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国学有诸多联系，但不能直接画等号。书法是艺术，国学是学问。把书法当成国学，与把传统文化当成国学如出一辙。书法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用国学方法研究传统文化的学问才是国学。

那么研究书法的学问是不是就是国学了？不全是。举个例子，用传统文献学方法研究的传统书学，可称得上国学。

古代书论文献大多是文学性描述，多运用比喻、夸张和想象等文学手法，且行文简略，如孙过庭《书谱》中有一句经典概括“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意思是取法古人，不能背离时代条件，同时又不能随大流，过于迎合今人。写不出自己，看不到古人，是书法大忌。孙过庭以简短八个字，把古今书法的道理说通了。而这用短短几个字就能说透的问题，今人千言万语也未必能达其真谛。所以，凡遇古书论，都需用文献学方法，对所涉字词进行训诂学研究，这些自然属于国学范畴。   

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划分，国学研究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一类是关于人生的学问。前者侧重于认识,后者侧重于实践体悟。书学也是如此。

书学是关于智识的学问。书法的基础是汉字，研究书法必须研究汉字本体，故此，书学的基础是字学，也即小学，小学又融于国学之中。所以，国学中的字学或小学，对书学研究有直接作用和影响。辑校和注疏是国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传统书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在阅读和运用古代书论文献时，必须对其中的字词进行训诂或校注，否则易发生误读。譬如现在我们时常用“天真烂漫”一词形容书法作品至高的美学境界，但从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对 “烂漫”一词的注解可知，“烂漫”的本意是花开十分，已渐有凋疏之意，用在书法上，则指笔法粗疏导致的墨法凋疏，字法散乱。

书学还是有关人生体悟的学问。它不但需要对古代书论进行研究，更需要亲自实践。美感体验，或者说有关书法美的积淀，是在长期的笔法实践中培养出来的。而笔法的获得，又在于对人生、生命与自然的体悟，即唐人张璪所说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也就是要有向外和向内的追求。向外追求最后都归于向内追求。向外追求自然，于自然万物中获得关于笔法的学问，譬如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黄庭坚观荡漾而悟笔法等，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向内追求内心的自证圆融，这方面，古代书论多有描绘，但过于玄虚。当然，笔法也可通过读书尤其是阅读古代书论获得，但读书也需进行人生体悟，读书而不体悟，等于吃饭而不细嚼、必定是“囫囵吞枣”。

所以，虽然书学与国学息息相关，但国学只是方法和途径。研究美、探讨美，是书学研究的终极旨归。但这美， 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美学，而不是西学体系中的美学，故美学又必须建基于国学之上。国学也不是贴标签，而是实实在在地坐冷板凳，需要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工匠精神”。

(选自朱中原《国学与书法》，有删改）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并指出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具有较多的人口、出现冶金术、发明了文字与记述系统、修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等等，尤其指出要有频繁的商贸活动。中国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是照单收货。

然而，柴尔德的文明标志是建立在古代埃及、希腊等西方资料的基础上的，按照他的标准，石峁古城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只是城址。标准的城市在古代中国，到距今约两三千年前的东周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是纯粹的农业文明，商贸活动的欠发达、市场的地位低下是早期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高大“城池”围拱的往往只是王公贵族的寝宫、社稷、宗庙、手工业作坊，唯独“集市”不在此中。古代西亚地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商业很早崛起，在社会生活中占显著地位，考古发现的泥板文书屡见关于商贸契约的记载，大都是距今六七千年之前的事情。可见，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世界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精彩，流行的文明标准只反映部分区域的特点，中国研究者不能硬拿人家的标准考察自己，总结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显然已经水到渠成。

