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　客

李德霞

一大早，爷爷就拎把镰刀出了门。爷爷再进门时，就领个麦客回来。

麦客是揽工割麦的。母亲做好了早饭，一看爷爷身边的麦客，惊讶地“咦”一声，皱着眉头对爷爷说：“爹，咋是个孩子啊？”

爷爷晃了晃手里的镰刀，嘿嘿一笑说：“别看人小，本事不小。刚才我领他到麦地里溜一圈，试试他割麦的本领，一点不孬。”

父亲和母亲都是割麦的好手。以前，我家从不雇麦客。可是今年不同，麦子黄了的时候，一向身强体壮的父亲病倒了，腰痛得站不起来。小叔先是领着父亲去了县医院，查不出结果，又去了省医院。爷爷老了，割不动麦子；小婶教书，脱不开身。两家的麦子有四十几亩，靠母亲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割不完的。母亲跟爷爷商量了半天，才决定雇个麦客……

吃过早饭，母亲领着小麦客下了地。中午回来，母亲惊喜地连声称赞：“果然不孬，连我都撵不上，不是他的对手哩。”

母亲做饭，小麦客也不闲着，一会儿到院里提桶水，一会儿帮母亲烧个火。闲谈中，母亲知道，小麦客满十九了，老家在甘肃陇南一带，父母已去世多年，家里还有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小麦客两年前就离开了学校，跟着村里人过黄河，一路向东来我们这边当麦客。

麦子割倒一半时，小叔从省城匆匆赶回来。父亲要做手术，他是回来取钱的。母亲七凑八凑，卖了一头猪，才凑了三千块。送走小叔，母亲拿着剩下的四十块钱对小麦客说：“我家男人要做手术，家里拿不出雇麦客的钱了……这是你的工钱，拿着另找一家雇主吧。”

小麦客没接钱，一脸诚恳地说：“大嫂，你家麦子熟透了，不能再扛了，就让我帮你割完吧。你家有难，工钱就先欠着……”

母亲一愣：“欠着？”

母亲不知道陇南在哪里，但母亲明白陇南离我们这里一定很遥远，隔山隔水的远。母亲说：“欠账没有欠这么远的呀！”

小麦客说：“我明年还来，到时我登门来拿……”

母亲断然地摇摇头。

这时，一旁的爷爷说话了，爷爷说：“哪有半道打发麦客的理儿？留下吧。工钱的事我想办法。舍着这张老脸，还愁借不到几十块钱？”

爷爷借钱去了。鸡卵大个村子，没人不给面子，东家三块，西家五块，总算凑够了小麦客的工钱。

小麦客要走。母亲起个大早，烙了香喷喷的鸡蛋葱花饼。母亲去喊小麦客，连喊几声没人应。推开下房门一看，里面空荡荡的，小麦客早走了。更让母亲万分惊愕的是，叠好的被子上撂着一沓钱，正是母亲昨天晚上交给小麦客的八十块工钱……

母亲捏着钱撵出门去，问遍了村里早起的人，都说麦客鸡叫头遍就结伴出了村，这会儿怕是到镇上的车站了。母亲呆呆地站在村口，一阵晨风拂过，吹落母亲满眼的泪水。

第二年，麦客没来。

第三年，麦客还是没有来。

小婶说，麦客的老家这几年也好起来了，男人们不用出门当麦客了。母亲听后，有几分欢喜，也有几分失落。

一晃，三十年过去。母亲也是快六十的老人了，母亲常常念叨起当年的那个小麦客。母亲说：“他也是奔五十的人了，该是老婆孩子一大家了吧？”母亲还说：“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咱家？也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咱欠他八十块工钱……”

前年，甘肃陇南发生泥石流，伤亡惨重。那些日子，母亲坐在电视机前，看着一幕幕令人揪心的画面，看得老泪纵横。

我回城的头天晚上，母亲突然问我：“城里有没有捐款的地方？”我说：“有，到处都是。”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个旧存折交给我。母亲说：“替我捐了吧。”我一看，存折上只有八十块钱，存期已经三十年。我明白了，这不就是当年我们家欠小麦客的工钱吗？这些年来，我们家也苦过、难过，可母亲硬是没动里面的一分钱。只是当年的八十块，现在已变成了六百元。

