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新华社瑞士达沃斯1月24日电   1月24日，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8年年会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繁荣稳定”为题发表致辞。其中明确指出为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到2050年分两步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还需“三大攻坚战”，其中之一是“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调整。未来三年，我们将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资源消耗强度降低，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升，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事实上，我们所做的这件事，就是在采取具体行动信守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落实好《巴黎协定》。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把这件事做下去，也希望和国际社会全面加强合作。

（摘编自2018年1月25日新华网刊文）

（材料二）

2017年空气质量状况

（摘编自2018年1月19日科刊文）

（材料三）中国快递协会预测，今年的“双11”将会带来超过10亿个包裹。根据公开数据，到2020年快递业务量将达到500亿件，大约产生200亿个塑料袋、70亿个气泡袋——凡此种种，都将对环境产生巨大的压力。

很显然，“电商垃圾”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各种包装垃圾，首先就是饭盒、纸箱。为减少“电商垃圾”，总的原则就是要减少快递包装箱的使用量。一件纸盒或纸箱究竟放多少量才最为合理，很难有一个准确的标准。另外，快递纸盒不仅仅牵扯到纸盒、纸箱的问题。纸盒、纸箱本身可以回收，但是在包装中大量使用、粘贴在纸盒、纸箱上的胶带，影响了纸盒、纸箱的收回，其他附属材料如塑料袋、空气囊等包装填充物绝大多数属于不可回收物，无害化处理的流程相对比较麻烦。

在宏观层面，国家邮政局出台了《推动快递业绿色包装工作实施方案》，到2020年，基本淘汰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包装物料，基本建成社会化的快递包装物回收体系；而在微观层面，受“共享经济”概念的洗礼，今年“双11”很多电商将开始采用“共享快递盒”，目前已经有13个城市在使用。要想整个电商消费更加“环保”，全链条环节需要统一行动。作为消费者，在“剁手”购物的同时，恐怕也需要提前在意识上多添一根“环保消费”的神经。

（摘编自2017年11月3日《羊城晚报》刊文）

（材料四）记者了解到，苏宁物流又推出了一款绿色环保新产品——零胶纸箱。这款快递纸箱纯粹借助物理学原理，摒弃各种封箱胶带，做到了零胶带污染浪费。

新款零胶纸箱在普通纸箱基础之上做了很多升级。除了完全不使用胶带之外，更实现了轻便的打开方式。关键之处是盒子两端各设置了牢固的一次性“环保封箱扣”。能最大程度保障客户的隐私与商品的安全。不仅如此，封箱扣由环保材料制作，可以实现自然降解。商品取出后，快递盒交由快递员折叠带回快递点，再循环入仓。整个过程，零胶纸箱能真正做到对自然环境的零污染零破坏。

（摘编自2017年12月28日人民网刊文）

①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才会纠结“媳妇母亲同时落水”的问题。这个难倒了大批中国好汉的问题，如果拿来问问老外，比如美国人，回答很可能就没那么纠结了：选择另一半。

②为什么会这样？心理学家说，因为中国人离不开妈妈，就像我们离不开自己。

③2002年，北京大学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者的研究首次发现：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记忆00具有“自我参照效应”，也就是说对与自己有关的信息记得格外好，00对与母亲相关信息也能记得很好，就像是记自己的事一样，00出现了“母亲参照效应”。实验中，朱滢等人以中国大学生为被试对象，在“自我参照效应”实验的经典范式上再增加了母亲参照条件。比如问“‘勤劳’一词适合描述你的母亲吗？”通过类似问题让参与者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将“勤劳”这个词汇和母亲联系到一起。所有被试者通过类似方法将不同的词汇和不同的对象联系到一起，再测验其记忆效果。结果发现，当记忆材料与母亲挂钩时，其记忆成绩与自我相联系的一样好，两者都优于其他条件下的成绩，包括名人作为参照条件。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不仅与自己相关的事能记得更好，与母亲这一“重要他人”相关的事也具有相同的记忆效果。这与西方文化背景下参与者的实验结果大相径庭。对西方人而言，“母亲”与“总统”这个概念是一样的，都不及被试者对与“自我”相关的材料记得更好。

