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儿记

陈村

假如想在一群人中间认出陆星儿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那个像一阵风似的，边走边说着的，衣着色彩丰富的，发式每周一歌的女子，一定便是她了。她是那种一眼看去就很健康的人，肚里没有弯弯绕的心思。

陆星儿属牛，自然是“老三届”，有过当北大荒人的光荣。她的文学生涯便是从那里开始的。那块冷寂的土地据说是很肥沃的，自然还萌生了爱情。陆星儿的激情常常和那里有关。从她的手势，她的谈吐，可以嗅到黑土地的气息。

她把家安在北京，儿子叫陈厦。那时因为总在为房子发愁，迁徙成为她生活中的永远的命题，连美国人也不会搬得这么勤快。“安得广厦千万间”，只是一个梦想，而那个小小的厦厦却是切切实实的。儿子生得眉清目秀，陆星儿怕他长大后难以沉静，怕得没有道理。三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然而却要分家了。这是一出当代人常常会发生的戏剧，戏剧学院的老师想必没有教过这样的课程，一切全在自己的感觉。

陆星儿带着儿子和小说家的名声回到上海。这是她生活的两大支柱。生活自然不很容易，她却应付过去了，还有闲心写点男人女人一类的文章，当当大众的先生。据说，有许多姐妹们向她倾诉衷肠。作家被动地扮演了一个全知全能者。但是，她的故事去向谁诉说？

只有小说了。陆星儿总在写女人的故事，不很欢愉，也不忧伤。故事中的主人公经常是很要强的。她们没有太好的命运，没有辉煌的背景，不做粉色的梦，曲曲弯弯地生活下来并将生活下去。当然，也不作强人状。

陆星儿之所以健步疾行，是因她总是很忙。她像那种很值钱的老钟，不停地摆动。每天起得很早，极少给自己放假。冬天的清晨，她在楼下跳绳，不是为了显示活泼，只是强健身体。钟的摆动是很有规律的，尤其是那种古典的钟，不会摆出很多花样。我曾说过，她是陆地，不是舢板。如今的世界，女人爱木筏，男人爱舢板，要的就是那种动荡和飘流。日子是过给别人看的，唯恐被时尚拉下。有句家喻户晓的话叫作“跟着感觉走”，可惜这感觉是那种“大众汤”似的感觉，俯拾皆是，没有味道。幸好，陆星儿不是这样。

陆星儿的名字很好，既有陆地，又有星空。我们能坦然地对待天地。真正困难的是那些发生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的事情。中间那空空荡荡的一段，是我们生活的舞台，也是小说的天地。对陆星儿的人生来说，她正经历的也正是一生中的中年。儿子一天天长大，作品一年年增多，收获的季节早已开始，人生的课题似乎总在回旋。“女人”，不仅对男人是个谜，对女人更是。好在我们有兴致将这个谜猜下去，有兴致被别人猜谜。

不久以后，陆星儿也许又要搬家了。家在浦东。这次不再借住他人的房子。家，是个亲切的字眼。生活又一次重新开始。再也不是“十八岁出门远行”，陆星儿对此有点漠然。浦东的夜晚非常宁静，可以写作，可以遐想。

我想，好文章是人们爱读的，好女人也是人们爱读的。

危 桥

罗 翔

看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有时也会发生。春节前，不该下雪的南方就下了一场大雪，而且一下就是一个来月，地上的冰凌像抹了油的玻璃——透明而又滑溜，不仅机动车在上面行驶会打滑翻车，人在上面走也会经常摔倒。

管交通的副镇长马明坐在床上，左手摸着缠满绷带右膀子。他朝窗户外面望，外面有了些光亮，不知道是雪的反光，还是天色已经放亮。这时，他的手机急吼吼地汪，是护桥员老周打的。“马镇长，桥栏杆被车撞了，你快来！”他吊着膀子出门，心里苦苦的。

老周见马明来了，指着桥栏杆说：“你看，桥两边的栏杆都垮了。左边的撞了两米多，右边的撞了足有四米，栏杆挑着，被一根细细的钢筋拽着，随时都会砸进河里。要是这时有车从桥上过，一打滑就会掉进河里去的，这多么危险啊！”

副镇长马明绷着脸吩咐：“老周，你去弄几根楠竹来绑在栏杆上，把那挂在树上过了期的广告红布扯下，在上面涂上危险两个字，缠在楠竹上，禁止人和车辆通行。”老周屁颠颠地跑去买楠竹。马明就像一个警卫员在桥上走来走去，生怕过路的车和人挨近那断了栏杆的桥面而滑到河里去。

马明点燃一支烟猛吸一口，看着兴隆河上这座年过半百的“兴隆桥”，它不再兴隆和兴旺了，它和年过古稀的护桥员老周一样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了。桥面千疮百孔，桥身多处破裂，栏杆摇摇欲坠。

桥两头的桥墩上，早已竖起了危桥的标志牌，车辆禁止通行。可是通往镇里就这么一座桥，不让车子走也不行。老周经常向那些司机磕头作揖说好话。为此，他这个管交通的副镇长不得不经常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抱怨，我哪里是副镇长，分明是一个桥长。为这桥，建桥报告他马明不知道打了多少次，可就是没有结果。他先是找到市里，市里说这事该交通局管，交通局说这桥建在乡镇公路上，乡镇公路应以乡镇集资为主，可现在谁敢向老百姓伸手啊。马明就只得再一次去找交通局。交通局说，你不能光找我们呀，桥是建在河上，你也应该去找河道管理局。马明听这么一说，就两边找，而两边都不表态，相互踢皮球，踢得马明火冒三丈鼻青脸肿还望着别人软笑。