回城后，我添了四百，凑足一千，郑重地捐给了甘肃陇南灾区，是以母亲的名义……

何谓“担当”？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接受并负起责任”；《辞海》的解释是“担负、承当”。其基本意思都是勇于接受，并承担起责任。它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忧患意识。检索《四库全书》，“担当”这个词直到宋代才出现，但有关“担当”意识在先秦时期就有较为充分的表达。

先秦时期儒家担当观开始形成，这一时期敬重君子人格，儒家典籍中有关君子的记载非常多，而君子必须具有担当意识。《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认为君子处世，就应该像天那样保持生生不息的强健气势，顽强奋斗，永不停止。《易传》还引孔子的话说，“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在《论语》中也有关于担当的思想，如曾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则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屈原《离骚》中有“哀民生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这些都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对百姓生活的关心，以及对自己肩负责任的清醒认识。也正是在这种担当观的影响下，出现了《吕氏春秋》所描写的“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年党锢之祸时，李膺“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后汉书·李膺传》，陈蕃、范滂也“有澄清天下之志”，后都慷慨赴难。

五代十国时期，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风气败坏，士大夫的担当意识有所弱化。宋代建立后，为了改变这种社会及政治上之颓风，倡导、重视气节，理学兴起，儒家担当观也进一步充实、完善。理学大师们都有很强烈的担当意识。如北宋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程颢、程颐重视忠孝节义的气节观。文献中较早使用“担当”这个词的，是程颢、程颐弟子整理的《二程遗书》。其中“担当”的意思就是“承担，并负责任”。朱熹使用“担当”最为频繁，《朱子语类》《晦庵集》中多次出现“担当”一词。从文献看，南宋时期“担当”一词不仅理学大师们接受、使用，一般士人、大臣也广泛使用。如名臣李纲在信中就提到：“万一急缺，虽无指挥，亦须担当。”文天祥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天下有事，凡能担当开拓排难解纷，惟其才耳。”元明时期“担当”的使用更为普遍。明末东林党人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勇于担当，不畏强权，为民请命，大胆弹劾朝中权贵。陈继儒更以“担当”为视角对人进行观察、评判，说“大事难事看担当。”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船山也呼吁“匡维世教以救君之失，存人理于天下者，非士大夫之责乎？”总体来说，宋代以来，尤其是理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以来，担当精神不仅为君子、士人所接受，也渗透到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儒家担当观因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深沉的忧患意识、倡行君子人格、勇于奉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对促进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值得传承与借鉴。

(节选自《谈儒家担当观》）

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⑴海派文化作为以上海为中心的地域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鲜明的地域特色。海派文化究竟是什么？七十多年前一场京派与海派的争论，鲁迅先生一锤定音：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从此，海派文化被绑定在商业、消费、休闲的定位上。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不是海派文化的全部，甚至不是主流。

⑵事实上，在海派文化之中，有非常复杂的各种互相对立、互相冲突和互相渗透的元素。上海既曾经是自由派文化的大本营，又是左翼批判文化的故乡；上海有悠久的知识精英启蒙传统，也有同样源远流长的市民消费文化传统；上海是一座世界主义的城市，被人讥讽为“崇洋迷外”，但在近代历史之中，又是爱国主义、抵制洋货运动的发源地；上海拥有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市场资本主义的历史遗产，又有着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深厚传统。这一切，都塑造了上海城市文化的多歧性格。

