而且壮丽山水中的灵气，也赋予了他“疏荡颇有奇气”的文风，为他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一直到明代的徐霞客、清初的顾炎武，这种传统代代相传，成就了中国古人知行合一的优良士风。

其实不仅仅在中国，游学也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文明中最为传统的一种教育形式。13世纪，来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沿丝绸之路来到东方，并在中国游学17年，其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不仅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向往，奠定了新航路的开辟，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元朝地理和历史的重要典籍。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也兴起了一股赴欧洲大陆游学的热潮，在加强与欧洲大陆联系的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今天的日本，游学早已成为教育文化的一部分，国家大力支持中小学学生游学，并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其费用。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教育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曾经，游学这种教育形式因费时、费力、费钱等缺点的存在，加之社会各方担心学生在游学过程中会受到意外伤害，一度有被搁置的趋势。2016年末，教育部、中国国家旅游局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明确把“研学旅行”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该计划的发布和实行使游学获得了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其扫清障碍，解除后顾之忧。

从目前来看，游学传统的回归弥补了学校教育的很多不足，扩大了见闻，磨炼了意志，陶冶了情操，值得大力推广。但目前也有些游学掺杂了一些别的因素。比如有些融入了过多的商业因素，游学逐渐变成商人赚钱的一种手段。有些掺入了过多道德规训的内容，偏离了青少年教育以生发和活跃为主的特点。对于这些问题，摆正心态是关键。学校和相关教育机构要意识到游学是为学生提供知识学习的有效途径，是锻炼学生意志和提升境界的绝佳方法，尤其是那些在自然界中的游学，可以使学生在天地人的交融之中陶冶人格境界，感受天地的大气象，这也是对城市生活和现代性思维的必要补充。

湿地泛指暂时或长期覆盖水深不超过2米的低地、土壤充水较多的草甸，以及低潮时水深不过6米的沿海地区，包括各种咸水淡水沼泽地、湿草甸、湖泊、河流以及洪泛平原、河口三角洲、泥炭地、湖海滩涂、河边洼地或漫滩、湿草原等。湿地具有强大的降解污染功能，被称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并称地球三大生态系统。

据2013年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统计，我国湿地面积5360.26万公顷，较2003年减少339.63万公顷，减少8.82％，湿地面积平均以500万亩/年的速度减少，近70％的重要湿地受到污染。受到围垦、过度捕捞、基建占用等因素威胁，湿地保护形势严峻、需求紧迫。

国家林业局“十三五”生态湿地规划明确目标，至2020年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自2010年起，财政部每年对湿地保护给予财政补助。在湿地保护十三五”规划中，国家级重大项目规划总投入176.81亿元，较“十二五”期间67.02亿元的实际投入增加164％。

自2018年1月1日起，林业局对国家湿地公园实行“审批制”，要求各地区申请晋升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需先成为省级湿地公园2年以上。“晋升制”极大促进了各省、市、地区的湿地公园建设需求。至2020年，各地合计规划新建省级湿地公园485个。

（摘编自《2018年我国湿地保护行业现状及十三五规划投资额分析》，中国产业信息网2018年6月14日）

3月22日，湖北省荆门市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向公众免费开放。公园管理处组织游客在科普广场签名台开展了“保护湿地”自愿者签名仪式，号召人们一起保护大自然，维护美好环境，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东宝区仙居乡南河水库与北河水库交汇处，2013年12月，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后开始建设，2018年12月，国家林草局验收合格并批准授牌。园区总面积6045亩，总投资2860万元，打造出集湿地保护、生态修复、文化展示、科普宣教、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开放，将全面提升湿地科普宣教能力，为广大市民和外来游客普及湿地知识，提高社会公众认识湿地、保护湿地的意识，并为中小学生开展湿地科普教育提供崭新的平台。

（摘编自陈朝宏、刘洋《荆门东宝仙居河国家湿地公园正式开园》，中新网2019年3月22日）

2017年12月27日，昆明捞渔河湿地开展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工作获批，意味着连续两年申报的云南昆明捞渔河国家湿地公园项目有了实质性进展。

云南昆明捞渔河国家湿地公园投资为11.32亿元，总面积11000亩（含部分湖滨近岸水体），岸线全长14.7公里，拟划分为湿地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宣教展示区、合理利用区和管理服务区5个功能区。

截至目前，滇池度假区完成原有800亩捞渔河湿地的水上森林布水系统优化、清理水生植物、拓宽水道等提升改造工作，移植中山杉143棵，修砌布水堰新建土坝711.7米，修砌布水口（木桩）46米，修割芦苇面积达2400平方米，开挖沟渠576米。

杨庆介绍，大渔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主要建设管理服务区、酒店住宿区、旅游购物区三大旅游服务区块。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商务、文化、写字楼等为一体的商业性地标建筑，对度假区旅游文化产业聚集区的打造起到标杆示范作用，全面推动度假区产业功能进一步提升，引领和带动大渔片区发展。

（摘编自缪亚平《昆明捞渔河湿地加快“国”字号建设》，《昆明日报》2019年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