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

杨轻抒

园子里安静得像一支蓝调的曲子，像一个人死去了一般。夕阳淡黄，越过老墙，左一划右一拉地抹在只剩下一片半片青瓦的屋顶上。

台子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灰尘像时间一样，一层一层堆上去，要不了多久就有了层次和分量。其实，才多久没打扫呢？好像时间并不长，老邓认真想了一会儿，似乎就在昨天，或者前天但这又怎么可能呢？　　

老邓并不怎么喜欢怀旧，不喜欢在人面前念叨过去的事情，比如老邓就很少提起过去在戏台上的情形，或者跟那些戏迷的故事。老邓只是经常发现自己眼前会晃悠着一些人，他们是长坂坡前的赵子龙，是虎牢关前的吕布，是江东的周瑜，是萧生，是武松……他们威猛、精神，一抬手，长江风起；一睁眼，河水倒流。他们的声音响亮高亢，直迫云天：自古英雄有血性，岂能怕死与贪生？此去寻找无踪影，枉在天地走一程……

老邓不认为自己老了，比如刚才用铁钳拧园子的门锁的时候，居然一下就拧开了，那锈黄了的铁锁咣当一声掉在地上，发出铁锈特有的沉闷的声音，十分的悦耳，很有点像戏剧的开场锣鼓。拧开铁锁那一刻，老邓从腿肚子往上蹿起一股让人战栗的激动——不，应该是快感，老邓觉得浑身那个爽啊，真想大叫一声：啊——

老邓从灰色的楼梯拐角踏着一级一级的台阶——应该是一级一级的台阶上的灰尘，一步一步往台上爬。每上一级台阶，老邓都会停一小会儿。那一小会儿时间里，老邓回头，看见自己的脚印印在一级一级的青灰色的台阶上，像朝珠一样，像时光一样，一直串到台子正中央。

这时候，老邓抬起头，看见了墙头外的夕阳正啪啦啦地烧。

老邓站到了台子中央——老邓觉得这个情景很熟悉，老邓记得很久以前，自己也曾经站在这个台子中央，那时候，老邓觉得这个台子就是天地，自己是站在天地的中央的，四面霞光升腾，自己的影子映在身后没有背景的白墙上，如同庙里的菩萨，光芒万丈。

台子正对面刷过石灰的墙已经斑驳了，掉了皮，露出下面的青砖。老邓看见有人在墙上刻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那些字笼在阴影里，具体是什么字，老邓使劲眯着眼，仍然没有看清楚。其实看清楚了也没有什么意思，老邓想。

园子的地面是青灰色的，至于泥土为什么是青灰色的，老邓有些迷惑。之前老邓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青灰色的泥地上乱七八糟地扔着几条长短不一的木棍，那其实不是木棍，是长凳子的腿。之前，园子里摆着一排一排的长条凳，每一条凳子上都紧紧地挤着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其中一个女人每次演出都来，每次都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眼睛盯着老邓，眼中水波四起。现在，人没了，老邓觉得自己眼中唰地生出了厚厚的青苔。

 夕阳下去了，稀落的青瓦由黄变蓝，变黑。老邓站在台子中央，像风中的一片叶子。老邓努力站得稳当些，而且老邓很想走个圆场，但试了一下，才发现自己的腿已经抬不起来了。抬不起来腿的时候，老邓心里突然觉得有一丝酸。

老邓看见一只麻雀突然落在对面的墙头上，满眼的迷惑，一声不吭。

……

那个下午，在老邓的印象里，一切都很安静：青瓦上的夕阳一声不吭，掉了石灰的老墙一声不吭，那只麻雀一声不吭，连风吹过来，都一声不吭。但是，那只是老邓的感觉，事实上，那个下午，是有一个人偶然走过院墙的外边的，走过墙外的那个人听见了很久都没打开过的园子里传出了一个嘶哑的声音，那声音像是在歌唱——不，是唱戏。那个人站在乌桕树下仔细听了一会儿，听出了断断续续的句子：只见那番营蝼蚁似海潮，观不尽山头共荒郊，又只见将士纷纷一字乱绕，队伍中马嘶兵喧闹吵吵……

早就没人了的园子里怎么会传出唱戏的声音？那人想了半天，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就算了，于是，那个人拍拍屁股上的土，走了。

后边的事情比较玄，说是周围好多人都听到了老园子里有人唱戏，但园子里怎么会有人唱戏呢？那座曾经的戏园子已经被关了很久了——这没啥奇怪的，一座上百年的戏园子，也曾多次被关过，被做过其他用途——不同的是，这回听说不久就要拆掉了，拆掉干什么，谁都说不明白，就像不明白当初为什么要把园子关掉一样。更玄的是，说有好事的听见声音还专门跑去看了，看见门锁掉在地上——门实在太破了，破得已经挂不住一把锁——园子里边空空荡荡，一个人都没有，连只麻雀都没有，只有一楼梯的灰尘，像时光一样，层层叠叠地堆在一起；像旧书页一样，层层叠叠地摞起来。

但的确是真的，好多人都说听到了园子里清越的唱戏的声音。而且，还听见了河水一样澎湃的叫好声。

（有删改）

百岁杨绛亦芳华

著名作家、翻译家杨绛年满百岁了。杨绛先生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魅力。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钟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钟书的。

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这出“泪和笑只隔了一张纸”的话剧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直到钱钟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但即便如此，在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58年，年已47岁的杨绛下决心“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诃德》。她无师自通，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项庞巨的翻译工作。未完译稿历尽磨难，“黑稿子”在“文革”中“被没收、丢弃在废纸堆里”，“九死一生”，总算逃过劫难。1978 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同年6月，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访华；她应邀参加国宴，邓小平惊讶道：“《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此事一言难尽，杨绛忙于和西班牙皇室握手，无暇细谈，只好答非所问：“今年出版的。”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向75岁的杨绛颁授“十字勋章”，表彰她对传播西班牙文化所作的贡献。

其后，从《洗澡》、《干校六记》，到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风雨生活的《我们仨》，到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杨绛的作品一直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在杨绛先生住宅小区的几百户人家中，没有封闭阳台也没进行装修的，如今只有这一家。杨绛拒绝封起阳台：“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1977年春，钱钟书一家搬到此处新宅，这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居所。三十多年来，这是一个略显寂寞的地方，因为主人罕有的孤独；但它也不断迎来送往，因为主人稀世的分量。

“他们家不是一般的朴素啊！”很多人都为此感叹，素粉墙、水泥地，天花板上还有几个手印，据说，那是钱钟书活着时杨绛登着梯子换灯泡留下的。

家里一切都保持钱钟书在世时的旧样。客厅即书房，中间安放着一张大写字台，钱钟书过去坐这里，他走后杨绛继续在此伏案，坚韧地写出《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等近作，百岁老人的她如今仍天天读书，笔耕不辍。

钱、杨二老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酝酿将他们的全部稿费收入捐献给母校。奖学金给谁呢？给考上清华的贫寒子弟。叫什么名儿呢？绝不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就叫“好读书奖学金”。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相继去世后，2001年9月7日，杨绛以全家三人的名义，与清华大学签订了《信托协议书》。当时捐献的现金是72万元；到了2008年8月，已累计到630万元；到了2010年春，已是800万元出头了。

她和钱钟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钟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钟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钟书的“拦路虎”。

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要学会享受做一滴清水的快乐。

而今，自称已经走到了人生边缘的杨绛，愈加通透。她说：“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摘自《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