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后视镜

黄咏梅

退休前，父亲是个货运司机，跑长途。那些年月，汽车司机是很红的。父亲跟人炫耀光辉岁月，总是说，他最远跑到过天路，“呀拉唆，那就是青藏高原……”一说，肯定就要唱。天晓得父亲是哪个年代开到过天路的。别人要是问起，天路是一条怎么样的路？他无言以答，只顾哼“呀拉唆”，一哼没个完，好像他记忆里那条天路，开不到尽头，还时常超速，把人撇在后视镜都看不见的拐弯处。

父亲常说，他的身后拉着台拖拉机，母亲是车头，哥哥是左轮，我是右轮。

在我和哥哥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经常缺席，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他的签名从没出现在我们任何一本作业簿上。可是，父亲却为我们的求知欲付出过沉重代价。那一年，哥哥念初三，我念初一，我们不再满足从父亲捎回来的特产袋子上找课本里读到的地名了，我们缠着父亲讲那些地方。可是，父亲每每让我们失望。父亲抱歉地解释说，你们老爸天天坐在这个大玻璃罩子里，脚都不沾地，这些地方，多数是在镜子里看到的，你们知道，后视镜里看到的东西，比风筝还飞得远，又远又小。既然父亲在路上看到的风景仅仅是那样的一个个点，父亲又有什么好说的呢？可我们还是不甘心，钻进父亲的驾驶位上，吵闹着，让父亲带我们到公路上，到这个小城以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去。父亲从来没有妥协过。运输厂纪律很严，别说是我们小孩子，就连母亲，都没坐过父亲的车出城。母亲恐吓我们说，别老缠着爸爸和他的卡车，要是爸爸饭碗丢了，我们这台拖拉机就报废了，到那个时候，拆掉你们这两只轮子，卖钱去。我们就再不钻进父亲的驾驶室闹了。

有一天，吃过晚饭，父亲从房间里拿出一叠照片，神秘兮兮地递给我们。我们一看，竟然全是父亲在路上拍的。原来父亲求厂里那个工会主席借了相机。这些照片拍下的多数是公路牌。很多地名我们听也没听说过：怀集、白沙、乐从、溧阳……也有我们知道的：桂林、长沙、武昌，天啊，竟然还有贺兰山。哥哥显摆地背起了那首诗：“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父亲赞赏地看着哥哥，那目光让我嫉妒死了。过后，我从书里找哥哥背的那首《满江红》，心里一阵郁闷，此贺兰山非彼贺兰山啊，当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开到过贺兰山的父亲也不知道。那么，父亲算不算到过这些地方？

逐渐地，我们不再满足看公路牌，我们吵着父亲要看风景。父亲只好拍些沿途的风景回来。一座奇怪的石头山，一排飒爽的钻天杨，一道有趣的倒淌河，以及一轮即将沉入群山的落日……．父亲的拍摄技术不怎么样，他的取景器总是装不完那些美丽的瞬间，这时，父亲就会在旁边用话语补充给我们听，有照片为指示牌，父亲说得生动些了。

父亲拍回来的照片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看，他被路上的风景迷住了。因为这些照片，我们觉得自己就坐在父亲的副驾驶位上，到了父亲所到的地方，看到了父亲所看到的风景，我们不再觉得父亲远得只剩一个点了。

我们开始记挂在路上的父亲，会看着街上任何一辆车，想，不知道这次，父亲又会拍回什么样的照片呢？我们这样记挂着，觉得时间慢得像蜗牛。那天，父亲回来了，脸色沉重，二话不说，只顾喝水。气氛严肃，我和哥哥便没敢吵着父亲要看照片。母亲更伤心，她只是一直重复着那句话：“就是不能停啊，以后千万别停了！”父亲没作任何申辩，他垂着头，乖乖地重复着母亲的话：“是啊，就是不该停的啊，以后千万不能停了……”原来，父亲这次开到贵州六盘水盘山公路，那地方刚下过雨，山与山之间正骑着一道彩虹，像年画里看到的那么美。父亲生怕这彩虹消失了，连忙停下车，抓起相机，跑到路边拍起来。没想到，父亲停车的地方是盘山路一个转弯口，迎面一辆货车看到父亲的卡车时，刹车已经来不及，两相对撞，货车翻了，父亲卡车上的货物也被撞得七零八落。万幸的是，人没事。父亲被厂里记过处分，还要负责赔偿货物损失。

父亲再也没有停下来拍照。那些地图一样的照片，一段时间被我夹在课外书里，当书签。

（有删改《钟山》2014年第1期）

归来（又名《幸福的黄手帕》）

（美国）Pete Hamill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打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出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10里，还有5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选自《读者文摘》总第22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