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废城市”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

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在全市域范围内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完成顶层设计引领、工业、农业、生活、风险防控、激发市场活力各方面的任务。并从组织领导、资金支持、监管执法、宣传引导等方面提供保障。

2020年是完成任务的关键时间点: 试点城市的大中型矿山达到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和标准,其中煤矸石、煤泥等固体废物实现全部利用;基本建成废弃产品逆向回收体系。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5%以上,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重点用膜区当季地膜回收率达到80%以上。基本实现同城快递环境友好型包装材料全面应用;全面落实生活垃圾收费制度,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在试点城市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全面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摘编自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北京日报》2019年1月21日)

我国每年新增固体废物100多亿吨,历史堆存总量高达600-700亿吨。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城市“垃圾围城”问题十分突出,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还有较大差距。而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制度设计和实施的刚性不足,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目前不少地方在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在固废减量、回收利用与处置问题上考虑不足,严重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15年以来,广东省危险废物非法处置倾倒案件多达200余起,非法转移倾倒点遍布全省21个地市。“阳江市宏湘金属加工厂违法转移、倾倒危险废物达2万多吨;江门市长优实业有限公司产生的含镍危险废物2.1万吨非法倾倒于广东阳江、江门和广西梧州等地。”生活污泥违法倾倒猖獗,深圳、东莞、惠州、茂名、阳江、肇庆6个地市均存在非法转移倾倒污泥问题;发生非法跨界倾倒生活垃圾案件100多起,倾倒垃圾数十万吨。   

(摘编自《“无废城市”建设的背景、目的和手段知多少》,中国环保在线2019年1月28日)

现阶段建立“无废城市”的多为发达国家,虽然纳入“无废”的废弃物种类有所不同,但没有将农业废弃物纳入“无废”目标。

绝大多数案例城市在制定“无废城市”目标前,均已有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废弃物管理经验。其废弃物管理体系基本是政府主导、生产企业负责、家庭分类投放、废弃物处理商负责收集运输及处理,商业企业、建筑企业、工业企业则多为单独签约专门服务商。整体来看,由于废弃物管理体系较为完善,大多数案例城市征收的垃圾费已经能够完全覆盖相关支出,废弃物管理进入了良性运转轨道。

有些城市的做法极为典范:奥克兰市根据新西兰环境部的政策要求轮胎、电子设备、包装等行业企业对其产品进行回收处理。旧金山市将弃物收集、处理均外包给废弃物处理公司,并一同制定城市的废弃物管理方案;开发专门的废弃物网页和APP并进行培训,展示废弃物分类及处理信息,并启动数据库供信息查询。马斯达尔城修建低能耗的地下平板货运系统,提升运输效率,减少人工成本。   

(摘编自蒙天宇《 “无废城市”建设的国际经验及启示》,《中国环境报》2019年2月7日)

   材料一：

字母词指汉语中单独由字母构成，或者由字母、数字、符号、汉字混合构成的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字母词在汉语中得到广泛使用，已成为汉语词汇系统产生新词的重要形式之一。

通过对1990-2014年《人民日报》语料库中字母词使用情况的调查发现，《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所收录的字母词总数（244个）约占25年里《人民日报》使用的字母词总数（约8000个）的3%，使用总词次（110748次）约占所有字母词使用总词次（近200000词次）的50%。

词典收录的244个字母词中，高频使用的字母词（66个）约占27%。其中字母词GDP的使用频次最高并一直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GDP的汉译词“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频次呈下降趋势。这一变化趋势体现出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视，也体现出在词汇系统接纳这一经济领域术语的博弈时，字母词形式所表现出的表达优势。类似的字母词还有A股、CPI、IPO等。还有一类高频字母词的使用频率与当时的社会热点有关，波动较大。如WTO一词在2001和2002年使用频次特别高，与2001年底中国正式加入WTO这一事件息息相关。而字母词APEC、PM2.5的使用频次，与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近年来悬浮于空气中的细颗粒物的社会热点话题密不可分。还有些高频词如卡拉OK、VCD、IP电话等，虽然25年总使用频次很高，但是正处于年度使用频次变化的下降期，进而可能进入低频期。

25年里总使用频次小于50的字母词被划入“低频字母词”，占收录字母词总词条的40%。从语言学视角分析，导致低频的原因有：第一，接受度不如其汉译词，如AI（人工智能）、DC（数码相机）等；第二，只在口语交际中使用占优势，如K歌等；第三，只在非大众传播媒介，如专业领域交际中使用占优势，如SSD（固态硬盘）、HDMI（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等。

