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善为精密观察，持此法以治百学，蔑（没有）不济（成功）矣。”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经典著作。冯小青是明代才女，但却红颜薄命，她的死因后人众说纷纭。潘光旦借助西方性科学的原理，对冯的死因作了分析，得出了冯小青是死于她病态的“自恋”。这在对“性”讳莫如深的中国社会里，可谓惊世骇俗。《冯小青考》是潘光旦借助近现代科学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的一次实践，也是近现代国人对这个古老民族人性深处最初的科学探索和思考。

或许是为这个民族前途的忧虑，也或许是个人遭遇的感慨，潘光旦在美国选择了生物学、遗传学，并专攻了从生物进化论和遗传学推演出来的优生学，他同时广泛涉猎心理学、文学、哲学等领域。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研究人类品性的遗传与文化选择的利弊的，以求达到比较优良的人类繁殖方法，可以谋人类之进步。

1926年潘光旦回到上海开始了教书，他在国内创设了优生学课程，主编了《优生月刊》。教书之外，他关注着社会，为中国找寻出路。他认为中国民族在根本上有大危险，中国不缺人，缺的是心理健全、身体健康、资质聪颖的社会分子。一个民族要想富强就要优生，不是数量多少的问题，而是质量高低的问题。他认为，生育孩子不仅是一个家族的使命，更是社会的安危所系。

深厚的文化根底，使他的思想超越了一般的社会学范畴，而且洋溢着重人道的社会理想。他撰写了大量的著作，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典范之作。他通过家族的兴衰，揭示遗传和环境对造成人的优良品性的重要。他通过对美国、西班牙、古罗马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比较研究，探寻一个民族兴盛衰亡的缘由。更重要的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揭示了造成国人特性中所体现出的“私、愚、病、贫、乱”的民族病态的根源，指出要想民族振兴，民族卫生、民族健康和优生优育是最重要的出路。

潘光旦从优生学的理论出发，对中国国民性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解析——“中国民族有许多弱点，其中最叫人失望的是利己心的畸形发展和利他心的薄弱。”

他在学术上有一种很博大的气魄，他不愿意人们称中国为“老大之中国”，他说：“如果‘老’字指的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指民族，我就不敢苟同了。”他的心中同样有着一个少年中国，只是这个少年中国发育还不很健全！

可以说潘光旦是在近百年中国里，最早在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优生优育”的学者。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辱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忧患，有识之士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救国保种的道路。潘光旦先生逝世20周年时，费孝通曾说潘先生一生的学术，最基本的目的是“强国优种”，从德智体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希望能提高中国人的根本素质。

潘光旦主张教育应当培养出“士”的情志，平时牢守“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危难中体现“见危授命”、“士可杀不可辱”的志节。针对我们民族的弱点，潘先生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生育节制，生得优，而且都留得住；增益民族身心品性中刚劲的成分等。

潘光旦认为解决问题的基本途径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安排，而在教育。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将来是要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事的。读洋书与去国外，只是为达此目的而进行的一个手段”。他主张大力提倡通才教育，革除把科学偶像化的教育，重新认识科学的真正性能：存疑而不武断，宽容而不排斥，通达而不蔽锢。此外，潘光旦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的观点。

潘光旦是学行合一的一代鸿儒，他不仅读书和做学问，而且还要使自己的学问和行动能够直接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社会。

（节选自《中国那些范儿》，有删改）

①卢沟桥烽火燃起，作为教务长的他来到校园，日本兵还没到，却看见同胞在翻箱倒柜搬拿东西，一片狼藉，如同自毁巢穴，他悲从中来，放声痛哭。（引自潘光旦《图南日记》）。

②拿学术沽名钓誉的出风头的那些学者不寂寞，我说真实的学者是寂寞的，因为知音者稀。你看潘先生生前，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他呢？他生前寂寞极了。（邓锐龄访谈录）

谁来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打开微信“朋友圈”，就能看到一个完整的文化微缩景观：既有“小清新”，也有“情怀党”；既能看到古典乐迷的“高大上，也能看到各种“非主流”……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价值偏好和审美趣味，他们是文化景观的观看者，也是文化风尚的制造者。

然而，新技术的生死时速，是否也会纵容“所见即所得”的肤浅，带来“既得繁花，亦生野稗”的乱象？已经有人痛心于文化空气的日益稀薄，甚至认为中国正在进入文化上的“小时代”。图书馆修得越来越好，好书和读书人却越来越少。难怪有人疾呼，从电脑和手机中拯救我们的阅读吧！甚至有人说，拔掉网线，关闭手机，才能回到真正的文化生活。

