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某地模仿法国风格建筑的小镇在网上热传。大到埃菲尔铁塔，小到路灯、雕塑、植被，让人真假难辨。有网友直呼，和巴黎相比，这里就差一条塞纳河了。

这一现象并非孤例。据统计，中国至少已有6座“凯旋门”，10余座“美国国会大厦”，3座埃菲尔铁塔……徜徉其中觉得很“洋气”，“摆拍”出来像置身异域，让人不出国门就能体验世界风情。这些建筑的出现，固然有其出现的土壤，但“全心全意搞山寨”，总归是附在别人文化表层的一贴“狗皮膏药”。法国的巴塔兰克剧院作为当代音乐史上的圣地，建筑虽也融合了中国元素，但并没有因此而丢失自己的文化属性，而恰恰是因为其承载的巴黎文化，使之屹立150余年仍魅力不减。反观国内的一些高仿建筑群，哪怕是被冠以“中国的巴黎”“东方佛罗伦萨”，做到极致也不过是赝品，失了本国本土的文化精神，有皮没瓤。

事实上，中国的建筑风格从来都是兼容并蓄的，并不一味拒绝“洋建筑”，关键在于如何在借鉴的过程中，呈现出建筑的文化主体意识。比如，北京的前门大街，就是一个融合了中西风格，呈现出独特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积淀的特色历史街区。而人们之所以质疑当下的一些西式建筑热，就在于其舍本逐末、生搬硬套，缺少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文化的理解。

与“模西建筑热”同样遭受诟病的，还有“仿古建筑热”。有的地方，本来并没有什么前朝风土，却乐于以古街古巷为名，雕梁画栋，青砖粉墙，小饰品假古董齐出，臭豆腐烤肉串并售。如果前者是对西式风格的盲目崇拜，后者则是复古思维的畸形生长。“从街区历史找卖点，然后找投资，再找规划设计、施工队”的仿古建筑公式，对于西式建筑热来说，同样适用。无论是抄袭西方，还是效颦传统，建筑设计与规划的盲从背后，是对文化根底不自知、对文化传统不自信。

建筑，既是文化的表现，也是生活的沉淀。每个地方的建筑，都植根于自己的历史脉络之中。千姿百态的开平碉楼，集防卫、居住功能于一体，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民居风格；马达加斯加首都族群混杂，马来高脚草屋、非洲木板棚与欧式教堂错落有致，多元才是这里的和谐；而作为中国获得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人，王澍让每一层的每一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和植物，“出则繁花似锦，入则清净悠远”。房子可模仿，文化难复制，只有立足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能找到创新式融合的思路。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我们的文化与历史，已经给建筑留下了丰富的馈赠。立足文化本体，深挖地域特色，根深方能叶茂。北京如今大力推动中轴线沿线重点地区综合整治保护和申遗，就是因为那是老城的灵魂，中华民族“内和外安”的文化基因、“左右对称”的营城理念、“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都集中体现在这里，在人们记忆中挥之不去。缺了非物质文化的滋养，建筑即使再雄伟也缺少一条脊梁；而有了乡愁和人文的淬火，哪怕穿越千年，安身之所也能成为精神家园。

（节选自《人民日报》）

中国古人认知世界尽管有视野局限，却并不妨碍他们涵养天下观念、天下格局、天下气度。先贤居一国之内而能孕育出以整个世界为思考对象的政治意识，淬炼关于世界治理的文化体系，这种“天下观”是中国古人卓越的文化创造，是中华文化最有气象、最具格局的文化建构，亦是今天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最深厚的文化渊源。

在古人眼里，“天下”不只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古人很早就确立“天下为公”的观念，同时认为“天下”可以建构为一个理想世界。如《吕氏春秋》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种“天下为公”的认知，成为中华文化“天下观”一大基石。

以“天下为公”构建理想世界，就是“大同”。《礼记·礼运》谓:“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描绘了人类理想的生活与秩序图景。

如何与天下共处？古人观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把全人类看成一个大家庭。如梁漱溟所言:“中国人是富于世界观念的，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都没有，中国人对于世界向来是一视同仁。”当代学者赵汀阳认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念从逻辑上“排除了不可化解的死敌、绝对异己或者精神敌人的概念”“任何具有外部性的存在都是需要化解的问题而不是征服的对象”。这样的天下观，显然超越国家观，其视野、境界与气象自非寻常可比，决定我们解决国际问题的思维与方法，着眼的都不是战胜征服，而是合作共赢。