马明没办法就去跟党委书记汇报。书记听了，脸色有些不好看，就对马明发话，你一个副镇长，就这点事都办不好，叫我怎么说你好呢。反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你就是钻天拱地，求神拜佛也要弄钱来把这桥修好。

老周拖着楠竹来了，他俩把楠竹绑在栏杆上，又把写有“危险”的红布绑在楠竹上。

马明要去市里找市长。他对老周说，市长不表态，他就赖着不走。

马明到了市里，可是市长却下乡镇去调查灾情去了。

天色已经打夜影子了，还没见市长回来。正在马明着急的时候，市长的车进了院子，马明赶紧从保卫室蹿出来，市长一下车，就被马明拦住了。“市长，我等您等得天都要黑了。”

市长伸出手来与马明握手，“小马怎么还挂了彩？”

“下雪，不小心摔的。”

“为桥的事来的吧？”

“市长……我，我今天……！”

“赖着不走了，是吧？”

马明拿出照相机，要给市长看那危桥的照片！

市长笑着说，“不看了，不看了！”市长用指头指着自己的眼睛，“我都看了，我到你们镇里去，护桥员老周拦住了我的车。其实，桥那么危险，他就是不栏，我也过不去，我也不敢过去。老周还朝我下了跪……！”

“市长，您撸了我这个副镇长吧！那危桥出了事，我迟早也是要被撸的！”

市长觑了马明一眼，“我可没说要撸你。谁能让它出事呢？你看是谁来了！”马明抬起头，看见交通局长和河道管理局局长，都开车尾随而来了。市长说：“我们刚才都去现场看了，今天我们就和你专题研究这件事。”

新桥开工的那天，马明单独宴请老周喝酒。两人喝得酩酊大醉，从餐馆里歪歪倒倒地出来，副镇长马明突然泪光盈盈，他捋起右膀子，“都说我负伤是喝醉了酒在雪地里摔的，他们真是在放屁！我马明从没喝酒误事。老周，我告诉你，那栏杆是我在那天雪夜里捶断的，这伤疤就是捶那栏杆时，被一根钢筋弹伤的。”

日规

汪曾祺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可是，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大家都知道高教授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联大学生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高崇礼教授对蔡德惠很有好感。蔡德惠算是高崇礼的学生，他选读过高教授的普通化学。蔡德惠的成绩很好，高教授还记得。但是真正使高教授对蔡德惠产生较深印象，是在蔡德惠当了助教以后。他很勤奋。每天高教授来剪花时候（这时大部分学生都还在高卧），发现蔡德惠已经坐在窗前低头看书，做卡片。虽然在学问上隔着行，高教授无从了解蔡德惠在植物学方面的造诣，但是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是会有出息的，这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高教授也听生物系主任和几位生物系的教授谈起过蔡德惠，都认为他有才能，有见解，将来可望在植物分类学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高教授对这点深信不疑。因此每天高教授和蔡德惠点头招呼，眼睛里所流露的，就不只是亲切，甚至可以说是：敬佩。

高教授破例地邀请蔡德惠去看看他的剑兰。蔡德惠当然很喜欢这些异国名花。他时常担一担水来，帮高教授浇浇花；用一个小薅锄松松土；用烟叶泡了水除治剑兰的腻虫。高教授很高兴。

蔡德惠简直是钉在办公室里了，他很少出去走走。他交游不广，但是并不孤僻。有时他的老同学会到他的办公室里来坐坐。在蔡德惠那里坐了一会的同学，出门时总要看一眼门外朝南院墙上的一个奇怪东西。这是一个日规。蔡德惠自己做的。所谓“做”，其实很简单，找一点石灰，跟瓦匠师傅借一个抿子，在墙上抹出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长方形的正中，垂直着钉进一根竹筷子——院墙是土墙，是很容易钉进去的。筷子的影子落在雪白的石灰块上，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这是蔡德惠的钟表。蔡德惠原来是有一只怀表的，后来坏了，他就一直没有再买——也买不起。他只要看看筷子的影子，就知道现在是几点几分，不会差错。蔡德惠做了这样一个古朴的日规，一半是为了看时间，一半也是为了好玩，增加一点生活上的情趣。至于这是不是也表示了一种意思：寸阴必惜，那就不知道了。大概没有。蔡德惠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决心公开表现给人看的人。不过凡熟悉蔡德惠的人，总不免引起一点感想，觉得这个现代古物和一个心如古井的青年学者，倒是十分相称的。人们在想起蔡德惠时，总会很自然地想起这个日规。

蔡德惠病了。不久，死了。死于肺结核。他的身体原来就比较孱弱。

生物系的教授和同学都非常惋惜。

高崇礼教授听说蔡德惠死了，心里很难受。这天是星期六。吃晚饭了，高教授一点胃口都没有。高太太把汽锅鸡端上桌，汽锅盖噗噗地响，汽锅鸡里加了宣威火腿，喷香！高崇礼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鸡汤，他也许不会死！这一天晚上的汽锅鸡他一块也没有吃。

蔡德惠死了，生物系暂时还没有新的助教递补上来，生物系主任难得到系里来看看，生物系办公室的门窗常常关锁着。

蔡德惠手制的日规上的竹筷的影子每天仍旧在慢慢地移动着。

（选自《汪曾祺小说自选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