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亭

柯灵

①行路难，昔人常指边鄙僻远之区，而不知现代的通都大邑，行路更难。除非你是有车阶级，出门只靠步行，那么不但行人如鲫，会增加紧张和疲劳，如果走得乏力，双腿酸痛，寸步难移，你绝对找不到一个立锥之地，让你歇一歇腿，缓一口气。——大都市中公共交通之拥挤，令人望而却步。满眼摩天大楼，马路宽广整洁，但你休想找个“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的机会。你不惜破费悭囊，走进咖啡馆去，买个片刻安闲，那却又是另一回事了。

②在故乡，村庄市镇之间，只要相隔三五里，中途大概有一两个路亭，专供行人憩坐。——路亭建筑简陋，地位常据着往来的通路，大小才如斗室。也许是四根石柱，四角顶，四面通风，犹如在中国画里常见的茅亭，雅有古意，不过顶上盖的是灰色的瓦片。也许和农家近似，长方形，但三面砌墙，一面临空，当路的两壁开着无门的门框，设备却大体一样，靠壁架石作凳：不嫌简慢，请君稍息。

③别看它破陋寒伧，貌不惊人，在长途跋涉的劳人心里，这却是沙漠中的一掬清泉，人生道上的一个站驿。

④赶市的村夫农妇，或者担着辛苦经营的菜豆瓜果、鱼米柴草到街上求售；或者提篮挑筐，到街上去买办日用杂物、农事工具；或者因为借贷无门，挟些不值钱的衣物破烂上当铺去质钱……每天清早，朝阳初窥田野，便沐晨风，带晓雾，从村里出发，哼哼唧唧，形成行列，快步赶上镇去，直要到事毕功成，事倍功半，或者事败功亏，才循原路赶回村里。

⑤奔波忙碌了半天，人是倦了；而“不如意事常八九”，乘兴而去，常常败兴而归。心情懊丧，双脚沉重，生理和心理的倦怠形成双倍的压力。幸而半路有个路亭，排闼迎人，容他们且住为佳，使身心暂时有个着落。吹一阵凉风，扯一阵闲话；再闲闲地抽一筒旱烟，让生命获得片时的苏息，好再鼓起勇气，继续上路。不巧遇上意外的天气变幻，更可以在路亭里求得荫庇，聊避风雨。试想这对疲倦的旅人，是何等温煦的抚慰！

⑥路亭所处的位置，不但富于实用价值，又多似高明的画师布局，引人入胜。有的点缀田畴广野中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亭亭玉立，不但使无垠的平原减少单调之感，还便于旅途修长的过客及时小驻；更可以接待天涯沦落的流浪人，无处投宿时借此歇夜；对田头劳作的农民，这又是天然的耕余休息之地，日中时刻，可以静坐进餐，冬避朔风，夏避炎阳。有的高踞岭背，峰回路转、两村交界之处，翼然一亭，挺秀如画。山行较平地费力，行人跑到岭上，大都气息咻咻，汗流浃背，在路亭的石条凳上坐憩片刻，听山风苏苏，从树梢掠过，投下一身清凉。有的筑在河滨，面临盈盈的流水，傍着霭霭的绿荫，便利行人随意歇脚，等待摆渡或过往的船只。……

⑦离我老家不远，有两个路亭，是我幼年踪迹最频之处，年齿渐长，得闲还常去盘桓。大江沿有个过渡亭，好像建筑得特别讲究，地位大，墙壁石凳，整齐可观，临河还有宽广的双面“埠道”；一到夏季，晚霞掩映中，那时差不多成了公共浴场。亭前石柱上，刻着两副对联，记得其中的一副是：

山色湖光，四时佳兴。

早南晚北，廿里官塘。

⑧对联虽然并不高明，但山色湖光，并非虚语，普通路亭，虽也有对联点缀，却无非是“稍安勿躁”“小坐何妨”之类。这样“风雅”的对联是例外。不过疲倦的行人，谁也不计较这些。

⑨“修桥铺路造凉亭”，在乡间是标准的善举。出钱的也许未必全出于体贴行人的苦辛；但对倦乏的旅人，这可真算得是一种值得感谢的功德。物质文明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路亭可能早晚要进历史博物馆，但我却深望世界建筑史上，将为它特辟一章，用最美的笔墨，描述它特殊的风貌和品质。

文化自信：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孙羽津

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原则就是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回顾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儒、释、道三种文化资源的融合与演进是主潮。其中，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不断交流对话，为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然而，这一过程是曲折而复杂的，其中不乏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

韩愈生活的时代，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僵化为章句之学，难以直接有效地作用于世道人心，辅弼政统。值此之际，时代呼唤着理论的创新；然而，真正的创新需要在“不忘本来”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通过比较、借鉴与省察，激活并发展经典话语体系，从而引领历史潮流。

韩愈明确为“仁义道德”下了定义，强调“道德”这个谁都要讲一讲的“虚位”，必须被赋予“仁义”这一核心价值观念，才能真正为天下人所奉行。然而，那时的佛教徒往往抛弃儒家倡导的仁义，抛弃仁义所维系的君臣父子之伦，去追求寂灭。对此，韩愈拈出《礼记·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数语，向世人宣告：“佛教讲寂灭，强调治心，儒家又何尝不重视治心？更何况儒家治心，是为了承担起天下国家的责任。”自韩愈之后，《大学》的价值逐渐被发现，最终被尊为“四书”之一。在佛教治心理论的“魅惑”之下重新发现《大学》的价值，韩愈的这一做法可谓透过外来思想文化激活本土经典话语，实现中华文化创新性发展的经典案例。

不仅如此，韩愈还借鉴佛教禅宗的理论，明确标举儒家之道的统系，这更是发前人所未发。他指出，儒道从尧、舜、禹、汤传到周文王、武王和周公，周公传给了孔子，孔子又传给了孟子，孟子去世至今已经1000余年了，道统始终没人能接续。在韩愈列举的这些人物中，商汤与周文王相隔数百年，周公与孔子相隔数百年，孔孟二人也相隔百年。不难看出，韩愈所建构的道统，有取于禅宗的“教外别传”“以心传心”：不一定经过当面指授，只要能承续、发扬儒道的精义，就应被列入儒道的统系之中。韩愈如此高标道统，不仅仅是因为思古，关键是要直面现实——在孟子逝去千年之后，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唐代，理应有人站出来承续儒家的优秀文化传统，担负起天下国家的责任。也正因此，学者往往把韩愈建构道统这一做法称为“入室操戈”，即韩愈到佛教阵地里，拿起佛教的理论武器来武装自己，发展自己，从而对中华文化起到了“承先启后，转旧为新”的重要作用。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韩愈之于中华文化史的意义，关键就在于他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立场，做到了破中有立、立而能破，既勇于进行思想文化的批判与省察，又积极推动思想文化的融合与创新，这正是今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