⑶上海城市文化的本土渊源之一，是明清以来的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传统便是士大夫文化与市民文化的互相交融，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这一雅俗共赏的江南文化传统承继到近代，使得上海的城市文化，不像京城的士大夫文化那样纯粹的大雅，也不像北方民俗文化那样彻底的大俗。近代的北京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大学里的教授与胡同里的骆驼祥子们，绝不可能欣赏同一种文化。但上海不一样，上海的文化人与市民阶层在文化上处于同一个世界，既过着世俗的生活，又力图附庸风雅，风雅与世俗，精英与大众，这些两歧性的文化元素在海派文化这里获得了一种奇妙的结合，彼此嵌镶，形成了独特的上海文化性格。

⑷上海城市文化海纳百川，包容万象，很难用一种确切的概念来定位。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开放的城市，上海是一个移民的大熔炉，一个文化的大熔炉。所有的地域文化、宗教传统和高级文明，到了上海以后，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后都失去了其本真性，演变为极具都市风格或东方神韵的“海派”。北京容纳得了异己，各种多元文化、区域文化可以在京城以原生态的方式独立相处，互不相关又彼此竞争。而上海文化的向心力太强，各种亚文化来到上海之后，都被代表着都市文化的上海文化所改造，所同化，多元逐渐趋同，呈现出同质性趋向。上海文化的缺点是没有独一无二的东西，一切都似曾相识，又有点陌生；但另一方面，没有特点本身，又是上海文化的最大特点。

⑸相对于中国的其他城市，上海的城市年龄比较年轻，她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诞生并迅猛发展。上海的成功在于抓住时机，敢于求变求新。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上海的“与时俱进”更是显露无遗，所有的观念、所有的建筑与所有的商品，都要同全世界最先进、最时髦的水准接轨。这种精神，成就了上海的摩登、时尚和辉煌，也使得上海城市文化流质易变，缺乏底蕴；灵活有余，定力不足。有见世面、识大体的聪明，而缺乏北方古城那种自信、稳重的气象。

⑹海派文化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海派是世俗的，也是务实的。上海人像英国人一样，不喜欢高谈阔论，不喜好抽象的理念教条，他们更相信日常生活升华出来的理性，信奉的是拿实实在在的“货色”出来。同时，上海人将平凡的职业视为志业，在繁琐的俗务中做出美感，做出情调，做出诗意。这一点上海人又像法国人，不满足于平庸的日常生活本身，总是在追求世俗背后的浪漫、实用背后的格调。上海人身上流淌着明清士大夫的精神血脉，日常生活不一定奢华，但一定是精致的；情感或许不真诚，但一定是浪漫的。

⑺上海时尚，但不前卫；上海叛逆，又不偏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性格和中道哲学，淘洗了那些偏激的传统，留下了中间的市民文化和小资文化，市民阶级是务实的，小资文化是浪漫的，而这两种城市文化在上海又没有绝对的界限。

⑻这就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真实面相，她的优点就是她的缺点，她的现实便是她的过去。然而，已有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不是一个城市不可变易的宿命，未来的上海是什么样的都市，一切有待于上海自身的选择。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选择，也是每一个新老上海人的选择。

边塞与边塞诗

①边塞诗的兴盛在唐代，那时候，边塞的概念是具体的基本上是陇右。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便成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广义的陇右，东起陕西甘肃的界山陇山，西达沙州(今甘肃敦煌)；狭义的陇右则具体为甘肃黄河以东、青海青海湖以东至陇山。在古代，军事家们有一个共识：欲保关中，先固陇右；欲保陇右，先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陇右，一直是历代中原王朝军事防御的核心区域，在唐初，突厥军队曾经逼近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城，甚至差点迫使大唐帝国迁都。此时的突厥汗国，已控制了东至辽河上游、西至里海沿岸、南至大漠以北、北至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中原内地自然早成了他们觊觎的对象。因而那时边塞逐步收缩于陇右的狭义概念上。边塞的战事，使众多的诗人们豪情满怀或者悲苦结肠，尤其是河西走廊，在石羊河流域、黑河流域、疏勒河流域，留下了不朽的边塞诗篇章。

