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本报讯(记者于明山)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天下午共同发布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6)》。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国务院共公布了137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其中民间文学类项目为155项，占总数的11.3%，在十大非遗门类中排第5位。文化部共认定了1986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类共计77人，占总数的3.88%。民间文学还面临着传承人高龄化和法律保护缺失等问题。曲艺有127项，曲艺类传承人有151人，仍有40余项曲艺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没有国家级传承人，显示出曲种传承的不均衡和保护传承人的紧迫性。2015年，包括河南坠子国家级传承人刘宗琴、相声国家级传承人常宝霆等20名曲艺类项目国家级传承人离世，更是给非遗传承带来了巨大损失。

2015年，北京、上海、山西、山东等8个省市公布了新一批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其中，传统音乐新增项目共计28项，包含民间音乐23项、宗教音乐3项和人文音乐2项，表明民间音乐仍是传统音乐类名录建设的主体。“申遗热”推动了传统音乐的发展，2009年，有5个传统音乐项目类型同时被选为“世遗”；在前两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中，传统音乐分别入选72项和67项，在十大非遗门类中位居前列。2015年，传统音乐诸多新增赛事尤其是原生态赛事的举办，网络歌坛的迅速发展，观看民歌实景演出以及近几年的民歌民乐进校园等，都显示出传统音乐在全民参与的“后申遗时代”更加欣欣向荣。

2015年，我国传统技艺类非遗保护工作延续了以往良好的势头。名录建设方面，在历年公布的各级非遗名单中，传统技艺都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比重。2015年各省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保护名录，其中传统技艺类非遗共136项，约占总数的34%。2015年新增传统技艺项目中，上海和陕西分别占16%和22%，领先于其他省市。各项传统技艺中，有一部分适合规模化、产业化生产的，如酿酒类、制瓷类非遗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不能回避的是，一部分传统技艺因创新设计不足，难以跟上市场的步伐。

随着屠呦呦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5年中国传统医药立法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中国传统医药逐渐被世界认知。2015年，北京、安徽等地公布了省级非遗项目代表传承人名单，传统医药类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达到了43人。尽管传统医药发展势头迅猛，但传统医药类项目的新增代表项目和扩展项目数目甚少。

(选自“新民网”，有删改)

材料二：

济南6月8日讯(记者尹延杰) 记者今天从山东省邮政公司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邮政定于2016年6月11日发行《文化遗产日》纪念邮票1套2枚，两枚邮票采取连印形式，分别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和中国文化遗产标志为中心，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项目，用线描的表现形式环绕展示在周围，以宣纸的纹理和残破的边框形式为背景，整体风格古朴、简洁，主题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昆曲、珠算、剪纸、端午节、古琴；文化遗产表现项目为：长城、福建土楼、敦煌莫高窟、北京故宫、秦始皇陵兵马俑。

(选自大众网，有删改)

材料三：

文化部社图司巡视员周小璞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确定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一些专家认为，相当大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无形或隐形，是人的精神创造，更凸显了对其保护抢救的重要性。它可以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可要可不要，但如果因此而不重视，让其自生自灭，将给人类、国家、民族造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断裂。

(选自2007年4月28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一提到“茶道”，人们大多将其视为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包括很多中国学者在内的众多研究日本文化的专家，也一致认为“茶道”是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它创始于村田珠光，集大成于千利休。

形成这种“茶道”发展史共识的根据于日本茶道圣典《南方录》。该书记述了日本茶之汤的两条发展脉络：一个是以能阿弥为首的贵族茶，一个是以村田珠光为首的庶民草庵茶。这两条发展脉络在千利休这里汇合，因此才有了千利休乃日本茶之汤集大成者之说；千利休又将村田珠光奉为日本茶之汤的创始人：所以后世习茶者便因袭此说，不求甚解的后学也跟着以讹传讹。

但是，这种“共识”并不可信。首先，《南方录》于17世纪后期方才问世，书中记载的很多内容明显不属于千利休所生活的时代。那些无法判断真伪的内容，究竟有多少是千利休所为，无人说得清楚。其次，村田珠光的身世一直是个谜，至今仍然无法用史料来确证此人的存在。而且，“茶道”一词开始见诸日本的相关文献，也只是17世纪中后期的事，此前及其后，人们在称谓独具日本特色的茶文化时，更习惯使用“茶之汤”或“佗茶”，而非“茶道”。即使在今天，虽然很多茶文化的出版物均冠以“茶道”之名，新闻媒体也习惯使用“茶道”的称呼，但“茶之汤”仍然被广泛地使用着。

虽然中国古代茶文化遗产非常丰富，但大多是吉光片羽，散见于浩瀚的典籍之中。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界对茶文化资料的挖掘、整理及研究都还很薄弱，以至于茶业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敢断定“茶道”原本为何国语言。随着对茶文化资料整理、研究的进展，学者们发现，“茶道”一词早在唐代就已散见于各类文献了。例如，“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饮茶歌》）；“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于是茶道大行”（封演《封氏闻见记》）等等。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陆鸿渐，即《茶经》的作者陆羽。诗僧皎然与陆羽是“忘年之交”，封演与陆羽也是同时代人。既然封演称陆羽的茶为“茶道”，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陆羽的旷世名著《茶经》来具体地探讨当时的“茶道”内容了。简言之，据目前所能查阅到的史料而言，《茶经》中记述的内容不仅是陆羽的茶论，同时也应该是“茶道”一词的本义所在。所谓“茶道”的本义，大体可界定为以养生或养心为目的的制茶、吃茶的技法和精神理念。可以说，陆羽的《茶经》首次把饮茶从生活领域提升到了精神品饮和艺术创造的高度，确立了“茶道”的表现形式与寓有哲理的“茶道”精神。诗僧皎然和茶人封演则赋予了中国茶文化以“茶道”之名，方才有了“茶道”概念的传世。

由此可见，说“茶道”源自日本显然是不可信的。中国既是茶树的原产地，亦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茶”这种植物并将其发展成为“茶道”文化的国家，这是无争的事实。

（选自张建立《茶道溯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