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传统中国对如何读书有过很多讨论，其中，朱熹的《朱子读书法》流传甚广，成为近世士子的读书指南，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即以此为基础，后又演化出徐与乔《五经读法》、周永年《先正读书诀》等等。与现代社会的诸种事情一样，读书之法也存在古今之变，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在儒学主导下的传统中国，古人读书不完全如现代社会那般是为了获取新的知识，如果仅仅从知识体量角度而言，那时候总量并不算大。《论语》首章讲“学而时习之”，这里的“学”是自己体悟觉醒的意思，所以古人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仅仅是获取外在知识。所以，古人特别反对把读书只是当成“辞章记诵”来猎取功名，认为那样背离了读书的本意。朱子反复提倡读书要“涵泳”，读书应该做到使人“存心复性”“学以成人”并能“经世致用”。所以，在传统中国的儒学政教体系里，特别重视如何读书也就不奇怪了。

②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中曾对读书法有个精辟总结：“读书须知岀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读书要“求所以入”，就是要像孟子所说的能够“知人论世”，熟悉作者的语境和个人品性，这样才能“见得亲切”，真实把握原作者的意图，知道古人的用心之处，以古人为师，矫正自己的言行，进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自我治理，这样才能把书读进去。如果只是读进去，而不知运用，成为词句的奴隶，那只能落得个“两脚书橱”的称号，这不是善于读书的人。要“用得透脱”，就是要能够立足于自己的时代和语境，把所读之书消化透彻，对自己所处的当下之世有仔细的考辨，认清时势，消化所读之书，这样读书才能达到经世致用的效果。

③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④在这个“入乎其内”和“出乎其外”的过程里，读书人的主体角色值得认真思考，他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更不是游谈无根的夸夸其谈者，而是虛心涵泳，然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躬践之”。读书的过程，是读书人在所读之书与现实之间进行不断对话和诠释的过程，读书人“入乎其内”，体会原书的精神，吸收书的营养，同时要能“出乎其外”，用之于天下国家。在这过程里，读书人自己的狭隘生命体验得到了扩充，即孟子所谓“养浩然之气”；同时，为改变现实，又必须对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转化，使自己当下的生命和文化灌注到古书之中，使古书具有了生机活力，成为改造现实、规划未来的参考。

⑤这个读书法有着鲜明的儒学特色，贯彻了儒学所强调的“学以成人”和“经世致用”思想，这也是与孟子提倡的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存在方式相对应的。到了明代，从小学（明代叫社学）开始，到科举求官，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教科书，读书的过程是“证诸先觉，考诸古训，尊所闻，行所知”的历程，从小就开始这样反复训练，“日以义理浸灌其心”，长大了自然就可以达到使“心术归于正”的目标了。

（选自2018年11月26日《光明日报》

活着的手艺

王往

他是一个木匠。是木匠里的天才。

很小的时候，他便对木工活感兴趣。曾经，他用一把小小的凿子把一段丑陋不堪的木头掏成一个精致的木碗。他就用这木碗吃饭。他会对着一棵树说，这棵树能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面儿要多大，腿要多高，他都说了尺寸。过了一年，树的主人真的要用这棵树了，说要打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他就站起来说，那是我去年说的，今年这棵树打了衣柜桌子，还够打两把椅子。结果，这棵树真的打了一个衣柜、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木料不多不少。

长大了，他学了木匠。他的手艺很快超过了师傅。他锯木头，从来不用弹线。木工必用的墨斗，他没有。他加的榫子，就是不用油漆，你也看不出痕迹。他的雕刻最能显出他木匠的天才。他雕的蝴蝶、鲤鱼，让那要出嫁的女孩看得目不转睛，真害怕那蝴蝶飞了，那鲤鱼游走了。他的雕刻能将木料上的瑕疵变为点睛之笔，一道裂纹能让他修饰成鲤鱼的眼睛。树死了，木匠却又让它以另一种形式活了。做家具的人家，以请到他为荣。主人看着他背着工具朝着自家走来，就会对着木料说：“他来了，他来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是的，他来了，死去的树木就活了。这十里八乡要做的那些精细别致的木工活儿，离开他还真的做不好。他木工的作品真的就是货真价实的艺术品，结实耐看！

我在老家的时候，常爱看他做木工活。他疾速起落的斧子砍掉那些无用的枝杈，直击那厚实坚硬的树皮;他的锯子有力而不屈地穿梭，木屑纷落;他的刻刀细致而委婉地游弋……我在一边，就像看精彩的舞台表演，好过瘾。