②追溯历史，西汉与匈奴南北对峙，互相抗衡，汉朝为防御匈奴南犯，不惜倾尽国力，修筑了扼守边防的长城，当时称为边塞，简称塞，或称障塞。沿边塞修筑的障、城、亭、燧，是驻军防戍的军事建筑。一段时期，这样的地区成为典型的边塞。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的国力逐渐殷实。突厥的骚扰逐渐平息，就在高昌设立了驻守西域的最高统治机构安西都护府，管辖天山直至碎叶河以南地区。在那个鼎盛的时期，边塞又指向了敦煌郡的阳关和玉门关以西的地方，不少的优秀诗作已经涉及到了新疆的广大地区。《汉书》《后汉书》《魏书》《北史》《隋书》直到《明史》都为边塞立传。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西北边塞有关。

③到唐代，由于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着唐、吐蕃、突厥以及后起的回鹘、南诏等几大政权，他们相互角逐、相互兼并，相互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这就促使唐朝政府大力在边地修筑城堡，以增强边地的防御能力。因为边防的战事，一座座城堡拔地而起，这是军事防卫的需要。另一方面。地方的行政核心区逐渐发展为城市，城市的经济文化辐射力又影响和促进了整个边防线上的生产发展和商贸往来。这些，在边塞诗的歌吟中，是不可回避的。然而，随着战争的发生，城堡遭遇了强大的破坏力，民不聊生，生灵涂炭。格调高挑的边塞诗也开始黯然神伤。

④边塞毕竟是边塞，其地理上的偏远，文化上的边缘，物质上的单调，环境上的严酷，也是锤炼边塞诗不可或缺的元素。如果没有边塞的艰苦和遥远，就没有边塞诗的磅礴气势和苦难锋刃。在边塞诗中旅行，边塞的风，边塞的沙尘，边塞的壮丽与辽阔，边塞的风俗与美味，会磨砺我们的风骨，会滋生我们的豪情。放达的人生，尽在边塞诗中。

(节选自《中国国家地理》2009年第2期 )

水家乡

蔡楠

鸬鹚

我曾是一只野生的鸬鹚。我每年都从遥远的北方飞到遥远的南方去。白洋淀是我们候鸟的中转站。

可那年我被渔民陈瞎子的渔网逮住了。我就留在了白洋淀。陈瞎子当初是不瞎的，只是后来被我啄瞎了。那天，我飞过浩渺的水面，飞过远接百里的芦苇荡，来到了荷花淀。我看见了满淀的荷花艳丽无比，我看见了成群的鱼儿跳出水面闻香戏荷，我还看见了一群姑娘划着小船唱着渔歌采摘莲蓬。我落在一片硕大的荷叶上，将我鹰般的身体缩成了一只鸭的模样，我锐利的嘴被眼前的美景磨圆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捕鱼高手。我想就是现在饿死，我也不愿破坏眼前的宁静啊。我呆了，我醉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眼前刷地落下一道白光。荷叶倾倒，荷花飘零。我就被一张渔网罩住了。渔网慢慢收拢，提起后，透过缝隙，我看到了苇帽下一张黝黑年轻的脸，在船上，在阳光里得意地笑着，笑得眼睛都没了缝隙。我一下子就被激怒了。我缩成鸭一样的身体恢复了鹰的模样，铁青的羽毛闪着冷光，我磨圆的嘴重归锐利。等到那人撤网抓住我的双腿时，我奋力一扑，就啄住了他的左眼。我狠命地在缝隙中嵌入我钩状的嘴，一股鲜红顺着我的嘴汩汩而出……从此，陈大船就成了陈瞎子。

我还是成了陈瞎子的俘虏。我时刻准备迎接陈瞎子对我的报复。然而，陈瞎子眼伤痊愈以后，却给我带来了一只漂亮的母鸬鹚：它羽毛洁白，双目含春，翅膀缓缓扇动，犹如一团芦花飘落在了船上。我感受到了它强烈的召唤和无声的撞击。我在船头呐喊着，跳跃着，挣脱了捆我的绳索，一头扎进了汪洋恣肆的大淀。不一会儿，我叼上来一条欢蹦乱跳的红鲤。我把红鲤送到了白鸬的面前，我轻啄着它光滑柔顺的羽毛，急不可耐地说，白鸬，我不走了。

