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14亿人的庞大而广阔的消费市场，这是足以傲视全球的经济优势，也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能够实现快速增长的源泉所在。

如果说，过去的40年，中国得益于改革开放深入融入全球化进程，成了“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满天下。那么，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中国具有这么大的内在消费动力，再过30多年，就完全可以成就一个“世界消费市场”。显然，从“世界工厂”转变到“世界消费市场”，符合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的要求，也符合国家经济政策的取向。近几年我们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在又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行进在这条转换的路途上。

然而，在未来十年，中国要真的能够实现从“世界工厂”向“世界重要消费市场”的跳跃，受到挑战的因素还会很多。依笔者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中国家庭居民消费升级还必须跨越三个“坎”，还要完成一段比较艰辛的爬坡过坎过程。

一是必须解决好消费结构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幅快于GDP增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速阶段性回落时保持相对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城镇房价不断攀升，改变了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安排。这几年居民家庭房贷负担不断加重，居民加杠杆有增无减，而收入远远被家庭债务抛下。2006年，负债收入比还只有18．5%，2018年已经高达77．1%。住房消费支出产生了对消费明显的挤出效应。2018年5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5%，远远低于预期，创下自2003年5月以来的15年最低。住房问题本质上是经济结构的失衡，这透支了居民家庭社会购买力，未来几年还存在大宗商品和食品价格通胀的趋势。如果处理不好结构性平衡问题，消费市场或存在一定的“断层”。

二是必须解决好社会保障账户充实问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无疑这提供了一个巨大的“银发市场”，养老市场的发育是绕不过去的话题。但目前养老体制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最主要的是养老金“亏空”问题尚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最近有关专家提出随着退休人员的不断增多，“养老金支付或要递减”就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在有效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的态势下，包括养老金、医疗费用支出在内的社会保障账户如何“填实”，将直接影响居民未来的消费预期稳定，进而压缩消费市场的成长空间。

三是必须解决好消费动力体系问题。现在比较看好的是随着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会孕育出一大批新的消费市场，特别是看好未来以新经济业态支撑的新型服务市场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会勃兴一批区域经济市场，但其背后必须解决好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否则，人口会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将带来大量的城市社会治理问题。这一方面会造成消费市场结构性的畸轻畸重；另一方面也会形成“小众消费市场”对“大众消费市场”的压制，整体上会削弱全社会的消费动力。解决全社会消费动力问题，根子在于社会分配体制改革。

当然，中国社会向来具有极大的韧性和回旋空间，形成世界级的消费市场，我们的理想可以足够的“丰满”，但城镇居民现实生活的压力多少有些无奈的“骨感”，这决定着成就世界级消费市场，并不必然迎来一条坦途。为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政策考量。比如，我们需要以更积极更系统的消费政策激发消费潜能，以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稳定广大群众的消费预期，以更加开放的政策吸引高质量投资带动本土产业转型升级，以更大的力度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制度性运行成本，从而缩短经济结构调整的“磨底期”，迎接新一轮消费高潮的到来。

（摘编自2018年7月13日《中国经时报》，有删改）

材料一：

201 7年9月，中国中小学的起始年级开始使用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新教材。新教材更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园、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在旅游观光的同时，也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游客1：我来这边是为了学习历史知识，感受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

游客2：带孩子来，主要是想让他能够不忘本、不忘根。

（材料来自音频《缅怀先烈重温历史，红色旅游升温》，《中国之声》2018年10月5日）

材料四：

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活动，今天的红色旅游具备多重性质和多种功能，比如休闲娱乐功能、经济功能。但是红色旅游根本上是一项精神活动，其第一性质是红色文化，第一功能是精神传承和文化教育。红色旅游，精神是魂！

如何突出精神的价值、彰显文化的力量？真实的、质朴的、简洁的甚至残缺的，往往更能直击内心，发人深思。散乱在衰草丛中的西洋楼，被肢解成残垣断壁的大水法，比任何辉煌壮观的建筑都更能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重走半天原始的长征路，比华丽的语言、煽情的故事，更能让人感受当年红军的艰苦卓绝。反之，若是为了其他功能或者经济效益，盖几栋不新不旧的仿古建筑，讲几段半虚半实的猎奇故事，只能破坏红色场景本身的感染力，拉低真实的红色文化本身具有的精神传递功效。

当然，红色精神的根与魂不可避免地要时代化和大众化，但时代化和大众化，恰恰是在全面深入地体认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之上方有可能。无数体验证明，游客只有真正地被红色文化的精神所感染，才能在各自岗位上更加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摘编自《红色旅游，精神是魂》，《光明日报》2018年7月24日）

扶贫帮困、改善民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追求。从先秦《周礼》的“荒政十二策”，到南宋的《救荒活民书》，再到清代的《荒政辑要》，中国古代在贫困救助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古人对贫困的认定，一般是对收入、财产状况、家庭劳力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以分类定级。如清代汪志伊在《荒政辑要》中将“产微力薄，家无担石，或户倾业废，孤寡老弱，朝不谋夕者”定为极贫，将“田虽被灾，盖藏未尽，或有微业可营，尚非急不及待者”定为次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者给予不同的救济扶助，如明代林希元《荒政丛言》提出“极贫之民赈米，次贫之民赈钱，稍贫之民转贷”。这种对贫困人口进行综合考察、分类定级、分类扶持的做法，值得今天借鉴。过去，我国扶贫开发主要是瞄准区域，大多没有识别到户，其“粗放”弊端逐渐显现。今天我们实施精准扶贫，要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发力。精准扶贫的前提在于对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致贫原因等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进而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分类扶持，提高扶贫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在扶贫方式上，古人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也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宋以前，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如汉律规定国家需向“贫不能自存者”提供救助。到宋代，国家开始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扶贫救助，如采用招商赈济、以工代赈等方式。之外，宋代还鼓励民间互助，动员富户救助贫户，并设立“纳粟补官”制度。可见，古人在扶贫实践中已认识到政府与民间力量配合的重要性。在当代，由政府主导扶贫固然可以运用国家行政力量与财政实力推动扶贫工作迅速开展。但同时也应鼓励和调动民营企业、社会组织等力量参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优势，通过税费减免等措施促进社会帮扶资源与精准扶贫有效对接，激发贫困地区的发展潜能，推动这些地区由被动“输血”走向主动“造血”。

在扶贫思路上，古人在注重临时性救助的同时，也注重系统性扶持。在宋代，政府除在自然灾害之后开展临时性救助外，还从百姓日常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制定系统性扶持办法，从财政、民政乃至军政多个层面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如每逢冬春时节，政府一般会向贫民赐钱、赐衣及赈粜，助其过冬和春耕；对于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政府也会免除其部分劳役。这些系统性扶贫理念值得我们深思。扶贫开发要考虑致贫之因、脱贫之法，更要考虑长久发展之策，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帮助贫困人口走向富裕。一方面，促使其尽快脱贫；另一方面，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人口提供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摘编自孙竞　张文《中国古代扶贫实践及其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