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斯托夫人写了一本《汤姆叔叔的小屋》导致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林肯说是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解放黑奴的大革命。比斯托夫人约晚50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也是一个小妇人引发了一场大革命——科学革命。它直接导致了后来卢瑟夫对原子结构的探秘，导致了原子弹的爆炸，导致了原子时代的到来。更重要的是这项发现的哲学意义。哲学家说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西方哲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公元1082年东方哲人苏东坡在赤壁望月长叹道：“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在，居里夫人证明镭便是这样“不能以一瞬”而存在的物质，它会自己不停地发光、放热、放出射线。能灼伤人的皮肤、能穿透黑纸使胶片感光、能使空气导电，它刹那间是自己又不是自己。哲理就渗透在每个原子的毛孔里。玛丽•居里几乎在完成这项伟大自然发现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人生意义的发现。她也在不停地变化着，当工作卓有成效的同时，镭射线也在无声地侵蚀着她的肌体。她美丽健康的容貌在悄悄地隐退，她逐渐变得眼花耳鸣，苍白乏力。而皮埃尔不幸早逝，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更加重了她生活和思想上的沉重负担。但她什么也不管，只是默默地工作，她从一个漂亮的小姑娘，一个端庄坚毅的女学者①变成一条条科学定理，②变成科学教科书里的新名词“放射线”，③变成了科学史上一块永远的里程碑，④变成物理学的一个新计量单位“居里”。“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她得到了永恒。“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就像化学的置换反应一样，她的青春美丽已换位到了科学教科书里，换位到了人类文化的史册里。

居里夫人的美名从她发现镭那一刻起就流传于世，迄今已经百年。这是她用全部的青春、信念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她一生共得了10项奖金、16种奖章、107个名誉头衔，特别是两次诺贝尔奖。她本来可以躺在任何一项大奖或任何一个荣誉上尽情地享受。但是她视名利如粪土，她将奖金赠给进行科研事业和战争中的法国，而将那些奖章送给6岁的小女儿去当玩具。上帝给的美形她都不为所累，尘世给的美誉她又怎肯背负在身呢？凭谁论短长，漫将浮名换了精修细研。她一如既往，埋头工作到67岁离开人世，离开了她心爱的实验室。直到她死后40年，她用过的笔记本里，还有射线在不停地释放。爱因斯坦说：“在所有的世界著名人物中，玛丽•居里是唯一没有被盛名宠坏的人。”她用事求世，超形脱俗，知道自己的目标，更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一般人要做到这两个自知，排除干扰并终生如一，是很难很难的，但居里夫人做到了。她让我们明白，人有多重价值，是需要多层开发的。

(节选自梁衡《跨越百年的美丽》)

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

王岳川

处在千纪年转换的历史节点上，我们有可能检视一个世纪学术文化中的种种问题，并进而从新的层面上追问：中国文化精神向何处去?

二十世纪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之化体系的全面冲击。总体上说，西方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起码三次重大文化转型，即从古希腊的两希（古希腊与希伯莱）精神，到文艺复兴以后的理性精神，再到二十世纪的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精神。而中国却延续了二千余年汉语文化形态的相对稳定的时代精神，这一文化精神在二十世纪初为西方现代文化所中断。这就使得中国文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面临总体危机。

这一总体危机不仅意味着终极关怀的失落，同时也是一种价值符号的错位：儒家、道家、佛家三套符号系统，因在时间上与当代人失却了时代的同步性，不能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信仰要求；而西方基督神学的符号系统，在空间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存在着某种隔膜，因而难以成为中国人的信仰核心。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东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其所面临的文化危机逐渐减轻以至于消除。

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即器物层、制度层、观念层、价值层受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体系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然而问题在于“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不易把握。一方面，“西方”是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指从古希腊、希伯菜、古罗马、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和后现代的欧美文化；另一方面．“西方”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地理概念，指不同于东方地域的欧美地区即发达的“第一世界”国家。这种概念含义的复杂性导致中国话语图景中的“西方”成为一个自由阐释的对象，并使学“西方”的中国知识界面对成堆的问题：百年中国学西方是学古希腊文明中的民主、科学精神呢，还是希伯莱文明的基督神学精神？是古罗马的法律精神呢，还是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精神？是反理性的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反形而上学的后现代主义？这些历时态的“西方”文化精神在百年间尤其是近十几年共时态地“涌入”中国，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汉语思想界究竟该接受谁？可以说，现代人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主要不是器物层和制度层的问题，而是观念价值层面上的迷失与失落。选择对象的复杂性和选择主体多层性，使中国知识分子心境极为彷徨苦涩。如今又迭加上经济热潮和市民文化对精英文化的冲击，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世纪末困境。

这种世纪末困境的文化表征是，中国文化面临从“五四”的“古今”之争到今天的“东西”之争、“南北”之争、“灵肉”之争，从而构成当代文化冲突的多元景观和杂色纷呈色调。“古今”之争是价值冲突问题，核心是反传统价值；“东西”之争是文明冲突问题，核心是否定东方；“南北”之争是后殖民问题，核心是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渗透；“灵肉”之争是个人与群体、升华与沉沦问题，核心是沉重的肉身对沉重的精神的颠覆。这四种文化论争使今日知识精英与大众对话倍感失语和受阻，同时面对西力强大的后殖民主义话语，中西对话也十分艰难。

面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处境并寻求解决之策，已成为跨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新视界。这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在世界全球化中保持民族精神，清醒地分析和选择西方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中国现代化展示其前景；二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型性创造与批判性重建问题，只有通过转型性创造，才能在批判的反思中发现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曙光。

在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上展现儒家智慧

①上个世纪，不少中外知名学者如汤因比、梁漱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断言中国文化是未来人类文化的希望。1988年，7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巴黎会议上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这些名家名言的确支持和提升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心。然而，当今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遇到了许多严重的问题，向我们这一代人的治国理政的智慧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不能以儒家智慧解决问题，则何以证明儒家智慧是高明的、适用的？如果我们连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尽，何以能够除去他人瓦上霜？何以证明儒家智慧能够解决未来人类的生存之道？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当下做起，一步一步，一点一滴，解决当下我们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此证明和展现儒家智慧。

②必须承认，不少人对于用儒家智慧解决当今中国发展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持怀疑态度。比如，当今生态环境恶化，在不少地方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果我们空谈儒家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环境问题，知行不能合一，那么人们质疑儒家之知，又批评执行不力，就有充分的理由；再比如，我国表示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贫富悬殊警戒线，如果我们只是空谈孔子的“富民”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贫富理念，而不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那么孔子的智慧不足以服人，我们对孔子的智慧阳奉阴违的做法也会受到人们的指责和批评。可见，知而不行，知行分离，最终将连累、伤害到知。所以，眼下我们必须知行合一，坐言起行，大幅提升执行力，以解决问题的实际成效为儒家智慧正名。

③当然，儒家智慧也有一个不断发掘、充实、更新的问题，因为儒家智慧能够解决传统社会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它必然就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问题。儒家智慧无论解决何种社会问题，除了给予高屋建瓴的理论指导以外，还必须能够给出具体的解决之道，包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拿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方案，这才是圆满无缺的儒家智慧。

④儒家智慧产生于中国，儒家智慧首先解决中国本土问题，才能让世人信服，才能真正走向世界。在应对日益变化的世界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中展现儒家智慧，是我们瞻望儒学未来发展所持有的一大愿景。

（摘自《儒学发展的五大趋势与三大愿景》，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