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名利场中的异类

王芳

从古至今，因为没有人能免于死，所以人们一直在不断地执著地探寻着活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活逐渐承载了一种非比寻常的重量——活，应该为死后的长存积淀财富，或是精神的，或是物质的。这就意味着一生的奋斗，往往是为了死后的荣光与不朽，这一点在古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司马迁就曾说过，他之所以忍辱偷生，只是因为担心“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封建时代的士子们，标榜克己复礼、仁义道德，以“夫子”的严谨标准要求自己，处处彰显正人君子的风范，或正襟危坐，或装腔作势，或痛饮高歌，但一律给人严肃不可亵渎之感，仿佛名利场上的这些人，从来就没有过欲求，从来不屑于阴暗。其实，他们被名利束缚的背后，又藏着多少偷鸡摸狗的勾当！他们玩弄权术，掌控女人，无所不为，多是些下流货色。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名利场中，毕竟还是出现了一些异类。因为有了他们，那些逝去的岁月才弥足珍贵，熠熠发光。而柳永，就是其中光亮最为夺目的一个。他的真性情，他的真风流，无疑为一个最黯淡无光的时代点亮了一盏灯，尽管这盏灯的光芒在当时显得那样微弱，似有随时被吹灭的危险，但他毕竟一直在亮着，即使是在他生命逝去一千年后的今天，这盏灯的光亮依然不减当年。这光亮里，除了有诗歌的成分，当然更有他人格的成分。

在他留世的文字中，他从来没有表现出要追求不朽，但他却获得了真正的永生。

试问谁能像他一样，在生前可以免费住在青楼妓馆，赢得青楼女子的真心，获得这个在当时还很有文化的弱势群体的集体青睐？在纸质媒体尚不甚发达的时代，谁能做到几乎每一篇作品都为人争相传唱，做到“不愿穿梭罗，愿识柳七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风靡？要知那时的柳永，已经是不名一文了！谁又能在死后由这些美丽的女子们安葬，每逢清明，都有歌舞妓载酒洒于墓前祭奠？“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缙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在一部煌煌的中国文学史上，谁能做到这一点？是的，只有柳永。

都说青楼卖笑的女子心最冷漠、最无情，可是，穷困潦倒的柳永得到了她们的真心！凭的，只是他从读书人堆里爬出来后，以“真怜爱”的目光，以“真欣赏”的心态去平等地对待她们！他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一个成天把所谓的“礼义廉耻”，把虚伪的道德挂在嘴边，把升官发财当作男人唯一出路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异类。一个满脑子仁义道德，一边玩弄女人，一边又把被玩弄者钉在万劫不复的耻辱柱上的人，永远无法理解柳永的离经叛道，因此，他也注定了被他们疏离、冷落，注定了在男人世界里的孤独。

异类永远是孤独的，但他应该为他的孤独高兴，因为正是孤独使他离开了混浊的男人堆。正是孤独成就了他的永恒。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柳水呢？

柳永并不是一出生就注定了困窘，就像他的诗词中所描绘的那些美景一样，他也曾马蹄轻疾。江南武夷山的名山秀水，禅云柔雾，孕育了柳永骨子里的似水柔情。就在上梅乡白水村，柳永吸天地之精华，受祖上才情遗传，俊秀风雅，少时就有“金鹅峰下一枝笔”的美称。

历史上曾有个孟浩然，因为太想当官了，见了皇帝一紧张，反而吟出无意功名的诗句。从而与功名绝缘。得了个“孟布衣”的美誉；柳永呢，只是一时兴起，用他最拿手的词写了一首对科举发牢骚的词，便惹恼了当权者，赢得了个“白衣卿相”与“奉旨填词柳三变”的雅号，他在《鹤冲天》中写道：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也许柳永本就看透了科举，想想当年视金榜题名如探囊取物，结果却名落孙山，他也只是淡然一笑：“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那时还是何等的自信与豪情！不想五年后再度榜上无名，经历了人事的他，应该是真的看清了那个名利场吧，否则，即使有牢骚，他也不至于发出将“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感叹啊！他敢想，也敢说，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对“浮名”发自内心的轻鄙。

这种轻鄙自然会触怒以“浮名”来换得崇拜与敬仰，换得俯首贴耳的臣子的统治者。是啊，既然你敢标榜自己是“异类”，我就成全你！等到第三次应试，柳永已经顺利过关，等皇帝圈点放榜时，对老账记忆犹新的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皇帝是绝容不了文人的骄傲与张狂的，更何况，那些才名远不及柳永的御用文人害怕失宠而挟嫌进行的诋毁！

柳永自嘲地一笑，封了自己一个“官职”——“秦旨填词柳三变”。想想，那是一个等级何等森严的时代！读书人除了科举再无出路，有的人读一辈子书就只为能博取个功名，而柳永呢，面对皇帝的冷遇，他没有痛哭流涕，磕头求饶，也没有太多的怅惘失意，他只是笑笑，然后，果断地掉头转向民间，从此，百姓有了自己的文人，青楼女子有了体己的情人。若不是有真正的洞透，若没有足够的坚定，他走不到后面的辉煌。

