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林的枢纽

戎可

红日待升，晨雾缥缈，远山如幻。林中某处，黑啄木凌厉的叫声一如既往，转眼间百鸟齐鸣，如歌如朝。百鸟来朝是人类的想象，天下万物实在无高下之分。但是确实，某些物种似乎更加重要，如同枢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了啄木鸟，森林将会怎样？

《辞源》说，枢纽，“比喻事物互相联系的中心环节”。这个中心环节如枢如纽，本身并不起眼，然而一旦缺失，整个系统却会发生重大改变。1969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态学家罗伯特·T.佩因提出了关键种的概念，它的英文是keystone species，其中keystone的本义是指石拱门上方中间的那块石头，它在所有组成拱门的石头中受力最小，但没有它，拱门就会倾倒，keystone的含义与汉语里的“枢纽”异曲同工。

关键种的概念并非凭空而来，佩因教授分析了一系列的例证，特别是他在1966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开始于1963年，他在离西雅图不远的马考海湾做了一个有趣的去除实验。马考海湾在太平洋东侧，满是石岸而无沙滩。佩因选择了一块海滩作为样地调查底栖生物。样地的中段——中潮间带，布满了贻贝、藤壶和一种称为“茗荷儿”的节肢动物，这些动物都固着在岩石上。有一种海星以这些动物为食，哪种动物增多，海星便优先取食哪种，所以没有谁能占据绝对优势。低潮间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较短，生物种类急剧增多，甚至包括了4种大型海藻。除了刚提到的3种动物的幼体，另一种藤壶零散地附着在岩石上，夹杂着些海葵。两种石鳖和两种帽贝四下爬行，几只海兔（裸鳃类软体动物）在海绵上缓缓爬过，贪婪地摄取着它们的食物。

实验中精彩的部分来了，佩因取走了样地里的海星。3个月后，原本只分布在低潮间带的那种藤壶，竟然占据了样地60%~80%的空间。随后的9个月里，小个头儿的贻贝和茗荷儿迅速生长，到处都是它们。再往后，茗荷儿也消失了，遍地贻贝。它们侵占了几乎所有的岩石，其他生物无处附着，结果藻类只剩一种，海葵所剩无几，石鳖和帽贝爬向别处，海兔也随着海绵的消失而消失。这样演替的结果，虽然生物量大大提高，但物种数却从15种迅速降到了8种，甚至更少。生态系统中物种数目减少的问题在于，一旦环境变得不适于这区区几个物种的生存，整个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去除了几只能够控制固着生物生长的海星。

这个例子里的海星，便可称之为“关键种”。它们虽数量不多，却对生态系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关键种这个概念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处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种，我们只要保护好这个物种，那么生态系统就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我维持着它的结构和功能。而从理论上讲，保护一个关键种，所花费用应该不大，四两拨千斤，何乐而不为？

像海星这样，通过捕食稳定了生态系统结构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地上的老虎、天上的雄鹰和海边的海獭，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保护这些动物的意义所在。但是关键种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形式，其中一种是基于互利共生关系的关键种。比如在澳大利亚西部，食蜜鸟给很多种植物传粉，也取食它们的花蜜，彼此互惠互利、互相依赖。但当橡子山龙眼开花的季节，它的花却是食蜜鸟的唯一蜜源。在这种情况下，橡子山龙眼就成了关键种，因为一旦它开不了花，食蜜鸟种群就会衰落，其他的植物也将跟随着无法繁殖。

与上面两类关键种不同，生态工程师为其他生物创造生态位，是另一种形式的关键种。比如水獭修筑的水坝，像工程师一样改变了局部环境，不仅促进了森林的更新，更为一系列物种的生存提供了资源。再比如啄木鸟，它在树上凿出的大大小小的洞，为真菌、昆虫的生存提供了便利，给各种小型兽类、鸟类的隐蔽和繁殖提供了空间。啄木鸟吃虫，它的数量不会太多，否则就意味着树干里的虫太多，森林也就不复存在。但如果没有啄木鸟，我们无法想见，那些依赖于它的洞穴的动物将何去何从，森林又将是一个怎样的面貌。