实际上，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峁古城是相当成熟的文明。该城址规模超大，设计标准很高，建筑工艺精良，堪称大气派、大手笔的大制作，称其为超大工程绝不为过。若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综合的管理制度，绝不可能完成。其中大量的文物精品可以讲述八面来风的文化交流，累累白骨的大祭典遗存能够演绎铁血秩序的必然存在，体量超大的雄伟建筑反映出建设集团的综合实力……而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建设者拥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号召能力、广泛的动员能力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正是对文明内涵最为精彩的高度概括，是文明高度的真实写照和重要标志。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归根结底是要探索早期社会发生与发展的进步机制，但凡能够说明社会进步的要素都是文明起源研究考察的对象与内容，而不是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

石峁古城在古代中国绝不是孤立的事件，此前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神庙石冢大圣地，浙江余杭良渚的大城大坝大祭坛，山西襄汾陶寺的大城大墓观象台等，无不证明超大工程与社会号召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息息相关，互为表里，其本身就是文明的见证。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能力从何而来呢？考察与上述大工程形影相随的大墓葬、大祭典、大祭坛，就会发现它们都不是普通的公共设施，据此可以断言中国古代的礼制是大工程的灵魂，礼制的凝聚力、感召力、穿透力鼓舞和激励着早期中国先民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不断发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和灿烂夺目的惊世辉煌。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色，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理应提出礼制的标准。

总之，中国考古学不论是为自身的发展，还是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作贡献，都必须争取文明起源标志的话语权，提出符合实际、表述清楚、概括准确、内涵丰富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这无疑是石峁古城给人的重要启示。

（摘编自201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卜工《超级工程：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从石峁说开去》）

材料一：

据世行统计，全球60%的经济总量来自港口海湾地带及其直接腹地。而几乎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若以2010年GDP计算，将湾区视为国家，那么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在全球国家的经济排名分别为第9位、第14位和第23位。如果说东京湾是以工业制造取胜，3.68万平方公里盘踞4383万人口制造了1.8万亿美元GDP;那么纽约湾就是玩转金融游戏，2340万人在2.15万平方公里上创造的GDP高达1.4万亿美元；旧金山湾则是科技创新见长，仅1.7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760万人却产生0.8万亿美元GDP，湾区经济的能量可见一斑。

（摘编自《搜狐·财经》，2018年12月1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实化，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我国沿海开放前沿，以泛珠三角区域为广阔发展腹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交通条件便利，拥有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和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广州、深圳等重要港口，以及香港、广州、深圳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空枢纽，便捷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拥有高度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之一。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体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作用不断强化，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日益彰显。珠三角九市是内地外向度最高的经济区域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在全国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

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优势互补。近年来，粤港澳合作不断深化，基础设施、投资贸易、金融服务、科技教育、休闲旅游、生态环保、社会服务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摘编自《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2019年2月18日）

材料三：

观察世界三大“大湾区”，带动其快速发展的原因有很多。纽约湾区，政府早前推动了应用科学招商引资，后来又搞了“数字纽约”，提供高科技公司最完善的信息服务。东京湾区也有财团推动的传统，大财团会投入大量研发经费，和大学合作搞科研。

很多国内的企业家去旧金山的硅谷考察后发现，那里有一种氛围，是仅仅照抄人家自由散漫的工作环境抄不来的，就像那里可以包容乔布斯这样脑袋和正常人不一样的人。高校学生的氛围也不是急功近利赶紧找个体面的工作，总有一批人会热衷于“创造”出些什么，并为之着迷，可以不关心薪酬，可以熬过类似于“在车库里最初创业”的日日夜夜。

美国或是日本，对于侵犯知识产权，是有相当恐怖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日本本来也没有，是到了上世纪末引入了惩罚性赔偿）的，甚至可以把抄袭侵权者赔得倾家荡产。为什么境内山寨多，根本原因就是违法成本低，抄袭比创新的性价比高。那么有惩罚性赔偿制度，就能把违法成本大幅提上去，也加大了知识产权保护，进而才能让那些搞专利研发的有动力、敢投入，而且还能一环扣一环地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资来华投资兴业。

（摘编自《第一财经》，201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