风华正茂的柳永与京城高贵潇洒作别，潜身聚心融入市井，以风流倜傥的形象站立在百姓生活的第一线。柳永被主流文化所遗弃，但他却赢得了下层人民的青睐，“凡有井水饮处，皆歌柳词”。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柳永，宋词的春天会推迟很久才能到来。误功名成就了填词，填词又误了功名，这种循环，最终使柳永因词而成就了不朽。

柳永的与众不同处还在于他对青楼女子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爱护。柳永离不开她们，没有她们，就没有后代人口中传颂的柳永词。在精神世界里，柳永与她们的遭遇本质上相同，同为天涯沦落人，使他与她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艺术世界里，他精通音律，为她们创作绝妙好词，她们又用美丽的歌喉演绎，为之增色；在物质世界里，他与她们相依为命，聊以度日。是柳永成全了她们，使她们因唱他的词而红遍各地；她们最终也成全了柳永，使他庄严地活了下来，虽然困窘，却并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他不浪迹江湖，也不归隐山林，他活得寂寞，同时也活得热闹。他的活，最终使他留下了无数令历史闪烁光华的好词！

然而，盛世的弃儿最终却成了万代的宠儿，这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飞白的趣味

症弦

飞白，是汉字书体的一种，一般认为是东汉蔡邕所创。相传左中郎蔡邕有次赴鸿都门巡访，看到修饰房子的匠人以垩成字，引发了他的灵感。飞白书，便是他从垩帚拖出的痕迹上作墨趣的联想，所创意出来的书法持法。

飞白书的最大特征，是文字笔画轻微不满，或中空，或断续，丝丝露白，看起来就像用枯笔疾扫而过的样子，呈现一种意到笔不到的特殊气的。此种技法历代仿效者甚多，且有不少诠翻译的理论。如“取其若丝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宋•黄伯思）、“白而不飞者似篆，飞而不白者似隶”（明•赵宦光）等，都是对飞白所作的归纳与界定。至于说它能创造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意境，那是属于书艺美感之外的哲学演绎了。

其实，飞白的技巧在其他的文学艺术中也有类似的展现，举以光色线条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的电影为例，历来被导演们常用的溶、淡、叠影、图入、图出等叙述元素，“抽象电影”所强调的韵律及视觉设计，“加速蒙太奇”以剪辑密度所构成的时空新关系，以有现代派电影在意象思考上的突破、对电影分镜辩证观念的新探索，都可以与中国书法的飞白趣味产生联想，称之为映像的飞白也不可。

中国古典戏的唱腔，也人类似飞白的设计。经验老到的演员在诠释唱段时，常常故意不把一个乐句唱满，留下一些空间让伴奏去点缀。因为演员们发现，一个乐句不完全唱满，比唱满有更大的弹性，除了留出余地供乐队去发挥多外，观众也可以根据自己早已耳熟能详的调子做想像的初充，在鉴赏的心理层次上，无疑使观众也感觉参与了创造，这种赋格式的变奏，是属于声音的飞白了。

如果把飞白的观念，用在诗文的朗诵上，也会创造一些新感觉。（五四）时期戏剧家洪深谈朗诵，认为散文与诗，各有其格式，前者是节奏格式，后者是韵律格式。朗诵者首先要时行分析才能定出基调，一般来说，表现节奏的办法，是将节奏中的“时隔”加以区分，定出加强点的位置，或做短暂的顿逗，或将重音特别提高。而表现韵律的方法，则是把加强点字音的“时值”延长，将加点以外的字音以轻读带过。有时，朗诵者也可以视诵材的内容与感情倾向，不延长时值而以顿歇补充之。更得要的是，在意群与节奏之间，做适当的调节，或以韵律为重，或以意群为重，这种轻重浓淡疏密间的互补，与书法上所讲求的飞白十分相似。

朗诵是介乎语言旋律和音乐旋律之间的产物。通常，在音乐旋律上表现上，吟唱的成分大于说白的成分，吟唱时从一个音高到另一个音高，必须跳跃，一音停顿，再续一音，情况像越栅栏。而在语言旋律的表现上，则是说白的成分大于吟唱的成分，从一个音高滑溜到另一个音高，音音连续，没有间隔，情况像走斜坡。诗的朗诵秘密，便是跳跃与滑溜之间的交替运用，这又符合垩帚成了的意念了。

飞白之用大矣哉。

（摘自《台湾散文选》）

科幻文学通常是建立在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借助幻想的外衣，表达作者对未来人类社会的一种认知和思考。一直以来，科幻文学在我国并不受重视，发展也十分缓慢。

科幻写作费时费力，投入巨大，对作者的知识结构要求极高，也因此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而读者的分布不均且数量不多，也导致出版机构不敢或不愿涉足这一领域。1979年《科幻世界》杂志在成都创刊，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科幻杂志。1998年创办于天津的科幻杂志《科幻时空》定位于“大科幻”，先后发表了当时国内一线的科幻小说作者星河、叶永烈、韩松等人的作品，还翻译引进了日本科幻小说家星新一的作品。不过，好景不长，虽然新杂志定价并不太高，但出版发行两辑后，由于发行渠道的不畅，编辑出版投入巨大等原因而遗憾停刊。科幻文学发表阵地的严重匮乏，也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一大痛点。