关键种是个美丽的保护生物学概念，但在真实的世界找到这样一个枢纽却难上加难，这是因为物种间的复杂关系，往往远超常人的想象。我们能做的，就是到森林里多走走，多观察、多体会、多分析，大自然会告诉我们答案。也许，这就是荒野精神。

（摘编自2016年7月1日《中国科学报》）

材料一：

时间：7月30日10：42

室外温度：35℃

实验情境：车停在户外，太阳直晒，记者带着温度计坐入后座儿童座椅处，关闭车辆门窗。车内初始温度30℃

15分钟后，记者已无法坚持，实验终止。

相关人士介绍，高温致死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高温引起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温热量过度积蓄，导致神经器官受损；另外一种是由于温度持续升高，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不断降低，导致缺氧死亡。

（摘编自《车内升温实验警惕高温致死》，《东南商报》2015年7月31日）

材料二：

4月8日，湖南益阳四岁女童琪琪被父亲遗忘锁在车内，因高温、窒息而身亡。这类事件，官方的定义是“高温致死”。相关部门回应：责任在家长。

问题是，家长的责任在哪里？对这位父亲，是要追究其民事责任吗？民事责任以经济赔偿为主要责任形式，造成女儿身亡，赔偿就成了自己赔自己，或者死者父亲赔偿死者母亲，这显然都不合适。

那么，刑事责任又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

作为一个父亲，他必须谨慎、合理地履行监护孩子的义务；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应该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和基本常识，知道将幼童遗忘在车内会导致严重后果。也就是说，琪琪的父亲应该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引发危害琪琪生命健康的后果，但因为粗心马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这种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琪琪死亡。这是典型的过失致人死亡。是犯罪，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考虑，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强制性惩罚来增强父母的监护意识，督促监护人积极、正确地担负起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之责。当然，这类案件发生于家庭内部，确有其特殊性，司法机关可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酌情对待。

其实，对类似事件的处置，在国外也是有例可循。美国会对疏于监管孩子的父母罚款、监禁甚至剥夺监护权；如果发生“高温致死”事件，父母或将因触犯危及儿童安全罪或刑事疏忽罪而被指控。反观我国，近年来“高温致死”的案件屡屡发生，但鲜有司法机关公诉追责的案例，这里有我国传统文化的原因，但这并不正常。

琪琪已经离世，追究这位父亲的刑责不是最终目的。刑罚不仅是要惩罚已然的犯罪人，更要震慑警示那些潜在的、可能的犯错者。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儿童的保护离不开法治护航。

（摘编自（4岁女童被遗落车内致死：父亲不该担刑责吗？》，《澎湃新闻》2019年4月12日）

材料三：

南佛罗里达大学分子生理学教授戴蒙介绍说，大脑最上方是负责思考和分析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瞬时记忆的海马体；底层则是基底节，负责控制那些本能和不自觉的行为。

他说：“遗忘事件是否发生，重要相关性的因素是由压力、情绪、缺乏睡眠、生活节奏改变等结合而成。当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基底节开始工作，理智思维则被弱化到无力抵抗。结果是被弱化的海马体里的记忆回路就像电脑程序一样被强制覆盖。除非记忆回路被重启——比如听到孩子哭，否则记忆可能完全消失。这和父母的社会地位、种族、个性、性别、年龄、教育程度以及对孩子的爱无关。”

2000年，3个前NASA工程师开始研发一种用安全座椅重量感应器和钥匙警报器构成的产品，用于在父母将儿童遗落车内后发出警报。可现在这款产品仍然没有上市。最大的问题是法律责任：如果你制造了这个产品，但它发生故障并有孩子死亡的话，你就会面临巨额的法律诉讼。另外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市场研究显示这个产品销量不会好。原因很简单：人们从不认为自己会犯类似的错误。

在高温致死案例中的父母总是遭到大众苛刻甚至恶意的批评。临床心理学家希林克说，人类有一个基本需求，他们需要相信并且坚信这个宇宙不是残酷无情的，可怕的事情不是随机出现的，如果你足够负责和警觉，这些灾难就可以近免。他相信这些父母被妖魔化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把出事的人和我们自己区隔开。假如我们和他们是一类人的话，就太可怕了。所以他们必须是怪物才可以”。

（摘编自基恩·温加滕〈致命的分心》，2010年普利策特稿奖获奖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