④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说明母亲在中国人的“自我”中具有重要位置。从婴儿时建立的依恋，到成年后，“母亲”依然以这种方式存在于中国人的生命里。对中国人而言，“对母亲的情感”似乎并不难理解也并不陌生：在我们幼时的回忆里，往往离不开母亲的身影；当男孩长大后，尽管在外面呼风唤雨，回到家里还是母亲的孩子；甚至问及奥运冠军“最想把奖杯送给谁”时，母亲也会是得票最高的。

⑤为什么母亲对中国人具有独特的意义呢？这与“自我概念”的文化背景有关。一般来说，“自我”包含了与自己有关的个性、身体特征、职业等许多内容。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表现不一样。在文化心理学界，斯坦福大学社会心理学家黑泽尔·马库斯等人曾根据文化差异提出过 “独立型自我”与“依赖型自我”两种自我概念类型。她认为，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人，自我的概念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他们关注于自身的思想、感受和行动。而在东方文化背景下，个人是一种关系自我，强调的是人与人彼此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附，尤其看重家庭。因此可以推测，对美国人来说，就算是母亲，也属于自我以外的其他事物，在记忆上并不占有优势。而对中国人来说，“自我”中包涵有母亲的成分，母亲是“自己人”，“自己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当然也就放在心上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男人与美国男人对于“两个女人同时落水问题”的反应。西方文化鼓励独立和个人价值，尤其是成年个体要建立自己新的生活，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参与和影响力会主动降低，理性的美国人会选择对今后生活重要的人。而对中国人而言，不管是出于伦理或是情感，母亲早已是 “自我”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并且不具有可替代性，很难舍弃。

⑥从上面来自行为实验的研究可见，文化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产生了影响。有人可能会问：如果这种影响真那么确凿，那么在中国人的大脑里是否存在相应的自我表征的神经生理基础呢？答案是肯定的。 2007年朱滢等人用中西方大学生两组被试者进行了“母亲参照效应”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发现：对中国人而言，在自我参照和母亲参照条件下，都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但西方人只有自我参照激活了腹侧内侧前额叶。这说明中国人的自我与母亲是住在同一个脑区的，为中国人独特的“母亲参照效应”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证据。

⑦这是中国文化造成的特殊现象还是中国人的大脑比较特殊呢？为此，研究者特别研究了双重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群体——香港人。在研究者提示了中国文化元素后，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同住在腹侧内侧前额叶；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香港人的自我与母亲的神经基础是分离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是 “深入骨髓”。受中西方文化影响的香港人的自我甚至会根据文化情境转换：有时候母亲像是“路人甲”，有的时候又与母亲“形影不离”。

⑧总之，可以看出，在东方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中，母亲是密不可分的成分。这说明，中国人把母亲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算是长大成人了，对母亲的情感联结，也早已渗透到个人的认知与行为甚至生理结构中。这或许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母亲更依恋的原因。

（材料一）

所谓酒令，按新版《辞海》的说法：“酒令，旧时饮酒时助兴取乐的游戏。推一人为令官，余以听令轮流说诗词，或做其它游戏，违令或负者罚饮。”据考证，酒令之始可以上溯到周朝初年，鉴于商朝统治者溺酒亡国的教训，由周公以王命发布《酒诰》禁酒。“群饮，汝无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起初本意是为了禁止酗酒而设酒令官。在《诗·小雅•宾之初筵》第五章中有“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的句子，这里的“监”“史”即令官，是为限制宴会上饮酒过度而设的执法官，对饮酒失仪妄言者要予以惩罚。而后世所说的酒令与其本意恰恰相反，是劝人多饮酒的一种行乐手段、游艺活动。从形式上看，酒令有多种多样，诗词曲文类（如作诗令、说诗令、回环令等）；游戏类有拇战（或曰猜拳、划拳等）、猜枚、牙牌令、射覆、投壶、击鼓传花、占花名儿、拆字、联句等。从内容上看，酒令有俗令和雅令、通令和筹令之分。