鱼鹰

几年以后，陈瞎子成了白洋淀有名的鹰王。我们一家十口都成了他的鱼鹰。做鱼鹰是一件辛苦的事情。我们经常是清早就随陈瞎子进淀，傍晚才上岸。清早和傍晚鱼多，捕上来很快能让鱼贩子在早市和晚市上卖掉。陈瞎子真是一个精明的渔人。他总是卖给人们新鲜的鱼。陈瞎子的精明还体现在对我们的使用上。他在我们的脖颈上套一个草环，然后“嘎嗨嗨，嘎嗨嗨”地唱着，用竹竿拍打着淀水赶我们下船。我们抓到大鱼，只能吞一半，留一半，叼上船，他就让我们全部吐出来，只让我们吃他准备好的小鱼、黄鳝和猪肠。

可我们还是乐此不疲。我和我的白鸬率领儿女们不停地游动在风景秀丽的白洋淀里。草青青淀水明，小船满载鸬鹚行。鸬鹚敛翼欲下水，只待渔翁口令声……我们在捕鱼生涯里练就了高超的本领。我们每只鸬鹚单独作战，每天能从淀里逮住二三斤重的鱼。碰到大鱼，我们就协同作战。记得那一次围攻荷花淀里的鱼王花头，我、白鸬和儿女们有的啄眼，有的叼尾，有的衔鳍，一起把花头弄上了船。陈瞎子逢人便讲，我这鹰王逮住了鱼王，奶奶的，六十多斤呢！听到这话，看着陈瞎子独眼里抑制不住的光芒，我也用我的黑翅膀覆住白鸬的白翅膀，在儿女们的欢呼声里柔情地啄着它的脖颈。做鱼鹰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卖了那条大鱼以后，陈瞎子的好运来了。他换了大船，娶了媳妇儿，转年就有了一个双目齐全的儿子。

老等（注）

陈瞎子的好日月终于在白洋淀几度干涸后结束了。就像他的老婆在生完第四个孩子后突然病死一样。水干了，鱼净了，鱼鹰便没有了用场。我、白鸬和孩子们也难逃厄运。我的儿女们先后被陈瞎子卖到了南方，只剩下我、白鸬，一起陪着陈瞎子慢慢老去。

终于，在芦苇干枯、荷花凋败的时节，和我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白鸬在吃了一只有毒的田鼠之后离开了我和陈瞎子。陈瞎子夹着铁锹，抱着白鸬，肩扛着我来到了村边的小岛上。他挖了个坑，把白鸬埋了。陈瞎子盖好最后一锹土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独眼里滚下了几大滴混浊的老泪。就在埋白鸬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孤坟，那是他老婆长眠的地方。

陈瞎子流完泪，把我抱住，一边梳理着我脏乱的羽毛，一边絮絮叨叨地说，老伙计，你走吧，天快冷了，你飞到南方去吧。淀里建了个旅游岛，再不去，你就会被我卖到那里供游人观赏了。没有了自然鱼，他们养了鱼，要你抓鱼表演给游人看呢！

陈瞎子把我往蓝天上送去。我抖动着衰老的翅膀，嘎嘎地叫了两声，艰难而又奋力地开始了许久不曾有过的飞翔。

我终于没能飞出白洋淀。尽管我曾是一只野生的鸬鹚，可我一点也找不到从前的野性。我已经融入了这方水土。白洋淀就是我的家乡。我在这个小岛上筑巢而居。我在干旱的淀边，凝望着天空，凝望着远方。我伸长了脖子久久地等待。我愿意做白洋淀最后的一只鱼鹰，最后的一个守候者。一直等到水的到来，一直等到鱼的到来。

后来，我就成了白洋淀一只长脖子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