但是，这个木匠在我们村里人缘并不好。村里人叫他懒木匠。他是懒，除了花钱请他做家具，他二话不说；可要请他做一些粗糙的小活儿，他不干。比如打个小凳子，打扇猪圈门，装个铁锹柄什么的，他都回答：没空儿。他宁可憋在家里弄那些丑木头玩，磨、刨、钻、刻，忙得自得其乐，也不愿意接那些粗活干。而村里的木匠很多，别的木匠好说话，一支烟，一杯茶，叫做什么做什么。

有一年，我从郑州回去，恰逢大雨，家里的厕所满了，我要把粪水浇到菜地去。找粪舀，粪舀的柄坏了，我刚好看见了他，递上一支烟：你忙不忙?他说不忙。我说，帮我安个粪舀柄。他说，这个……你自己安吧，我还有事儿。他烟没点上就走了。我有些生气。

村里另一个木匠过来了，说：“你请他?请不动的。没听人说，他是懒木匠?我来帮你安上。”这个木匠边给我安着粪舀子，边说那懒的木匠：“他啊，活该受穷，这些年打工没挣到什么钱，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工地上的支架、模具都是铁的，窗子是铝合金的，木匠做的都是这些事，动斧头锯子的少了。他转了几家工地，说，我又不是铁匠，我干不了。他去路边等活儿干，非等人家找他做木匠活，有时一两天也没人找。要是他特别喜欢做的木工活儿，即使别人给他钱少，他也愿意干。”我说：“这人，好怪啊。”

我很少回老家，去年，在广州，有一天，竟想起这个木匠来了。

那天，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的事，一些声音在耳边聒噪：

——你给我们写纪实吧，千字千元，找个新闻，编点故事就行。

——我们杂志才办，你编个读者来信吧，说几句好话，抛砖引玉嘛。

——你给我写本书，就讲讲大学生如何实现在网上做生意赚钱的致富经历。

我什么也没写，一个也没答应。我知道得罪了人，也亏待了自己的钱包。我想着这些烦人的事，就想到了木匠。他那样一个木匠活儿手艺极高的木匠，怎么愿意给人打猪圈门，安粪舀柄呢?我忽然明白了：职业要有职业的尊严；他不懒，只是孤独。

去年春节我回去，听人说木匠挣大钱了，两年间就把小瓦房变成了两层小楼。我想，他可能改行了。我碰见他时，他正盯着一棵大槐树，目光痴迷。

我恭敬地递给他一支烟。我问他：“你在哪儿打工?”

他说：“在上海，一家仿古家具店，老板对我不错，一个月开8000元呢。”

我说：“好啊，这个适合你!”

他笑笑说：“别的活儿不想做。”

（选自《小说月刊》第3期，略有改动）

新诗的“变”与“常”

吕进

新诗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形态。几千年的中国古典诗歌到了现代发生了巨变，所以，“变”是新诗的根本。对新诗的“新”的误读，造成了新诗百年发展道路的曲折，造成了在新文学中充当先锋和旗帜的新诗至今还处在现代文学的边缘，还在大多数国人的艺术鉴赏视野之外。在一些理论者那里，新诗似乎是一种没有根基，不拘形式，随意涂鸦、自由放任的艺术。

其实，“变”中还有一个“常”的问题。“变”就是“常”，而且是一种永恒的“常”。中国新诗的繁荣程度取决于它对新的时代精神和审美精神的适应程度，新诗的“变”又和中国诗歌的“常”联系在一起。诗既然是诗，就有它的一些“常态”的美学元素。无论怎么变，这些“常”总是存在的，它是新诗之为诗的资格证书。重新认领这些“常”，是当下断诗拯衰起弊的前提。

中国诗歌的“常”于又外在于古典诗歌，活跃于又隐形于现代诗歌当中。也就是说，“常”不是诗体，不是古典诗歌本身，“常”是诗歌精神，是审美精神。

在诗歌精神上，中国诗歌从来崇尚家国为上。气不可御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虽然他们的艺术个性相距甚远，但是他们的诗词总是以家国为本位的。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咏叹和同情，常常是和对家国的兴衰的关注联系在一起的。“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是古诗发展的一个规律。在创作过程中，诗人必然寻求审美静观，他走出世界以观照世界，走出人生以观照人生。没有“走出”，没有审美距离，就没有诗美体验，也就没有诗。但这是创作状态。玩世玩诗，个人哀愁之作在中国不被看重，中国诗歌的评价标准从来讲究“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以匡时济世，同情草根的诗人为大手笔。这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常”。