中国的酒令文化是一种特别、独有的酒俗。“酒令”二字出现在历史资料文献中最早见于《后汉书·贾逵传》：“逵作酒令，学者宗之。”但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行。《梁书·王规传》说：“湘东王时为京尹，与朝士宴集，属规为酒令。规从容对曰：‘自江左以来，未有此举。’”可见，南北朝时期，酒令并不风行。它的流行大概始于唐玄宗发明的击鼓催花，从此就自上而下传播于民间。唐代的酒令有许多种类，据唐人皇甫松《醉乡日月》记载，已有骰子令、旗幡令、上酒令、手势令、小酒令、杂法等多种，唐人的诗歌也多有反映，如白居易的“筹插红螺碗，斛飞白玉卮。碧筹攒彩碗，红袖拂骰盘”，刘禹锡的“杯停新令举，诗动彩笺忙”等等。同时，一系列的行令、酒约也制定出来。《醉乡日月》的目录里便有“饮论”“为宾”“律录事”“觥录事”“选徒”“令误”“逃席”等各项内容。宋代的情况与唐代差不多，只是更加丰富。至于明清两代酒令则发展到了高峰，举凡世间事物，人物、花木、虫禽，曲牌、词牌、诗文、戏曲、小说、中药、丹令、八卦等等，无不入令。

（取材于姜南《浅析〈红楼梦〉中的酒令》）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人，喜欢在各种场合显示学问与才能，以示风雅博洽。唐代开始，雅令便在文人学士的酒席间流行开了，当时即有“闲征雅令穷经史”说法。雅令的种类很多，如古文贯串令、词牌令、拆字令、四书令、飞花令等。以下略举一二。

“古文贯串令”行令的格式大致如下：先说一句古文，接旧诗一句，再以一个骨牌（即“牙牌”“宣和牌”）名称和一支曲牌名称衔接，末以历书一句殿底。这么一个长句，共同组成“酒面”，长句之间要上下照应，彼此关联，最后说出“酒底”。“酒底”多为酒席间现成的花果名，再续古诗一句，诗句须有花果名相联。《红楼梦》六十二回宝玉做生日，酒席间湘云和宝玉划拳，湘云赢了宝玉，要宝玉行一个“古文贯串令”，宝玉一时说不出，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钟，我替你说。”宝玉真个喝了酒，听黛玉说道：“落霞与孤鹜齐飞，风急江天过雁哀，却是一枝折脚雁，叫得人九回肠，这是鸿雁来宾。”说得大家笑了。众人说：“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个榛瓤，说酒底道：“榛子非关隔院砧，何来万户捣衣声。”

“四书令”是用“四书”中的句子组合而成的酒令，这种酒令在明清时期特别流行。行令时具体要求又各有不同。《重论文斋笔录》记载了清朝嘉庆年间一则“四书令”，很有特色。这种酒令要求选用“四书”中的两个句子，上一句的末字和下一句的首字须合成一个药名，否则便要罚酒。其佳构有：道不远人，参也鲁（人参）；诸侯之宝三，七里之郭（三七）；臧武仲以防，风乎舞雩（防风）；不知为不知，母命之（知母）；殷鉴不远，志于道（远志）；颜路请子之车，前日于齐（车前）；事亲为大，黄衣狐裘（大黄）；长一身有半，夏日则饮水（半夏）；与其弟辛，夷子思以易天下（辛夷）等等。

可见，不熟悉经书的文人是无法参与这种“四书令”的。明清两朝科举制八股取士，当时的文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就要死背经书，“四书令”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流行开来的。除了“四书令”，其它雅令也都具有一定的难度。

（取材于史双元《说酒令》）

（材料三）

唐宋时期，最具时代特色的助饮方式是行酒令助饮。行酒令助饮多在巡（行）酒之后进行，它极大地调动了当时人们的饮酒情趣，唐宋酒令艺术的繁荣对唐宋饮酒之风的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代，酒令开始作为一个专有名称，特指酒筵上那些决定饮者胜负的活动方式。酒令在唐代形成后，很快就成为人们宴饮助兴的主要娱乐形式，从文人到百姓无不选择适应其活动的酒令来佐饮。唐代的酒令名目繁多，但现在人们能够知道的大约只有20多种。大多数唐代酒令至宋代时就已经失传了。宋人多不解唐代酒令这一现象，说明唐宋两代的酒令有很大的变化。唐宋两代的酒令及人们行令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唐代酒令以器具令居多，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唐代的器具令众多，如头盘（亦称投盘、骰盘）令、筹令等，这些酒令需要借助骰盘、筹箸等器具方能行令。与唐代器具令居多不同，留传下来的宋代酒令多是文字令。宋代文字令的盛行与宋代文人群体的迅速壮大密切相关。由于宋代统治者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加大科举取士的力度，大大刺激了宋代文化的发展，使宋代的文人群体日益扩大，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人们进行文字游戏的技巧也比较娴熟。酒酣耳热之际，宋人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高水平的文字令。

