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与文人虽然都是读书人,但两种人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明朝正德嘉靖以前,中国主流文化主要是由士人的人格引导的,他们具有强烈的用世精神和济民情怀,因而他们代表的文化就是人格文化,或表现为庙堂文化——达则兼济天下;或表现为山林文化——穷则独善其身;进为统治者服务,退则隐居山林修炼人格。士人提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士人的表率或是居庙堂之高忧国忧民的范仲淹,或是处江湖之远一边过苦日子一边心怀天下的陶渊明,或是杀身成仁的文天祥。从明朝隆庆万历起,以文人为表率的人性文化开始成为主流,强调真性情和享受。文人居于市井,热爱享受。他们热衷与城市生活相关的市井文化。对他们来说,跻身官场往往琐碎险恶,隐居山野又过于清苦。当然士人有时也会表现出一些人性的温情,而文人也时常做出一副悲悯的样子,人格与人性不能说不可得兼,但崇尚人格高尚的士人往往视人性放纵为仇敌,而人性真实的文人又总是以仕途经济为笑柄。人格与人性“冰炭同炉”又“形同水火”。我以为,人格文化主张为社会、为别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它是伪道学,因为它压抑人性。明代之前中国也有零星的文人,如李白。李白与苏轼的区别就是典型的文人与士人之分。“太白有东坡之才,而无东坡之学”,“学”即为兼济天下的学问。

语言腐败

语言腐败是指通过语言表达或者是语言行为做不正当的事，从而产生大家所关注的腐败现象，这是因为语言使用者的思想健康出了问题。

有腐败现象，必然就会反映在语言使用中，因为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镜子。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搞腐败的人必然会利用语言来混淆黑白。“口是心非”、“口蜜腹剑”是语言腐败最突出的表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说一套，做一套”。口头上说“打黑”，实际上做的是“黑打”，口头上说的是“打假”，实际上做的是“假打”。正如有的顺口溜所说：“心里想一套，开会讲一套，做的又一套。”

委婉语和语言暴力是语言腐败表现的两个极端、两个软硬兼施的手法、一个矛盾统一体。前者以羞答答的姿态为自己的丑恶行径辩解，后者则是以攻击性的语言对无辜者进行辱骂或攻击。用委婉语来遮羞，往往是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说话人心里往往有理亏的感觉。用恶毒言语侮辱无辜民众，实施语言暴力者往往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真理也在自己一边，骂起人来觉得天经地义。殊不知把自己推到民众的对立面，不能不说也是语言腐败的一种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暴力给社会安定带来的危害远比遮羞的语言大。

委婉语的产生，本来是同语言禁忌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人们为了回避说出一些不吉利或不雅的词语，用拐弯抹角的办法表达那些不愿意说出来的事物或概念。一般地说，委婉语具有文明礼貌的语言功能，特别是能够创造比较温馨和谐的语言环境。例如用“安睡”、“长眠”代替“死”。委婉语作为语言腐败的手段，并不是中国当代腐败人士的发明。中国古代买官就说是“捐纳”。美国人创造了“技术监视”一词来代替“窃听”，因为窃听总有偷偷摸摸、不光明正大的意思。时下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涉及腐败现象的词语，有些就是委婉语，这些委婉语似乎不是出于文明礼貌的原因，如明明是渎职，却说是“管理不到位”，明明是跑官要官，却说是“要求进步”，明明是受贿，却说是“礼节性收入”，明明是在打麻将，却要说是“政治学习”。这些发明看起来似乎很有创造性，说穿了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耍小聪明而已。委婉语本来的文明礼貌功能在这里丧失殆尽，实际上变成了腐败现象的遮羞布。

用攻击性语言侮辱人，那便是语言暴力;对无辜人士实施语言暴力，那便是语言腐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有许许多多无辜遭受语言暴力的体会，不管是发生在自己还是他人身上。例如对于那些应该被打倒的人，说打倒他们、批倒斗臭还远远不够，还得再踩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炮打”、“摧毁”、“砸烂”等等暴力语言是施暴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卖国贼”、“崇洋媚外” 等等莫须有的罪名铺天盖地，利用这些暴力语言便可以置人于死地而后快。文化大革命中无辜遭受语言暴力致伤致残致死者不计其数，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们对那一幕幕惨剧怎能那么快就会从记忆中消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戴帽子、打棍子的语言暴力现象为人民所唾弃。摆事实讲道理、开放务实的风气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不可讳言，文化大革命语言暴力的阴魂不散，至今在某些新闻报道中仍然可以找到影子，例如辱骂不喜欢看国产电影的观众崇洋媚外，赫然用上“中国电影观众有崇洋媚外的劣质性”标签。

语言暴力通过不恰当的语言表达，会对他人造成人格、情感、自尊以及心灵的伤害，它违背了语言交际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是一种不与他人合作，也不要求他人与之合作的错误言语行为。这是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

（选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93期 ，作者：苏金智。有删改）

错误

——中国故事常见的开端

张晓风

在中国，错误不见得是一件坏事，诗人郑愁予有首诗，题目就叫《错误》，末段那句“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几十年来像一根名笛，不知被多少人吹响。

历史上的周瑜雅擅音律，即使喝了酒之后，仍然可以辨出乐工弹奏的音乐的错误。当时民间有首歌谣唱道：“曲有误，周郎顾。”后世的诗人多事，故意翻写了两句：“欲使周郎顾，时时误拂弦。”真是无限机趣，描述弹琴的女孩贪看周郎的眉目，故意多弹错几个音，害他频频回首，风流倜傥的周郎哪里料到自己竟掉进了弹琴素手甜蜜的陷阱。

在中国，故事里的错误也仿佛是那弹琴女子在略施巧计，是善意而美丽的——想想如果不错几个音，又焉能赚得你的回首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要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等戏曲，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一次，哪来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一点。“正确”，只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余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

就是这一点点的谬误，于是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

整个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的差错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绎出一连串荒唐幽眇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又每每不错误，唯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

《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有些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探究的奥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打开“伏魔之殿”又比潘多拉打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殿，到了右廊后一所去处，发现了一座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写着“伏魔之殿”四个字的牌额，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条，锁孔里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诱惑，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撞进去，搬走石龟，最后又掘起一块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六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

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在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要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错误，因此便有了多位花仙被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弥补，这其实也正是大部分的人间故事吧!这一段段美丽的错误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打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兴有的。就算捣蛋精的哪吒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

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个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了一块没被补天的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不是叛逆，是可以被谅解的小过小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字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后，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

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待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布置了作业，要他们每人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交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一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

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错，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岔路。岔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岔路可以是另一条大路的起点，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的美丽情节。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