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本身运行、发展的条件，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既涉及信任主体，也关乎信任对象；既与社会规范和体制相涉，也与主体人格和德性相关。

在信任问题上，个体总是涉及两个方面，即为人所信与信任他人。就前一方面而言，如何形成境信的品格，无凝是首先面临的问题。孔子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孟于则进而将“朋友有信”规定为人伦的基本要求之一。在有序的社会交往中，以诚相待和言而有信，既是这种交往秩序可能的条件，也是交往双方应尽的基本责任，一旦个体置身于这种交往关系，则同时意味着永诺了这种责任。

就个体而言，作为信任条件的诚信关乎内在德性及人格。中国哲学对“信”与德性从及人格的关系很早就予以关注。儒家经典《孟子》强调“有诸己之谓信”，信与诚相通，有诸己即真实地具有某种德性。《中庸》进而将“诚”视为核心的范畴，以诚为人格的基本规定。《大学》同样提出了“诚”的要求，把“诚意”规定为修身的基本环节。这种德性及人格，为人与人在交往过程中达到诚信，提供了内在的担保。

伦理意义上的信任，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关系的层面看，信任以对象的可信性为前提。在消极的意义上，当对象缺乏可信的品格时，便难以使人产生信任感，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秀”（《老子》》，便表明了这一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如果相关对象的所作所为始终诚信如一，那么，人们对其后续的行为，也将抱有信任之心。由此可见，信任并非仅仅源于主体心理，而同时与对象相关。

从伦理学上说，妄疑一切、无端臆测他人的不诚，并对可信的对象始终缺乏信任感，这是一种道德的偏向。这种偏向不仅常常伴随着过强的怀疑意识，而且在片面发展下，容易引句“字我负人”的异化形态，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日常沟通成为问题，也使社会领域中的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从更广的社会层面看，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信，并不仅仅基于个体的德性和人格。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曾认为，中国传统的信任以血缘性共同体为基础，建立在个人关系或亲族关系之上，而新教的信任则基于信仰、伦理共同体，后者超越了血缘性共同体，并逐渐以理性的法律、契约制度为保障。历史地看，儒家所说的“信”，事实上便与礼相联，在仁、义、礼、智、信的观念中，礼则既表现为一种普遍的规范系统，又涉及政治、伦理的体制。在此意义上，广义之“信”已与体制相关联。

就信任关系而言，通过契约、信用等制度的建立，失信便不再是无风险的行为，相反，失信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总之，个体的人格和德性从内在的方面为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提供担保，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则在外在的方面构成了信任关系形成的现实根据。

（摘编自杨国荣《信任及其伦理意义》）

迟行

蒋勋

⑴一条路上，间隔不远，一株盛放的木棉花，使我停下来，抬头看了好几次。树干直挺耸立，树枝平平伸展出去，像手臂，承载着一朵一朵赭黄橘红的花。仰头看，整株木棉像一支盛大的烛台，满满一树花朵，艳红鲜黄，像明亮灿烂的烛光火焰，一齐点燃，在阳光下跳跃闪烁。春天的城市，像被节庆祝福，路过的行人，也都感染到喜悦。

⑵有些路人或许有急事要办，匆忙走过，无法注意到这个季节木棉花的盛放。我正低头看地上落花，听到他们脚步声急急走来，赶快让开，怕阻挡了他们的去路。

⑶我很喜欢东方园林建筑里的亭子，空间不大，四面无墙，只是暂时供人停留。在山水画里，亭子常常只是一个小点，或在水边，有扶栏可以倚靠，看水流低回，浮沫此起彼落；或在山路迂回的平台，眼前豁然开朗，可以远观山色，眺望大河浩荡。

⑷“亭子”就是“停”的暗示吗？行走盘桓在长长的路途上，我希望前进的速度更快吗？还是我要学习懂得如何停留，懂得在路旁的亭子稍做休息，四处浏览，而不只是匆匆赶路。

⑸如果人生是一条路，从生到死，我希望这条路是高速公路，一通到底，快快走完吗？或者，我更希望在这条路上，可以多一点迟延，多一点迂回，多一点过程，多一点停留。

⑹人类最早只是步行，步行的空间范围很有限。把台北市旧的北门、南门、西门、东门，四个城门连接起来，也就是原来城市步行走出来的尺度。不只是台北，所有以步行速度规划的城市空间，范围都不太大。欧洲许多老城市，像意大利的SienA．翡冷翠，西班牙的Toledo，都还可以完全用步行游览。老城市的巷弄，弯弯曲曲，高高低低，本来就是居民长久用脚走出来的路。（历史文化感）