其次，唐人行令强调胜负，宋人行令注重参与。唐人尚武任侠，争强好胜，行酒令时也往往强调胜负，负者要罚酒。唐人最喜欢在酒席上罚别人喝酒，有时看着对方醉倒而大乐不已。受此风影响，人们千方百计去寻找罚酒的理由，以致于你惩我罚，毫无休止。为公平处理因酒令而引起的纷争和更好地维持酒场秩序，唐人聚饮时常设酒纠（亦称席纠、觥使）。与唐代相比，宋人行令更注重参与，不太计较胜负。由于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之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所以宋代酒纠的设置也不如唐代那么普遍。

最后，唐人行令比较豪爽，宋人行令比较文雅。唐人行令之所以比较豪爽，除了唐人普遍开放豁达之外，与唐代的酒令形式也不无关系。由于唐代的器具令居多，行令时，人们的注意力随着骰盘、香球等器具的运动而转移，往往面目紧张情绪激动。除器具令之外，唐代酒宴上还流行各种动作令。与此相反，由于宋代的酒令多为文字令，需要的是口齿清晰地吐字讲谈，而不是如狂似颠地大呼小叫，加之宋人行令不太强调胜负，酒席之上的纷争也大为减少，因此宋人行令就显得比较谦和、随意和文雅。

（取材于刘朴兵《从酒宴习俗看唐宋社会变迁》）

二十世纪初叶以来，大量不同材质的古代手写文本陆续出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社会和文学提供了珍贵的文字资料，同时也为我们了解古代手写文本自身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学者们在阅读和研究这些手写文本时，会自觉不自觉地和传世的印刷文本进行比较。如果用印刷文本时代的背景知识来衡量手写文本，会发现手写文本与印刷文本相比，不仅相同内容的文本文字和内容出入很大，手写文本的组织结构和样态也与印刷文本存在很大差异。

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虽然写本从来没有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在印本已成为人们阅读的主体和主流以后，人们对文本的知识都深深地打上了印本的烙印。带着这样的知识烙印来阅读和硏究古代写本，就容易出现认识的误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关注写本特点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写本学就应运而生了。

中国古代写本学是研究历代手写文本的学问，其研究对象包括自先秦至明清的手写文本，即先秦至汉晋的简牍、绢帛写本，敦煌写本、吐鲁番写本、黑水城写本、宋代的徐谓礼文书和宋元以来的契约文书、明清档案，以及其他古代写本。

中国古代写本的质料主要是简牍、绢帛和纸。自春秋战国至东汉，是简牍、绢帛写本流行的时期，可以算作写本阶段的第一个时期；自东汉至宋为纸本写本时期，这是写本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也是其全盛期；第三个时期是宋至清，这一时期印本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写本仍然存在，可以称为印本阶段的写本，或写本后阶段的写本。

写本学关注的是写本的特点。总体说来，写本学主要关注的是写本的材料、书写工具、书写者，以及写本的形态和文本内容方面具有的一般性问题和方法问题，其关注重点不在某件具体写本，而是众多写本存在的一般问题和解决以上问题的方法。

印本和写本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即一为印刷，一为手写。就功用而言，写本或手稿主要有两方面用途，一是满足个体需求，一是满足社会需求。就满足社会需求而言，印本明显优于写本。满足批量需求的写本虽然内容是相同的，但写本的制作过程是个体的，出错的概率远高于印本。即使同一个人重抄相同的文本，也很难保证不出差错。所以，唐代官府和寺院都有专门的抄书手和校对人员，重要的文本都要经过反复校对。印本就不同了，只要仔细校对了底版，就可保证不出错误，可以完全避免写本因制作过程的个体性造成的阅读障碍。由此看来，社会需求特别是大批量需求应是印本流行的主要动因。

印本流行以后，写本的社会需求的功能被印本取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写本的逐渐边缘化，古代写本和印本的差异也不再为世人所知。因此，写本学的任务就是把写本的特点揭示出来，为人们准确地理解古代写本，正确地利用古代写本提供方便。

（节选自2019年4月8日《光明日报·中国古代写本学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