如何建构这样的理想世界？古人的理念是“行大道”。如儒家“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等观念，道家“抱一为天下式”等主张，法家“为天下治天下”等观点，墨家“一同天下之义”等思想，莫不以治天下为对象来构建学说，为实现天下“太平”“大同”了提供文化理论支持。

发掘分析中华文化天下观，目的是为全球治理贡献更多中国智慧。有人借此以为中国要领导世界，便渲染“中国威胁论”，恰恰是没有读懂中华文化天下观的意涵，没有把握中华文化的内质。

(节选自陈家兴《传承中华文化“天下观”》，有删改)

给后花园点灯

董桥

香港阴雨，台北晴朗。飞到台北，公事包上的水渍还没有全干。心中有点感伤，也有点文绉绉。公事包不重，记忆的背囊却越背越重，沉甸甸的；二十多年前的波罗面包、绿豆汤、西瓜、排骨菜饭、牛肉干、长寿牌香烟、大一国文、英文散文选、三民主义、篮球、乌梅酒、《文星》杂志、《在春风里》、黑领带、咔叽裤原来都给二十多年烈阳风霜又晒又吹又烤的，全成了干巴巴的标本了，现在竟纷纷幻起来，眨眼间复活的复活，还原的还原，再版的再版，把中年风湿的背脊压得隐隐酸痛；止痛片止不住这样的舒服的酸痛。

感伤的文学，文绉绉的乡愁。薄暮中漫步敦化的南路附近的长街短巷，深深庭院变成摘星的高楼，但是，琼瑶的窗外依稀辨认出琼瑶的窗里；于右任的行草舞出“为万世开太平”的线装文化；金里描红的风铃摇晃出唐诗宋词元曲；仿古红木书柜上的一盆幽兰错错落落勾出墨色太新的笺谱。台北是中国文学的后花园：商业大厦里电脑键盘的噼啪声掩不住中文系荷塘残叶丛中的蛙鸣；裕隆汽车的废气喷不死满树痴情的知了。

郑愁予诗中的诗人于右任死了，郑愁予却在武昌街化作童话里的老人……就在这样古典的气氛里，林文月的十六岁儿子问妈妈说：“这个暑假，我想读《唐诗三百首》好不好？”妈妈打着哈欠说：“当然好啊，但是千万别存心读完。”“哦？”“因为那样子会把兴致变成了负担。”那个深夜，儿子还问妈妈说：“你觉得进入理工的世界再检修人文，跟从事人文研究再兼修理工，哪一种可能性较大？”妈妈说：“研究理工而兼及人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那种心情应该是感伤的”，读来“却反而觉得非常非常温暖”，像林文月到温州街巷子里薄暮的书房中看台静农先生那样温馨：“那里，台先生也刚失去了一位多年知交。我没有多说话，静静听他回忆他和亡友在大陆及台北的一些琐细往事。仿佛还记得他把桌面的花生皮拨开，画出北平故居的图形给我看。冬阳吝啬，天很快就暗下来。台先生把桌灯点亮，又同我谈了一些话。后来，我说要回家，他也没有留我，却走下玄关送我到门口，并看我发动引擎开车子走。我慢速开出温州街巷口，右转弯到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的交叉处，正赶上红灯，便煞车等候信号志指示，一时无所事事，泪水竟控制不住地突然沿着双颊流下来。”

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经济起飞科技发达纵然不是皇帝的新衣，到底只能御寒。“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境界还是应该试试去领会的。聪明人太多，世间自然没有“信”之可言了。方瑜说：“有小偷光顾台大教授宿舍，教授们灯下开会商量对策，议论半天最后达成协议。不久，宿舍大门口挂起书法秀丽的一块告示：闲人莫进！”多么无奈的讽刺！多么有力的抗议！经济、科技的大堂固然是中国人必须努力建造的圣殿，可是，在这座大堂的后面，还应该经营出一处后花园；让台静农先生抽烟、喝酒、写字、著述、聊天的后花园。

鬼节那天，计程车司机说：“该到基隆去看。那儿最热闹，善男信女在水上放纸厝^①，有好多灯！”灯是传下来了，暖暖的最相思，最怀旧，像红豆，点在后花园里也好看。

注：①纸厝，用于寄托哀思或消灾解厄的金银纸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