不过近年来，我国科幻文学的创作与出版赶上前所未有的机遇。2015年，刘慈欣凭借科幻长篇小说《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三体》三部曲被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2018年11月9日，刘慈欣又获得克拉克基金会颁发的2018年想象力服务社会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据去年11月召开的“2018中国科幻大会”公布的数字，2017年全国新出版和重版的科幻图书共232种，其中新书占比约23.6%。根据刘慈欣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流浪地球》于2018年底的贺岁档上映，成为现象级科幻电影，票房有望达到47亿人民币，并且围绕这部电影形成诸多热点话题。而随着更多的科幻小说被改变为电影、网络剧、网络电影，更多的科幻发表平台的问世，可以预料，2019年将是中国科幻的发展“大年”，科幻文学将迎来黄金时代。

（取材于赵强等文章）

《流浪地球》体现了好莱坞电影所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许多差别。《流浪地球》将中华文化元素和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注入电影，既让观众体验到浓浓的人情味，也让中国文化元素有了新表达。

在好莱坞电影中，当地球不再适合人类生存时，情节设定可能是英雄人物登上太空飞船远离地球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是《流浪地球》却反其套路，人类带上地球一起去“流浪”。中国人深爱着脚下的这片土地，不论距离多远，遭遇怎样的挑战，都愿朝着家的方向努力前行。正是这份“乡土情怀”，让人们有了“带着地球一起流浪”的念头，奠定了整个电影故事的发展基石。

《流浪地球》中有句著名的台词“希望是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是的，只有敢于“与天抗争”，才有生的希望。“与天抗争”的豪情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脉，与面对末世求生的电影主题不谋而合。即便2500年、100代人的“流浪之旅”未必定能成功，人类依然选择离开太阳系；即便科学家已经测算没有可能，人类依然用空间站的燃料以死相搏。中国人始终坚信“人定胜天”，甘于奉献、不惧牺牲，用坚持和努力点燃希望，走向美好。甚至《流浪地球》电影的拍摄过程，也是郭帆、吴京等电影人不退缩、不放弃的结果。

与西方科幻片不同，《流浪地球》并没有采用超级英雄拯救地球的惯用叙事套路，而是以40余万人、5000台发动机、7万个火石，以及剧情最后各国救援队调转车头，驶向背离家园的方向等宏大场景，讲述了全人类集中力量成功拯救自我的故事，成为了科幻片中的“一股清流”。而这就是中国人对未来世界的清晰理解，对“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理念的深刻阐述。现实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立足与此。

《流浪地球》的走红，对于本土科幻作品的未来发展更具意义。在以刘慈欣为代表的科幻作家的成功实践基础上，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有可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世界科幻文艺创作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

（取材于《<流浪地球>：中国文化元素的新表达》，有改动）

科幻电影有“硬”和“软”之分，区分“硬科幻”与“软科幻”的标准在于科技含量的多少。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饶骏认为，“硬科幻”应该是以某一科学原理和技术为主题(或是故事背景)，主要的情节推进、场景表现、道具细节等等要比较严格地遵循物理法则，符合工程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特别是各项技术之间的平衡配套展示，这一点是绝大部分科幻电影最易产生bug(漏洞或缺陷)的地方，达到了以上要求和条件的科幻电影，才称得上“硬科幻”。“软科幻”并不是非常注重技术和科学原理，甚至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很小。

饶骏认为《流浪地球》不能冠以“硬科幻”之名。《流浪地球》的“硬”，更多的在于特效、背景和道具所呈现的科技感与工业感上。《流浪地球》一开始就交代了人类和地球不得不“流浪”的原因，即不远的将来，发生了“氦闪”的太阳急剧衰老和膨胀，地球面临着被太阳吞没的灭顶之灾。可在航空航天领域的专家看来，太阳发生“氦闪”的概率微乎其微，更不会突然衰老和膨胀。大概数十亿年之后,太阳才会退出“主序恒星”的行列，衰老和演化为“红巨星”。

电影中，面对毁天灭地的灾难，暂居于地下城的人类启动了“流浪地球计划”的第一步，即于各个大陆板块布设行星发动机、停止地球的自转，而“领航员号”空间站执行“火种计划”，以防“流浪地球计划”失败。相关领域的专家表示，从现有的科学认识和工程技术、以及未来数百年里人类可能实现的科学进步和技术突破来看，建设行星发动机、地下城和“领航员号”级别的空间站等等，完全超出了人类的能力范围，“流浪地球计划”的科学性和工程可操作性都值得商榷。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表示，中国科幻电影在制作上与好莱坞仍有25年到30年的差距，只有包括航天工业在内的国家科技实力足够强大，拍出的科幻片才能更被观众信任；中国电影人要让更多的资本方看到中国科幻类型电影成功的可能性,随着更多资金的进入,会有更多的中国导演有机会尝试拍科幻片,为科幻电影走向世界提供了信心与机遇。

（取材于《中国硬科幻曙光已现，但还需再等一等》，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