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这种批评方式是中国特有的。那些看似随意、非理性的评点，其实是非常厉害的，往往一两个字、一个短语，就能直抵文本的要害和关键。金圣叹对《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张竹坡对《金瓶梅》的评点，脂砚斋对《石头记》的评点，都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佳话。

评点是直觉主义哲学的产物。随着理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张扬，“直觉”成了一个贬义词，并被放逐。其实，直觉是一种逼近事物内部的极其锐利的武器。混沌的世界，为云雾与烟霭所包裹，一时使我们无法识得。理性的逼近，仿佛一支大军来到了森严坚固的城下，却常常是久攻不下。而此时，直觉犹如一道耀眼的电光，瞬间照亮城池，并有可能刹那间击开城门，使我们能够长驱直入。人类今天对世界已经取得的初步认识，无一不归功于理性和直觉两支大军的联手作战。

评点讲求的就是对作品的直觉。阅读如流水一般向前流淌着，突然地遇到了一块暗礁，随即，激起了一团水花。于是，就有一阵兴奋，一阵惊喜，而在兴奋与惊喜的同时，就有了一个了不起的发现。作品是一颗无隙的核，直觉就有这个能力，它在你不防备的时候，突然地魔术般地就将这颗核打开了。完全将希望寄托于理性带你进入文学作品，大概是偏颇的。文学本身，就带有浓重的直觉色彩，而对它的批评，却要一味理性，就未必是科学的了。

评点是非常个人化的。评点人在评点作品时，是要将自己带入的。那时，文学就是一个世界，而他就是这个世界中的一分子，而不是旁观者。那里头的喜怒哀乐，绝不仅仅是他的研究对象，他要与那里头的人物，一起来经受这些情感的消消长长。而理性的批评，是见不到批评者本人的。他的冷峻、客观，使他一直站在作品的大门之外。他的窥视固然能得到一个融入其中的人所无法得到的信息，但他也一样失去了只有融入其中的人才可得到的更为重要的信息。评点将个人体悟看成了最有效的解读作品的途径。此时，评点者竭力维护着自己的艺术感觉而不被理念所劫持，他要最大限度地与作品保持一种亲近、一种触手可摸的距离。

与理性批评相比，评点固然缺少系统与完整性，看上去显得有点支离破碎，但它同时也避免了理性批评因框架的设定而不得不舍弃一些重要因素的弊端。虽然散漫了一些，但它却将它所看到的各个闪光点自由灵活地呈现了出来。从篇幅和文字上讲，由于它是以“点击”为主，并不做铺陈与演绎，也节俭实用了许多。

（摘选自曹文轩《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序》）

中国文学史由外国人首撰，观念先入为主，导致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人自撰文学史时，多受制于舶来的观念与术语，难以描述和判定本国文学的特性与价值，当述及小说这一别具中国特色的文体时，问题尤为凸显。

若借重西方的小说观念，存“世界之观念，大同之思想”，那么只有削足适履，将白话写成的话本体与章回体、文言写成的传奇及少量符合“今小说”标准的子部（笔记）小说，以及原本肺列于子部、史部的部分作品如诸子寓言、史载传说兜揽进来，视作与西方对等的“novel”，而大量传统的古小说则被剔除在外。小说地位主次颠倒，评价也迥异于前。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称：“（古）小说则不过称道杂事，其本体与今日之新闻无异，是盖完全野史，与今日小说不同。”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也认为汉代小说“固非今日之所谓小说”“中国谓琐谈零闻之类曰小说，而立于此与真正小说即novel之中间者，盖美文之一体”。

