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脉络中，“运河”名称的由来与变化，是不同历史节点所勾连的历史进程的反映。汉代有“漕渠”名称出现，至隋唐时期，具有漕运功能的人工河多被称为漕渠，又因该时期“河”字已不再是黄河的专称，所以“漕河”一词也出现了，用来指称漕运河流。宋代“漕河”名称广泛使用，但同时“运河”一词开始出现，《四库全书》所列宋代文献中有94种使用了“运河”的名称。“大运河”的概念也首次在南宋江南运河段出现，这里所说的大运河指的是江南运河。可见，这一时期，运河已然成为一个特有名词，指称某段人工河，但前须加地名指代。值得注意的是，从文献所记录的名称分布来看，“运河”一词多出现在江淮和江南区域，包括龟山运河、扬楚运河、浙西运河等。

元明清时期“运河”开始指称南北贯通的京杭大运河，元代已有“运河二千余里，漕公私物货，为利甚大”的说法，但使用并不广泛。《明史》仍称运河为“漕河”，明代其他专书、地方志等也多用漕河之名，如《漕河图志》《万历兖州府志·漕河》等。事实上，《明史·河渠志》《清史稿·河渠志》中，都列“运河”专篇，指北至北京、南至杭州的运河，但两者又有不同，前者列运河篇，但称“漕河”，后者则直接称运河：“雍正四年官方正式设置北运河的管理机构后，多使用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和江南运河等说法。近世以来，民间则往往将其称为“京杭运河”或“大运河”，2014年运河“申遗”过程中，又将隋唐、浙东两段运河与京杭运河合称为中国“大运河”。

运河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运道及其背后时势发展变化的趋势，首先，漕运是运河的基本功能，以“漕”为核心的漕河或漕渠的名称无疑都突出了这种功能，同时，“运河”一词也并未脱离漕运的主旨，而是以“运”字突出了“漕”的状态。其次，漕河、运河等名称都经历了从地方专称到南北通途或地方河流专称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而且也是运河附属功能逐渐增加和社会交流日渐频繁的过程。“运河”一词在宋代出现似非偶然，比之隋唐时期，运河在保留漕运功能的同时，贸易交流的职能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南宋时期，浙东运河、浙西运河是其经济命脉，浙东运河还主要承担了对外贸易的功能。

运河名称的起源、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中国社会特殊的运行与发展轨迹。运河的“运”字本意为运输，但在社会体系之中，借助水的流转，“运河”成为漕粮运输、文化传播、市场构建和社会平衡的载体；在文化体系中，运河之运又与传统社会的国祚、文脉紧密相连。在这个意义上，大运河既是一条河，更代表了一种制度、一个知识体系和一种生活方式。运河及其流经的线性区域所孕育的文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形塑中国文化的基因之一。

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

雷达以文学评论著称，但他的散文真诚质朴，鲜活泼辣，贾平凹称之“海风山骨，气势裹挟，既擅长对事物作横向的大思考，也善于在寻常物理中提升幽独玄机”“有一种铁的质感”。

“我写散文，创作的因素较弱，倾吐的欲望很强，如与友人雪夜盘膝对谈，如给情人写的信札，如郁闷日久、忽然冲喉而出的歌声，因而顾不上推敲，有时还把自己性格的弱点一并暴露了。”雷达说。

他曾说，真正能够叩响心弦的才是好散文。《黄河远上》就是这样一部好作品。在书中，他还原了与个人经历血肉相连的风俗史、精神史、心灵史，表现了在极限状态下历史的呼吸、人性的残酷与微妙。

中华读书报：《费家营》《梦回祁连》等作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很高的点击率。您认为，您的散文吸引网友特别是年轻网友的秘诀是什么？

雷达：除了在叙述风格上努力做到客观、冷峻、质朴、丰腴外，打通历史与当下，过去与现在，也即实现某种“穿越”，对唤起读者是很重要的。我写的有些东西太久远了，年轻人未免隔膜，怎样引起阅读兴趣，让他们觉得并不久远，而且仍与我们今天的生活血脉相关，是我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关于《黄河远上》的编选，您说要让这本散文集“呈现出饱满的感性血肉，要用‘苍茫辽阔，委婉多情’的意境和形象去感染人”，您所理解的“苍茫辽阔，委婉多情”是什么？

雷达：“苍茫辽阔，委婉多情”是上海一位文友程庸对我散文的评语，我比较认可，觉得接近于我的追求。苍茫可能与我的气质，我所写的对象比较契合，大西北本身就是苍茫的。我不但写甘肃，在《新阳镇》《皋兰夜语》《费家营》《梦回祁连》等作中，富有西部特有的地理标识、文化基调与精神底色，陕西宁夏青海新疆我都写过，如《走宁夏》《依奇克里克》《乘沙漠车记》《圣果》等。至于是否委婉多情，我不好说，重要的是发现珍贵的细节，写出人性的复杂，写出别人虽经历过却道不出的感受，亦即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东西。

中华读书报：“真”是我阅读《黄河远上》的第一感受。您自己是怎么看的？您希望通过《黄河远上》这部作品展示给读者什么？

雷达：我同意你说的，“真”是第一感受，真情实感永远是散文的命脉所在。真实是分层次的，表象的真实，较深层次的真实，以及能直抵灵魂引发共鸣、引起疼痛感或撕裂感的真实，是各不一样的。它们取决于作者投入生命的深度，观察、体验、内省的深度，以及艺术表现的能力。这是无法伪装的。

我在取材上没有任何优势。我不是出身名门之后、将相之后，耳濡目染过多少有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能自然而然地写出读者渴望了解的名人逸事、历史传奇及某些秘密。但我认为，我仍然可以告诉读者很多，我这个人，或这颗灵魂，他做什么、有何业绩既重要，也不重要，但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热烈的人，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人，一个绕系着文化精神冲突的人，一个心灵在场、注重从体验出发的人，一个与我的年代的生活和心灵紧紧相连的人。

我出生并生活到二十多岁的西部，其情调、风俗、生活场景、文化传统，都有丰富的意蕴，到今天，它仍然是神秘的，被遮蔽的，它们的价值有必要得到彰显。

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不管是多么大的人物，或者多么小的人物，多么尊贵的人物，或者多么卑微的人物，只要他负载的信息有足够的精神含量，那么就具备了使用散文这一形式的条件，把它们记述下来就是宝贵的。灵魂的历史比历史本身更鲜活、更耐久。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我的散文观》谈到自己心目中的好散文“首先必须是活文”，而非“呆文”。您如何理解“活文”？

雷达：我确实说过喜欢“活文”不喜欢“呆文”的话。比如，一度文化散文成风，余秋雨早期的一些文章，我认为有开创性，走在前面。但后来忽然很多，有的看上去很渊博，但不少是临时从网上书上查的，这未尝不可，可以普及历史知识和传统文化，但罗列太多，掉书袋，性灵就不见了，便“呆”了。还有，中国散文的叙事记人，有极深厚的传统，弄不好它会变成一种模式的重压，也容易“呆”。我想，“活文”恐怕首先得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包含细腻复杂的人性之困和情感矛盾，这种境界和格局，与作家的知识积累、文学素养有关，更与作家的情怀有关。鲁迅先生说，“开掘要深”，这四个字分量很重，够我们消化一辈子。我很看重一篇文章包含着多少生命的活性元素，思维的浪花是否采撷于湍急的时间之流，是否实践主体的毛茸茸的鲜活感受。这些问题都比较复杂，我也在摸索。

(选自《新华文摘》，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