新诗可以不都写现代格律诗。但是，中国古典诗歌是格律诗传统，而格律诗的要义就是诗对形式和音乐性的寻求。注重听觉，注重吟诵，因而注重格律，这是中国古诗的“常”。用心从诗质上去捕捉诗情的音乐性，用耳从诗形上去捕捉诗的音乐性，这是中国诗歌为读者造就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标准。许多新诗人对此有所感悟。徐志摩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创作中加强了音乐性，闻一多说，这是徐诗“一个绝大的进步”。从“情感泛滥”到“情感羁勒”，说明徐志摩的形式感和音乐感的加强。没有形式感和音乐感的人绝对称不上是诗人。

中国诗歌在传播上也有“常”。在诗歌创作寻言的时候，总是尽量用最浅显的语言来构成诗的言说方式。“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诸如此类的诗章在我们民族中流传千年，和言说方式非常有关。重建写诗的难度，重建读诗的易度，这是新诗必须注意的我们民族诗歌之“常”。

新诗，断其形式需是诗。新诗在“变”中就有时时回望“故乡”的必要。在“变”中继承“常”是非常重要的。

（选自《人民日报》，有改动）

中国社会科讯（记者曾江 通讯员郑远）9月29日，2016中国艺术品产业创新暨艺术品投融资高峰论坛在北京宋庄召开，论坛上发布了中国文化产业智库研究中心出品、西沐主笔的《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年度研究报告（2015）》．据悉，这是我国首份关于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的年度研究报告。中国艺术品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发展业态，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艺术品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艺术品市场转型及上台阶、扩规模的前提与重要动力。中国艺术品产业的快速发展，也是我国文化建设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中国艺术品产业的发展，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相关的前沿理论与实践前沿为中国艺术品产业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支撑与引导，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年度研究报告》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研究、编制与发布的。

研究报告的主体部分分为概述，艺术品市场与艺术品产业，中国艺术品产业的概念、构成、特点与意义，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的现状、问题与趋势，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的阶段、规模与结构分析，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的战略方向，中国艺术品产业管理分析，中国艺术品产业支撑体系分析，对策与建议，结束语等十个部分。报告全文十余万字。

报告反映，中国艺术品产业的体系构成，概括地讲也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大的类型：（1）书法艺术品产业；（2）美术艺术品产业；（3）工艺艺术品产业；（4）民间（非遗）艺术品产业；（5）古董杂项艺术品产业；（6）以版权为中心的衍生艺术品产业；（7）艺术品服务产业；（8）艺术品产业的支撑体系；（9）艺术品产业的生态体系。中国艺术品产业的规模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即核心层、外围层与辐射层。根据现有条件，研究报告仅对中国艺术品产业的核心层进行了相应的规模分析，据统计估算，2015年中国艺术品产业规模为8020亿元。相关情况可以参见2015年度中国艺术品产业的规模结构图。

报告显示，中国艺术品产业在发展过程中，显现出五个趋势：（A）一是中国艺术品产业规模发展迅速；（B）二是中国艺术品产业规模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C）三是在中国艺术品产业规模结构中，美术艺术品产业及工艺艺术品产业是主导，超过了整个中国艺术品产业规模的60%以上；艺术品服务产业、以版权为中心的艺术衍生品产业，目前虽然所占的规模不是很大，但其成长发展的速度最为迅速；艺术品产业的支撑体系产业、民间（非遗）艺术品产业的规模也在迅速提升，成为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发展板块；（D）四是中国艺术品产业生态正在形成。由此可见，中国艺术品产业是当前文化产业与文化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亮点，总量持续快速增长，比重日益上升，在推动文化新经济发展、优化文化产业结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朝着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方向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报告指出，中国艺术品产业的发展，要重点抓好四个战略重点：一是构建基于互联网机制及其平台架构作用的传播交流机制，为艺术品消费大众化的进程打开窗口，也为艺术普及及进行社会美育开拓一条重要路径；二是推进以资源的整合、挖掘与价值发现、价值实现为主线的文化资源的资产化、产权化、金融化及证券化的进程；三是推动产业融合创新、新业态发展。产业链的完善与全球化整合，就是依托产业链的重塑，在全球化的平台上配置与整合资源；四是突出“市场+互联网”融合机制，基于新的科技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体验、产品与工艺，新的交易形式，新的产业路径及新的产业形态，艺术品及其产业可以说是未来最为广泛、最为活跃的新科技融合发展的领域。

报告最后还提出了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关注并面对的一些问题。一是______；二是_______；三是_______；四是_______．报告提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研究中的问题，更是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也一定是中国艺术品产业大发展的必然要求。

据西沐介绍，中国文化产业智库研究中心将把《中国艺术品产业发展年度研究报告》的研发、编制与发布，纳入到文化产业智库的常态化研究与管理工作中，强化协同合作，不断完善，每年持续推出质量更高、影响更大的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