综上所述，在汉语系统中，真正高频稳定使用的字母词总数并不多，使用总词次却很多，并通过反复使用而渐渐为人们所熟知。

（摘编自王秋萍关于“字母词使用情况”的调查报告）

材料二：

近来百名学者投诉《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正式收录外来字母词涉嫌违法，引起了较大争议。

这些学者认为《现代汉语词典》违法，是因为语言文字法规定:“汉语言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但这一规定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汉语方言和不规范汉字（包括繁体字和异体字）。字母词是汉语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字母词才大量进入汉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是2000年公布的，对字母词的使用并未作出规定。“法无禁止即可为”，因此，不存在《现代汉语词典》因收录字母词而违法的问题。

当然，由于汉语发展了，汉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了新情况，相关法律应该对此作出规定。笔者认为，语言文字法应该尽快修改，对字母词的使用等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摘编自邹玉华《字母词入词典，既不违法又不违理》）

材料三：

《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字母词从最初的39条增至244条，表明字母词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范围扩展得相当快。我们也几乎处处都会碰到字母词。像X光、B超、QQ这些词，都已深入人们的生活。但也确有一些字母词，存在生造冷僻、使用不当等现象。近日见报上一则标题：“教师节幼儿园老师不收红包，只收小朋友DIY贺卡。”干嘛一定要用“DIY”替代“自做”？直讲“智商”挺好懂，又何必定要玄乎成“IQ”呢？有些生造的字母词，更是一种人为的时髦。如分明是中国自己的篮球联赛，却要用英文称作“CBA”，岂不见“中超”、“乒超”这种实在的称呼也挺好嘛。此外，还有许多只在特定场合使用、专业人士才能懂的字母词，像股票市场中的行话、药品说明书上用词、通讯传播术语等等，现在常广泛使用在媒体上。这样滥用的结果，不仅很多人看不懂，而且易招人反感。可见字母词一滥，就难免走向反面。

（摘编自李景瑞《必须高度重视净化语言生态》）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许多批评家主张散文不得放弃“边界”。即使古代散文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散文文类，现代散文也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然在我看来，散文的“边界”可以撤除；换言之，诗、小说、戏剧之外均可成为散文。事实上，这就是我认定散文疆域的参照坐标。诗的节奏、押韵以及铿锵语调具有严饬的形式感——这一切无不展现出摒弃世俗的美学高度；散文则是流水般的叙述话语，而且，这种叙述话语松弛、从容，直面琐碎卑微的日子，充满日常的烟火气息。因此，散文与小说时常面目相近，甚至不分伯仲。考察二者的区别，许多人聚焦于“虚构”：散文必须纪实，小说允许虚构。为什么小说拥有虚构的特权而散文不得染指？在我看来，与其说小说占有了虚构之利而将笨拙的纪实扔给了散文，不如考虑二者的分疆而治带来了什么。小说必须有偿使用虚构，它通常以传奇性、戏剧性和悬念回报虚构——即以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与乏味。相反，散文不屑于虚构，它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以内心的起伏取代情节的跌宕。不言而喻，以上粗糙的概括忽略了许多例外，这犹如放弃细节的精雕细琢换取基本轮廓的浮现，仅仅列举几个有限的参照标识，散文的“边界”勘察远未精确。王若虚的《文辨》曾经对于文体发表了一个睿智的观点：“定体则无，大体须有”，意即各种文体规范并非僵硬的教条。必要的时候，文学必须有勇气破门而出。

（选自南帆《文无定法》，有删改）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句是根本的价值观，后句是待人做事的根本态度；总的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不是单纯的美好愿望，是以对宇宙的根本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根本价值观。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观点。指出宇宙万物都是不同成分和因素和谐共存的统一体。从自然到人类社会，从家庭、单位、社区、社会、国家、国际，以至生态，都是如此。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以和为贵是在这一根本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就是以和为最高的价值。和的实质是各得其所，以和为贵就是要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

孔子说“政者正也”，又说如果有机会当政，一定以“正名”为当务之急，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他治国的根本理念。《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和为贵”，就是以各得其所为最高的目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别，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求和谐，而不是取消差别求统一、和谐。

达到和谐的基本方法是中庸、中道。各得其所的基础是中。只有各个部分、各种因素都无过无不及，达到中的要求，才有整体的和。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

各得其所是目标，和而不同是原则，中庸、中道是途径。和与中是从不同的角度说，和是总体的状态和目标，中是各局部应处的状态和要求，二者相合，就是中和，也就是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精神，贯穿中华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使我们不同族群、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不断相互吸取、相互融合，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在广土众民的中华大地上，组成统一的国家，长期保持稳定统一的局面，绵延发展。对外，中华民族始终与世界各国、各民族人民友好相处，以爱好和平的民族的良好形象展现于世界。

（选自钱逊《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三：和》，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