若是坚守正统的做派，或视小说为小道，不屑论及，或仅以文言小说为正宗，鄙弃不见于四部之学的白话小说，又会招来非议。林传甲所著《中国文学史》就是个箭垛式的代表。林著宣称“仿日本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但论及元人文体时则指斥川氏不应将戏曲小说庐列于其文学史中，因为“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之古之虞初”，更不该提及汤显祖、金圣叹，这种做法“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郑振铎直批林著：“名目虽是《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与林著几乎同时的黄人《中国文学史》被视作“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黄人以他中西融会、与时俱进的学术眼光，给予白话小说一定篇幅和恰当评价相关。毕竟，白话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文体这一观念经历了梁启超晚清小说界革命、胡适白话文运动等已渐入人心，风气如是，白话小说进入文学史势所必然。故步自封，自然已不合时宜。

文言小说尤其是子部小说太具中国特色，中国小说价值与意义的阐释，需立足于民族传统。中国文学史中的小说叙述状貌，正如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时所总结的：一、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二、外国人先作的中国文学史虽有，但所占比重很小；三、中国人后亦有作，但仍阐释不详。其实还有一点，即彼时撰写文学史者，或为教学需求，或为出版社邀请，也有“业匪专学”者，不免有失系统、杂论逸出。鲁迅既有志撰写首部中国小说史，自然有传之后世的意愿，故以学者的立场开放地、谨慎地对待西方小说理论与时人的考述，得出了诸多严谨精辟的论断。鲁迅特以“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为首章，体现了对小说传统的尊重。全书虽然亦将志怪、传奇、平话及章回作为叙述重心，但并未割舍《世说新语》《酉阳杂姐》等传统小说，而是冠以“志人”与“杂姐”之名，可谓煞费苦心。尽管《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当时的文学史仍多以胡适是瞻，但仍有许多采纳了鲁迅的观点，对中国小说的研究也逐渐从文学史的附庸论中独立出来，专著迭出，蔚然成学。

（摘编自白金杰《小说里的中国传统》）

材料一：

1995年，为了解决三农问题，江苏省率先开始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海南省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定安、临高、东方等市县先后组织招聘大学生村官。同年，浙江省宁波市采用公开招考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推行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地区^这一时期，大学生村官主要表现为人数较少，形式多样，逐步打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的正式渠道，为后来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2004年，河北省邢台市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决定每年选派1000名大学生到农村工作，5年内实现全市5200个行政村都有大学生村官的目标。到2004年底，全国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的省市区发展到10个，主要分布在东、中部地区。

2005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2006年2月，中央组织部、人事部、教育部等八部委下发通知，联合组织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此后，大学生村官工作进入大范围试验阶段。

（摘编自李妮《大学生村官面临的问题及建议》，作者来自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材料二：

在对大学生村官的访谈中，普遍有身份尴尬的感觉。从身份上说，大学生村官目前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干部，主要是对村干部进行协助，即村官不是官，在本质上是一段时期的服务者，如何寻找到自己的定位点，发挥最佳的作用，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在问及合同期满去留时，几乎全部的大学生村官都表示，希望在近两年内考上公务员或者考研及创业，其中大部分都表示尽量能考上公务员。

一项对新疆巴州和静县某银大学生村官的调查报告显示，39.6%的村民对大学生村官最大的担忧是能否带领村民致富；24.8%担心大学生村官能否很好地融入农村生活，28.9%则表示对大学生能否长期扎根农村表示担忧。

（摘编自“豆瓣网”《大学生村官现状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

材料三：

大学生当村官9年，想继续在农村发展，却成为“临时工”，这种大学生村官的尴尬处境说明一些地方政府把大学生到农村、基层工作作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途径，却没从当地的实际需要、大学生的长远发展来规划大学生的农村工作，或者是将其作为表明自身重视人才的“政绩工程”，对如何长效使用这批大学生缺乏长远考虑。

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的遭遇，却让我们不得不从理想设计回归现实：政府部门，究竟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大学生村官计划？农村，又给大学生村官创造了多大的事业空间？大学生村官解决自己的出路，闹到上访，被有关方面“劝回”的地步，其中有多少无奈，需要有关部门多多思量。

（摘编自“搜狐网”《熊丙奇：大学生村官计划又成烂尾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