事实上，翻阅近几个世纪的文化史，几乎每一次技术手段的升级，都会引起人们的文化焦虑。海德格尔以哲人姿态发问：技术化的时代文明千篇一律，是否还有精神家园？美国学者罗斯扎克更是一针见血：相比在黄昏时分去附近的咖啡馆，网络真的能更有效地交流思想吗？哲人的忧思，倒是从另一个角度给出了历史的惯例：越是缺少文化话语权的草根，越能更早地拥抱新的文化场；越是在原有格局中掌握话语权的精英，越是更晚地接受新事物。看看我们的互联网，微博是近6亿网友鼎力支撑的舆论广场，微信是无数中产白领激情互动的文化领地。在抱怨新技术让信息碎片化、文化浅表化的同时，谁愿用理性的思维、专业的知识、人文的情怀，主动涵养席卷天下的网络文化？文化之河能否源远流长，乃是取决于“最低水位”，谁来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

正如学者所说，当代中国正在“共时性”地经历着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快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反映在文化领域，将使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注定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并存、高雅与“低俗”共舞的现象。对大众审美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主流文化的建设者固然不必过分沉溺文化乡愁、伤感于“吾道衰也”，也不能闭关自守、以和大众文化划清界限来标榜自我，而是更应该防止文化上的劣币驱逐良币，为整个社会的文化水位划定警戒线，并担任守护者。“士志于道”曾经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光辉传统，一代代士人无不“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为时代的文化河床筑土培基，理应是当代文化人的历史使命。

古人云：“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不论时代如何变迁，技术条件如何升级，人心向善向美的文化情怀不会改变。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更积极的态度、包容的气度、渊博的深度，加厚信息时代的文化土层。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最终走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中国。

 (摘自2014年01月06日《人民日报》，有删改)

按时看日出的人

王开岭

⑴上世纪的一个黎明，在巴黎乡下一栋亮灯的木屋里，福楼拜在给最亲密的女友写信：“我拼命工作，天天洗澡，不接待来访，不看报纸，按时看日出……”

⑵“按时看日出”，我猝然被这句话击中了。

⑶一位面壁写作的世界级文豪，一个如此吝惜时间的人，却每天惦记着日出，把再平常不过的景象当做一门必修课来面对……为什么？

⑷我竭力去想象、去模拟那情景，并久久地揣摩、体味它——

⑸刚刚苏醒的树木，略含咸味儿的风，玻璃般的草叶，潮湿的土腥味儿，清脆的雀啾，充满果汁甜香的空气……还有远处闪光的河带，岸边的薄雾，怒放的凌霄，绛紫或淡蓝的牵牛花，那蛋壳般薄薄的静……

⑹从词的意义上说，黑夜意味着“闭合”；而日出，刚象征着一种“绽开”，意味着你的生命画册里又添置了新的页码，你的体能电池又被新的热量所充满。

⑺黎明，拥有一天中最纯净、最清澈、最让人激动的光线，那是生命最易受鼓舞、最能添置信心和渴望的时刻，也是最能让青春荡漾、幻念勃发的时刻。像含有神性的水晶球，它唤醒体内某种沉睡的细胞，使我们看到远方的事物，看清了险些忘却的东西，看清了梦想、光阴、生机和道路……迎接晨曦，不仅是感官愉悦，更是精神体验；不仅是人对自然的欣赏，更是大自然以其神奇力量作用于人的一轮撞击。它意味着一场相遇，让我们有机会和生命对视，有机会认真地打量自己。它意味着一次洗礼，一个被照耀和沐浴的仪式；一个人在给自己的生命举行升旗！

⑻与福楼拜相比，我们又是怎样过的呢？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涯中，有过多少沐浴晨曦的体验？我们创造过多少这样的机会？

⑼或许只有寥寥几次吧，比如某个刚下火车的早晨（可能是怎样的疲惫和不情愿啊），或偶尔登山观景之时。而更多的人或许一次都没有！一生中的那个时刻，我们无不蜷缩在被子里，在昏迷，在蒙头大睡，在冷漠地打着呼噜——第一万次、第几万次地打着呼噜！

⑽放弃早晨，意味着什么呢？

⑾意味着你已被遗弃了。意味着你所看到的世界是“旧”的，和昨天一模一样的“陈”。仿佛一个人老是吃经年发霉的粮食，永远轮不上新，永远只会把新的变成旧的。意味着不等你开始，不等你在起点上，就已被抛至中场，就像一个人未谙童趣即已步入中年。

