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①    海明威

秋天，战争不断进行着，但我们再也不去打仗了。米兰^②的深秋冷飕飕的，天黑得很早。转眼间华灯初上，沿街看看橱窗很惬意。店门外挂着许多野味：雪花洒在狐狸的卷毛上，寒风吹起蓬松的尾巴；掏空内脏的僵硬的鹿沉甸甸地吊着；一串串小鸟在风中飘摇，羽毛翻舞着。这是一个很冷的秋天，风从山冈上吹来。

每天下午，我们都上医院去。葬礼的仪式时常从院子里开始。我的膝关节有病，从膝盖到踝节之间的小腿僵直，没有腿肚子似的。医生说：“一切都会顺利的。小伙子，你是个幸运儿。你会重新踢足球的，像个锦标选手。”

旁边的手术椅中坐着一位少校。他的一只手小得像个娃娃的手。上下翻动的牵引带夹着那只小手，拍打着僵硬的手指。轮到检查他时，少校对我眨眨眼，一面问医生：“我也能重新踢足球吗，主任大夫？”他的剑术非常高超，战前是意大利最优秀的剑术家，但是他却没有我那么幸运。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得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

起初，因为我佩着勋章，那些伙伴对我颇有礼貌，问我是怎样获得勋章的。我便拿出奖状给他们看，上面尽是些冠冕堂皇的词语，诸如“RATELLANZA”，“ABNEGAZIONE”^③，等等。但是，透过这些辞令，可以看出真正的含义：我的受奖仅仅由于我是个美国人。打那以后，伙伴们对我的态度有点变了。

至于那位少校，杰出的剑术家，他可不相信人是勇敢的。每当我们坐在手术椅中，他总要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意大利语法。不过，他却夸奖我口语流畅。我们轻松自如地用意大利语闲聊。有一天，我对他说，意大利语一学就通，说起来挺容易，我不太有兴趣了。“嗯，不错，”少校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语法呢？”于是他就教我语法。不久，我感到意大利文完全变了样，以致当我脑子里语法概念模糊时，不敢同他交谈了。

我可以肯定，少校不相信机械治疗，可他总是按时上医院，从不错过一天。当我学不好意大利语法时，他骂我是个丢人的大笨蛋，并且说，他自己也是个傻瓜，煞费心思来教我。少校长得矮小，却笔挺地坐在手术椅中，将右手伸入机器，让牵引带夹着手指翻动，眼睛直盯着墙壁。

“要是战争结束了，要是真有那么一天的话，你打算干些什么？”少校问我，“注意，语法要正确！”

“回美国。”

“结婚了吗？”

“没有，但很想。”

“你太蠢了，”他看上去很恼火，“一个男人决不能结婚。”

“为什么，少校先生？”

“别叫我少校先生。”

“为什么男人不应该结婚？”

“不该，就是不该，”他怒气冲冲地说，“即便一个人注定要失去一切，至少不该使自己落到要失掉那一切的地步。他不该使自己陷入那种境地。他应当去找不会丧失的东西。”

他说着，眼睛直瞪着前面，显得非常恼怒、痛苦。

“可为什么一定会失掉呢？”

“肯定会失掉，”他望着墙壁说，然后，低下头看着整形器，吱吱咯咯地把小手从牵引带里抽出来，在大腿上狠狠拍几下。“肯定会失掉，”他几乎大吼了，“别跟我争辩！”接着他对看管机器的护理员叫道：“来，把这该死的东西关掉！”

他回到另一间诊室去接受光疗和按摩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向医生请求借用电话，后来，门关上了。他重新回到这间房间时，我正坐在另一只手术椅中。他披着斗篷，戴着帽子，径直朝我坐的地方走来，把一条胳膊搁在我的肩上。

“真对不起，”他说，一面用那只好手拍拍我的肩膀，“刚才我太失礼了。我妻子刚去世。请原谅。”

“噢……”我惋惜地说，“非常遗憾。”

他站在那儿，咬着下嘴唇。“忘掉痛苦，”他说，“难哪！”

他的目光越过我，望着窗外。接着他哭了。“我简直忘不掉悲痛。”他边说边哽咽着。然后他失声痛哭，又抬起头，茫然呆视着，咬紧嘴唇，泪流满面。接着，挺起腰，带着军人的姿态，迈过一排排手术椅，昂然而去。

