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如红豆

侯志明

①纪昀有言：“灯如红豆最相思。”

②夏日炎炎的夜晚，我经常会在夜深人静后走向阳台，看城市迷人的夜光。那夜光是由无数盏灯组成的。望着望着，有时会掉下眼泪来。

③是的，不止一次。因为我总会想到童年、少年时陪伴我的那盏小煤油灯。

④我们家姐妹五人，在那个困难年代出生的人，都品尝过生活的艰难。别的不说，就是一家人偶尔做件新衣和平时的缝缝补补，对母亲来讲就是一项繁重的劳作。春节前的母亲是最忙碌的。一进腊月就要夜夜坐在小油灯前，赶做新衣或者浆洗旧衣。白天辛苦一天，晚上还要干活到下半夜。

⑤有一天，我睡醒一觉，发现母亲还在灯前纳鞋底做新鞋，腿上盖着被子，身上披着棉衣。一手拿着鞋底，一手交替拿锥子和针线。先用锥子扎，再用针穿线，再在膝盖上使劲地勒紧。我看着看着，忽然看见她浑身一抖，把手里的东西一扔，然后用左手紧紧地攥住右手的食指，斜倚在了窗台上。过了五六分钟吧，她又坐了起来，拿起没做完的活儿。我想过去搂住她看看扎伤的手，想劝她去睡觉，但我一张口，说出的却是“妈，我要尿尿”。妈没有抬头，只是说“灯亮着呢，去吧”。尿完尿，我回转身，站在那儿，盯着母亲，希望她看我一眼，等来的却是“冷，快去睡，感冒了过不好年”。她仍没有抬头。“那你怎么还不睡？”“快完了，一会儿睡。”在母亲的心里，赶制孩子过年的新衣新鞋，这些活儿不但是定了量的，而且也是限了时的。

⑥年年如此。

⑦后来，我们家又有了另一盏油灯。那是一盏玻璃底座，玻璃肚子，带了玻璃灯罩的油灯。它不但比我家原有的那盏灯好看，而且也明亮。更主要的是它有个调整亮度的开关。这是父亲做了生产队会计，村里给买的。自从有了这盏灯，我们总希望父亲天天计工分，天天整理账，天天点亮这盏灯。那样不但整个家里会明亮很多，而且我们可以蹭亮光看书写作业。

⑧有一年的年底，父亲又点亮那盏灯，开始给人们算账，我又蹭光写起作业，写完我就去睡了。但我睡醒一觉，发现父亲仍然在翻本子打算盘。“爹，咋了？”“没咋。”他没有看我。“没咋，那咋不睡？”我又问。这时他转过脸，看着我说：“有两毛钱，对不上账。”“多了还是少了？”我接着问。“多了。”他说。“多了，那好呀！”我说。他又转过头并拧小灯火，走过来坐在炕沿边摸着我的脸：“不知道给谁少算了。两毛，一个壮劳力两天才能挣到。”

⑨1982年，我上了高中。虽然那时学校有了电灯，但晚上是要定时关灯的。为了在教室关灯后能多学习一会儿，很多同学都备了一盏小油灯。我也不例外。上了三年高中，如果说有几件东西是不能离开的，那么，这盏小油灯就是其中之一。多少次，当冬天的寒冷冻得我手不能拿笔想放弃的时候，是这盏小小的灯给了我些许的温暖。当笔中的墨水冻得不能写字时，是这盏灯帮我融化。假如不曾有小油灯的陪伴照耀，我想在我们那个连老师都配不齐的学校，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考上大学的。尤其难忘的是，有一个冬天的早晨，我带了灯去教室背书，可是只过了一会儿就油尽灯灭。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个与我坐得不远的女同学将她的灯推到了我的面前，自己站起来走出了教室。这一举动是我万万没想到的，因为在那个年代，男女同学是连话都不说的。何况这个女同学是我们男生认为最丑且经常被嘲讽的，而且她也应该是意识到了的。从那天起，我似乎懂得了更多的东西。

⑩四十年来，陪伴我长大的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油灯，都已难得见到了。但它们却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变迁，照耀我前行的路，给我以启迪。

⑪其实，“灯如红豆最相思”的上句是“书似青山常乱叠”。把灯和书联系起来的纪昀，忽然升华了我对灯相思的境界和品位。也许这是我思念灯的又一缘由或写完这篇短文后的意外收获吧。

（选自《人民日报》2018年10月29日，有删改）

骑士在西方社会中有十分明确的、合法的身份和功能。从教会的观点看，骑士是和教士并列的两大社会支柱之一。教士的职务是为人民提供精神的需要，骑士则用武力来维护正义、扶持弱者与捍卫教会。从国家的观点看，骑士则与俗世的“文吏”平行，构成了国王的左右手，前者代表武力，后者代表法律。骑士构成了西方武力的主体，为保卫国家和教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从15世纪末期始，由于国家常备军的建立，步兵在战争中作用的增强，骑士集团才逐渐失去其用武之地。