⑿多少年，我都没有因光线而激动的经历了。上班的路上，挤车的当口，迎来的已是煮熟的光线，中年的光线。

⒀即使你偶尔起大早，忽萌看日出的念头，又能怎样呢？

⒁都市的晨曦，不知从何时起，早已变了质——

⒂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埃，空气中老有黏黏糊糊的感觉，老有挥之不散的汽油味儿，即使你捂起了耳朵，也挡不住出租车的喇叭声……没有纯洁的泥土，没有旷野远山，没有庄稼地，只有牛角一样粗硬的黑水泥和钢化砖。所有的景色，所有的目击物，皆无水洗过的那种鲜艳与亮泽、那种蔬菜般的翠绿与寂静……你意识不到一种“新”，感受不到婴儿苏醒时的那种清新与好奇，即使你大睁着眼，仍觉像在沉沉的昏睡中。

⒃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楼拜比我们幸运得多。

⒄“按时看日出”，是生命健康与生活积极的一个标志！它不仅仅代表了一种生存姿态，更昭示着一种热爱生活的理念，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精神美学。

⒅让我们呼唤真正的日出，愿我们在那一刻能真正醒来。

——摘自《中国青年》

①为了迎接嫁出去的女儿贾元春回来省亲，贾府要修建一个很大很大的园林。中国的建筑大部分分为两种，一种反映了儒家文化体制：对称，通常是一开间、三开间、五开间往两边扩张，然后再重复第一进、第二进、第三进。我想大家一定听说过类似“正房”、“偏房”这样的名称，上房和偏房本来是建筑的位置，可后来也用来指一夫多妻时代里大太太住的地方和姨太太住的地方，这样一讲大家就可以明白，儒家的建筑里，人的位置与其在伦理里面的地位是相关的。因此，我们走进一个儒家建筑群，很容易知道主人在哪里，客人在哪里。

②儒家建筑的好处是有规矩，非常工整、有秩序，可是它有一个坏处——非常无趣，都是直线的、对称的、平衡的。所以就出现了另外一种建筑，就是体现老庄思想的建筑园林。在这些园林建筑当中，所有的线条都变成了曲线。荣国府、宁国府每一个建筑都是方方正正的，而大观园的线条大都是曲线。大观园的正门北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到正殿，正殿后面就是大观楼。这个正殿、大观楼是用来迎接贵妃的地方，这条笔直的路一定是她回来时接驾的路，两旁排满了太监、迎接她的宾客。可是这条大路的两边，有很多小路，绕来绕去，这是游玩的空间。它展现出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建筑的规则，一个建筑是说在人世间要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矩，另一种是让我们同时又要有休闲和解放的空间，在这种地方你可以走曲线，在里面游玩。第十七回内容虽然是游园，其实是在利用建筑空间把人带到自然当中去。

③我想有很多朋友一定去过苏州，苏州最有名的就是明清时代留下的园林，像拙政园、网师园、狮子林等。苏州当时文风很盛，出了很多读书人，他们到北方去做官，最后因为政治上不如意，便回到南方的家乡，经营一片园林。“拙政园”的“拙政”二字明显表示他不要再谈政治，政治是他一生的噩梦，他的园林风格一定是亲近山水自然，其中没有君臣之类的人间秩序，甚至没有父子这种严格的压迫，而只是个人的一种解放。

④在一次游园中，贾政刚好碰到了宝玉，就想试试宝玉的诗才，让他为园林景象题字。其实宝玉是因为好朋友秦钟死了，很难过，贾母就让他到花园里去走一走、玩一玩。有没有发现，花园常常是人们散心、疗伤的地方，因为花园中基本上是山水，是自然。西方人在现实世界里受伤的时候，常常会求助于宗教，中国则是求助于山水。所以我们的山水画那么发达，山水诗这么盛行，园林建筑这么发达。山水是可以帮助人们心灵痊愈的。譬如苏东坡，他每一次政治失意，都会走向山水。到了杭州，他在西湖边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他告诉自己，我虽然政治上受挫、失意，可是我在西湖这个地方还可以看到这么好的山水。他其实在提醒自己，生命不论得意与失意，都可以过得很快乐，不见得得意就忘形，失意就颓丧。这实际上是讲山水哲学。

（编摘自《蒋勋说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