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坡或者上坡

侯德云

从县政府往东走，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当然也可以这样说，从国税局往西走，是一条长长的上坡路。两种说法，指的是同一条道路。人间的勾当就是这样，同一个事物，至少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乍一听，好像是矛盾的，仔细琢磨，其实是一回事儿。立场不同，视角不同，说法自然就不会相同嘛。

从县政府到国税局之间那条长长的下坡路，几天前发生了一场交通事故，把我和我的朋友老周都牵扯进去了。

老周曾经是我的同事，两个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坐对面，关系相当密切。十几年前“下海”热的时候，老周义无返顾地下去了，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如今，老周的事业红红火火，连奥迪都开上了。我呢，还窝在原先的那个部门。当然也“进步”了，不过跟老周相比，我的“进步”可以忽略不计。

老周不忘旧交，忙里偷闲，会主动来电话，约我出去小聚。去的是老地方，农家菜馆。

那个黄昏跟往常一样，老周开车来接我。跟往常不一样的是，在那个下坡路的中间地段，我们发现前面路边上围了一群人。老周把车停下了。

老周说：“肯定是交通事故。”说完，老周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我坐着没动。我不想管这种闲事，弄不好会管出一身麻烦的。这样的例子我见到的不少，听到的更多。原本是种美德， 可许多人都被自己的美德弄得焦头烂额……

我正胡思乱想着，老周回到车上，从公文包里拿出纸和笔，匆匆地写着什么。我说：“老周，别管闲事。”老周没有抬头，边写边说：“不管不行，弄不好有生命危险。”我知道自己拖不住老周的后腿，他认准要做的事，谁反对都不行。当年“下海”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跟老周一起下了车，看见柏油路上躺着一个白发的老人，脑袋上有血，手上也有。跟我想象的一样，肇事司机逃走了。没逃走的是一群围观的看客。事不关己，看看又何妨呢？何况，看过以后，他们至少会捡到一个话题，跟别人说来说去，还可以发几声感慨，加几句议论，甚至还可以骂骂娘。

老周走到白发老人身边，扶起了他的上半身，把纸和笔都递给他，说：“老人家，你签个字，证明我不是肇事的司机。签完字，我送你上医院。”老人的神志还算清醒，他看了老周一眼，点点头，接过笔，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我注意到，老人的手有些颤抖，字写得歪歪斜斜，而且，还把手上的血蹭到那张“证明”上去了。

这时候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不同的声音。

一个声音说：“救人要紧，签哪门子字呢？”又一个声音说：“快点吧，出了人命谁负责？”还有一个声音说：“人心不古，人心不古啊！”老周一声不吭。我倒是有些愤愤不平。一大群人没一个肯动手帮忙的，现在倒说起风凉话了。

我们把老人送进了医院。还好，伤势不算太重。医生说，需要住院观察一下。恰好，老人的儿子也赶到了，住院的事情，让他去安排吧。

老人的儿子是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人，脸色很阴，似乎有些愤怒，他没去安排住院的事，而是瞪着眼睛走到我们身边，说：“怎么回事儿？”老周把前后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皮夹克沉默不语，他的表情很怪，似乎不相信老周的话，又似乎是将信将疑。屋子里的空气僵硬了。老周轻轻叹了口气，把“证明”拿出来给他看。皮夹克低着头看“证明”，看了很久很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冷冰冰的字：“那就，谢谢啦。”说完，一转身走了，连老周的姓名都没想起问一下。老周不是肇事的司机，他心里是不是特别的失望呢？

我对皮夹克非常不满。什么人啊？人家帮了你父亲，你就用这种态度来对人家？老周长长吁了一口气，突然在我的胸脯上擂了一拳，大声说：“走，我们到富丽华大酒店，一醉方休！”富丽华是本地最高档的酒店，我和老周还从来没有一起去过呢。

我很纳闷儿，老周怎么变得如此兴奋呢？

(节选自《小小说精粹》)

桥边的老人

美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

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扳着轮辐在帮着推车。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一丝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象牧羊的，也不象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抛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抛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我想我现在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

“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

“没有。”

“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

“我只是在照看动物。”

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