医生告诉我，少校的妻子很年轻，死于肺炎；少校直到残废不能再打仗后，才同她结婚。她只病了几天。谁也没料到她会死的。在少校坐的手术椅的对面墙上，挂着三张照片，都是类似他的病例，但已整形，完全是正常的手了。我不知道医生打哪儿弄来这些照片的。我一向以为，我们这些人是第一批来试验医疗器的。不过，少校对那些照片却很淡漠，他只是向着窗外，凝望着。

(本文有删改)

公共汽车咏叹调(节选)

刘心武

车在西单站停靠了，可没开。

有两个小伙子，是从车上下来的。他们气冲冲绕过车头，闯到驾驶室边，一个拽开门就骂：“你他妈的工会大楼干吗不停？！”一个竟伸出手去要拽司机：“有你这么开车的吗？！你下来！”

工会大楼是前一站。发车时本是说工会大楼停而西单不停的，当时，大家伙一个劲儿嚷：“西单停！”“西单停！”他才前一站不停停西单。

你们非要在工会大楼下车干吗刚才不嚷嚷？真是谁心善谁吃亏。前一阵大北窑那儿修路，车堵得厉害，常有忍耐不住的乘客跑过来求他：“师傅，开门让我们下！”不在站上不能开门，这是制度。他本可以置之不理，可他心软，好几次都把门开了，让想下去的下去。这回他又心软。“我们都到西单下！”一片嚷声。他本是将就大家伙，没想到倒惹出了麻烦来。

看这二位那个横劲，怎么着？找茬儿打架吗？他满脸溅朱地指着他们叫嚷起来：“你们想怎么着？嘿，你们要敢拽我你就真拽，这车我今儿个还真不开了！”，

底下两个小伙子倒没真拽，但跳着脚骂个没完。

韩冬生气得浑身哆嗦。他转过身来，朝着车厢呼喊：“嘿，你们说说，是不是刚才车上都嚷着要我西单停车？！”

车上的乘客竟没有一个应声作证。

韩冬生大受刺激。他转身冲着车下二位对吵起来。交通警走拢车前，问韩冬生怎么回事儿。

韩冬生气咻咻地望着两个寻衅者消失的地方，赌气地说：“你们逮不着流氓就罚我吧！今儿个我还真不干了！”他掏出印着红1、黄2、蓝3、绿4的一叠“北京市机动车驾驶员违章记录证”，一下子递到交通警手里。

交通警很冷静，把四张卡片都还给了韩冬生，对他说：“你先把车开走吧！”

韩冬生把胳膊抱在胸前，梗着脖子宣布：“我这车出毛病了，开不了了！”

连续几辆出租汽车从街心驶过。

韩冬生望着出租汽车顶上安装的有“TAXI”字样的顶灯，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把那顶灯叫成“坟头”。“那些顶着坟头的家伙”，他这么称呼出租汽车司机。他从羡慕他们，到嫉妒他们。

韩冬生今年三十一岁。父亲是一家饭馆的“白案”。两个妹妹也在饭馆，一个给“红案”切菜备料，一个端盘儿。他弟弟是全家的骄傲，在西郊一所大学里工作，尽管是在大学修建队当瓦工。大学里曾给每位教师配置一部《辞海》缩印本，本来行政部门的干部以及工人不一定需要那么厚的一大块纸砖，但福利均等的不成文规则使他弟弟也领到了一部。他弟弟立即倒手转卖，便得了四十块钱。这类事多了，韩冬生心里便堵上了冰坨——我们公司怎么一年才发两双手套？

韩冬生赶上了最后一茬“上山下乡”。在村里种地的时候，他常常一边抹着汗水一边幻想：什么时候能当个工人就好了！后来房山的一个小煤矿招工，他欢天喜地地去了。去了才知道当矿工比种地还苦，于是他幻想哪一天能调回城里就好了！一九七九年还真遇上了难得的机会，父亲的一个“把兄弟”在公共汽车公司的一个车队当队长，靠这个“后门”，他转到城里公共汽车公司来了。临调走时，矿上让他在一张纸上按手印，那上头写着他自愿从四级工降为二级工。他没犹豫，蘸着大红的油墨按了。他在公共汽车公司从二级工从头干起。先卖了两年票，后来才学了开车。头两年他还算安心。可这一年多来，他心上长毛了。关键是出租汽车的勃兴，公共汽车驾驶员远没有出租汽车司机自在和实惠。

看着川流不息的出租汽车，韩冬生越发想坚持他的罢工行动。

穿旗袍的女人

丁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