⑺行可以达到的空间范围不大，步行的速度缓慢，人类慢慢地走着，在步行的速度里思考，随时停下来，观察季节的变化，看天上星辰移转，等待太阳落山，整理自己的思绪，反省自己生命的状态，探索宇宙的现象，思维信仰的价值。他们一步一步走着，好像步行的节奏成就了思维的节奏，因为可以慢慢步行，有了崇高的宗教，有了深沉的哲学，有了悠扬跌宕诗歌的咏唱。

⑻或许，我们已经遗忘，人类最初的文明，是在漫长步行的路上，一步一步，缓慢行走出来的结果。

⑼我的脑海里，常常有一些步行队伍的画面。在古老的印度，修行的僧侣，手上捧着钵，一步一步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走到河边，洗脚沐浴。洗完脚，在树下铺了座位，静静聆听佛陀说法。

⑽我步行去了恒河边的鹿野苑，也步行去了已成废墟的那兰陀，在玄奘读书的经院，体会步行者思想的节奏。我在雅典卫城铺了大理石版的山路上徘徊迟行，想象古希腊的哲人如何一边走，一边议论哲学。他们的步行也好像一种逻辑，每一步都条理分明。荷马的吟咏唱叹，流传在城市的街道上，他失明的双眼，看不见路，手里的棍子，一点一点，也都是步伐的节拍。

⑾我步行走去灞桥，黄埃漫漫，仿佛还听得到桥下的流水，桥边杨柳依依，送别的人与告别的人缓缓走来，送别和告别，时间都很长，可以折一段柳枝做纪念，可以劝君更尽一杯`酒，可以吟诗唱和。仿佛因为步行，也就多了许多心事。“门前迟行迹，一一生绿苔”，李白说的是男子离去后地上的脚印，女子在门前凝视，脚印一步一步，一天一天，长满了绿苔。那些迟行的脚印，走得那么慢，走在岁月里，走出了眷恋，走出了不舍，走出了思念，走出了感谢与珍重，走出了文明的厚重绵长。

“仁”，是儒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人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就连孔子的三位高足，理解也有高下之分。《荀子》记载，孔子问：“仁者若何？”子路认为，“仁者使人爱己”。孔子的评价：“可谓士矣。”这个评价已不低。子贡认为，“仁者爱人”。孔子的评价：“可谓士君子矣。”这比对子路的评价高了一层。颜渊认为，“仁者自爱”。孔子的评价：“可谓明君子矣。”显然，这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评价。

为什么孔子高度肯定“仁者自爱”？这是因为，在儒家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一定是自爱、自尊、自立的人，而一个真正自爱、自尊、自立的人一定会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他就会爱人，也容易赢得他人的爱。儒家的这一理念对我们今天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很有启示。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之势前所未有，西方强势文化深刻影响甚至侵蚀着一些欠发达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如何保持和增强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成为这些国家和民族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对于中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主体意识，就有可能被其他文化侵蚀甚至同化，沦为“文化殖民地”。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提倡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就是要做到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是中国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家园，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只有坚持并不断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吸收异质文化的有益养料，滋润、丰富和繁荣、发展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足够的智慧与气度消化外来文化，佛教被成功消化吸收就是一个例子。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广泛吸纳各种文化养料而始终具有自身鲜明特色，就因为它对外来文化并不是简单地拿来或拒斥，而是始终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然而，近现代以来，一些人对文化的认识存在两个显著的不平衡：一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不平衡，二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教育中，就是对中华文化关注不够，而西方文化却占极大比重。这是有失偏颇的。

《论语》记载：孔子和弟子周游到卫国，看到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弟子问：下一步该怎么发展？孔子曰：“富之。”弟子又问，如果大家都富裕了，该怎么办？孔子曰：“教之。”当前，我国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甚至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也“富”起来了。接下来该怎么办？“教之”！教什么？是沿着西方文化的“引导”来教，还是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我们的正确选择。当前，增强中华文化主体意识，最迫切的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认真研究和吸取传统伦理观念中的合理因素，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伦理观念、道德规范和社会秩序。

总之，我们既要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又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既要有开放接纳、交流融合的雅量，又要有不削足适履、不买椟还珠的智慧和定力，这样才能在文化精神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摘编自“国际儒”楼宇烈《中华文化有智慧和气度消化并吸收外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