西方的骑士文化在近代仍有其流风余韵。骑士的中心理想影响了近代国际法中有关战争的人道原则，例如战争必须合乎正义、不得虐待战俘等。更重要的，近代的爱国精神也是在骑士的侠义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法国是骑士文化的大本营，而近代爱国精神也最早出现在法国，这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无可置疑的。西方骑士文化中孕育了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这种精神的独立至少使一部分骑士不肯完全臣服于国家权威，因此几乎每一代都有少数激进和叛逆分子出现。也就是说，西方骑士阶级虽然一向承担着为国家和教会维持秩序的任务，但是他们所奉行的一些基本价值如疏财仗义、扶弱锄强、崇尚名节等也可以使他们超越社会身份的限制，而反抗一切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存权威。从这一角度看，骑士文化中的超越价值未尝不能为革命运动提供精神基础。由此，我们可以说，骑士文化深刻影响了西方近代文化。

中国“侠”的发展形态与西方截然不同。骑士属于封建贵族阶级，而“侠”不限于贵族阶级，还有着丰厚的社会基层平民土壤，依托宗族、乡党等基层的社会组织。骑士的地位获得了国家和教会的认同，与之迥异的是，中国的“侠”从来没有获得国家认同的合法性，相反，在朝廷的眼中“侠”的武力是敌对性的，因而必须加以消灭。中国文化自汉代便有明显的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宋初，文武之间地位的差异更大。由于这一文化背景的差异，“侠”自东汉起便已开始成为一种超越精神，突破了“武”的领域，并首先进入了儒生文士的道德意识之中。所以我们论及“侠”对中国文化的长远影响，不能不特别注意“侠”和“士”的关系。

中国的儒生文士（即“士”）和西方骑士相似，也是一方面承担着建设和维持政治、文化秩序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发展了持“道”以议政的批判传统。我们通常都认定这一批判传统的在儒家。这个判断大体上是有根据的，例如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公羊派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说，显然都是反权威的。但是，“侠”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因而，认定这个批判传统源于“侠”是能够说得通的。“士”在道理上固以儒家为依归，然而激昂慷慨的侠节却给他们提供了情感上的动力。所以，富于批判精神的“士”也往往带有“侠气”。这一发展其实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儒家传统中本有一股“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

（选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有改动）

尽管说，技术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由来已久，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却更多停留在工匠和下层民众的劳作技艺层次，未能成为精致的文化，并因此而为上流社会所不屑谈及。人们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反映的就是社会主流思想对技术的忽视；《师说》中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虽不见得就是韩愈的想法，但是至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些实际状貌。事实上，只是到了十九世纪，人们才开始意识到，技术比之前人们的想象要深刻得多。

一般而言，一种技术正在发挥其作用时，往往处在一个“自我隐蔽”的状态。就像我们所戴的眼镜，当它正常地发挥作用时，它往往是不被我们的眼睛所注意到的。我们的胃、大脑一刻不停地在工作，但是我们一般感觉不到它们的重要。只有胃疼了、病了，我们才会在它的存在而外，感觉到它们是比较重要的人体组织。所以，越是好的、合适的眼镜或越是健康的组织，我们可能越是注意不到它。庄子所言“得鱼忘筌”，收获了鱼，就忘掉了捕鱼的工具，大概也就是对当时一种比较普遍的世象的解说。因此，人们一般习惯认为，技术性的东西只是一些不自觉就会隐退的旁枝末节，当然也就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

另外，不管是在古代西方还是在古代东方，学术传统的重要特点就是不太去追究那些外在于我们的操作方式，而注重其内在的理路，注重道理的证明、推理和演绎。而证明、推理和演绎的过程，恰恰是不必诉诸外部经验即一般技术的。它们只是在自身内部进行，在思路、理路里面走。而那些与技术紧密相关的技术操作者往往置身社会底层，其对技术的推动作用的理解还缺少足够的影响力。因此，尽管技术也对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社会思想的主流仍然一直将思想作为人类最本质的特征。就像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笛卡尔也说，“我思故我在”。帕斯卡更说，人就像一根芦苇，一滴水就可以把它压弯，所以人很渺小；然而他又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人因着自己的思想而获得尊严，成就伟大。

近代以来，一些传统开始慢慢改变。曾经作为人类思想的“外在者”的技术，也开始慢慢地进入到我们视野的中心。其实，技术恰恰是思想的一种显性延伸，技术凸显了思想的可贵与成熟。也正因为如此，技术的长足进步，也就仍然有赖于人类思想的深入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