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鞋子

李汉荣

那年，记得是深秋，父亲搭车进城来看我们，带来了田里新收的大米和一袋面条。“没上农药化肥，专门留了二分地给自己种的，只用农家肥，无污染，保证绿色环保有机，让孙女吃些，好长身体。”父亲放下粮袋，笑着说。我掂量了一下，大米有五十来斤，面条有三十多斤。鼓鼓襄襄两大麻袋，不知他老人家一路怎么颠簸过来的。老家到这个城市有近一百华里路，父亲也是快八十岁的老人了。看着父亲一头的白发和驼下去的脊背，我没有说什么，心里一阵阵温热和酸楚。

父亲看着我们刚刚入住的新房，墙壁雪白，地板光洁，说，这辈子当你的爹，我不及格，没有为你们垫个家底，你们家里，连一片砖我都没有为你们添过，也没有操一点心，也没帮过一文钱，我真的不好意思。只要你们安然、安分，我就心宽了。我不住地说，爹你老人家还说这话，我们长这么大就是你的恩情，你身体不错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福分，别的，你就别想多了。

父亲忽然记起了什么，说，嘿，你看，人老了忘心大，鞋子里有东西老是硌脚。昨天黄昏在后山坡地里搬包谷，又到林子里为你受凉的老娘扯了一把柴胡和麦冬，树叶啦，沙土啦，鞋子都快给灌满了，当时没抖干净，衣服上头发上粘了些野絮草籽，也没来得及理个发，换身像样的衣服，就这么争慌慌来了。走，孙女儿，带我下楼抖抖鞋子，帮我拍拍衣服上的尘土。我说，就在屋里抖一下，怕啥，何必下楼。父亲执意下楼，说新屋子要爱惜，不要弄脏了。

楼下靠墙的地方，有一小片长方形空地，还没有被水泥封死。父亲就在空地边，坐在我从楼上拿下来的小凳子上，脱了鞋子仔细抖，又低下身子让孙女儿拍了衣服，清理了头发。上楼来，我帮父亲用梳子梳了头发，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为他梳头。我看清了这满头的白发，真有点触目惊心，但我又怎能看清，白发后面积压了多少岁月的风霜？

第二年春天，楼下那片空地上，长出了院子里往年没有见过的东西，车前子、野茅草、蓑草、野薄荷、柴胡、灯芯草、野蕨秧、野刺玫，在楼房转角的西侧，还长出一苗野百合。大家都感到惊奇，有个上中学的孩子开玩笑说，这不就是个百草园吗？

大家都说，新鲜，真新鲜。也有人说这个院子向阳，有空地就不愁不长苗苗草草。议论一阵也就不再管这事了。

只有我明白这些花草的来历。它们来自父亲，来自父亲的头发、衣服和鞋子，来自父亲的山野。

是的，父亲也许没有带给我们什么财富、权力和任何世俗的尊荣清贫的父亲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清贫，清贫，这是父亲的命运也是他的美德。

但是，比起他的没有留下什么，父亲更没有带走什么，连一片草叶、一片云絮都没有带走。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

连我对他的感念和心疼，他也没有带走，全都留在了我的心里。这么说来，我的所谓的感念和心疼，说到底还是我从父亲那里收获的一份感情，直到他不在了，我仍然在他那里持续收获着这种感情。而他依然一无所有地在另一个世界孤独远行。

是的，他没有带走的一切，就是他留下的。我看着大地上的一切，全是一代代清贫的父亲们留给我们的啊。

何况，我的父亲，曾经，他把他的山野、他的草木、他的气息都留给我们。

他清贫的生命，又是那般丰盛和富有，超过一切帝王和富翁。在他的衣服上拍一下，鞋子里抖一下，就抖出一片春天。……

父亲越去越远，越去越远，他留下的草木，永世芳香。

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

王奎山

1982年我读大四。那年的春节，我领着徐美红一起回乡下过年。徐美红的爸爸当时是我们省财政厅厅长。一个厅长的千金，能看上我这乡下娃，那是因为我有三篇论文上过学报。徐美红的到来，简直像在我们那个村子里刮了一场十二级的台风。女人们、孩子们都挤到我家的院子里来看稀奇，一时间，院子里热闹成了一锅粥。男人们到底矜持一些，远远地站在那里看、议论。父亲拿着香烟，满面春风地上前挨个儿给大家敬。大家也不客气，会吸的，当场就点着吸了起来；不会吸的，就夹在耳朵上。

这是刚刚到家那天的事。此后的几天里，家里也是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没个冷清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咱老王家几十年都没有这样热闹过了。”父亲点点头，说：“那是哩，那是哩。”

直到年三十下午了，家里才算清静下来。母亲麻利地剁好饺子馅，妹妹和好面，和父亲三个人包起饺子来。我和徐美红表示要帮忙，被母亲坚决地拒绝了。于是，我躺在厨房一角父亲平时睡觉的地铺上看书。徐美红也找了一本闲书，懒懒地靠在我的身上看。这中间，徐美红上了一趟厕所。黄昏时候，饺子包完了。妹妹说：“呀，憋死我了。”就往厕所里跑。一会儿妹妹就回来大惊小怪地喊：“猪跑哪里去啦？咱家的猪跑哪里去啦？”父亲母亲都慌了，忙着往厕所里看，厕所里空空如也，哪里还有猪的影子。我们这里，厕所和猪圈是在一起的。

突然，妹妹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大声说：“俺嫂中间上厕所了，肯定是出来的时候忘记拴栅栏门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事。一到乡下，徐美红就暗中朝我抱怨：“啥都好，就是解手太恐怖了，身边那么个大东西朝你虎视眈耽的，吓死人了。”因此她匆忙离开时忘记拴栅栏门，以至于让猪逃了出去，这是极有可能的事。母亲忙给徐美红打圆场，批评妹妹说：“你胡说个啥，你嫂出来咋会忘记拴栅栏门！”徐美红也是个实心人，也不知道推卸责任，说：“我也忘记拴没拴栅栏门了。”父亲宽厚地笑笑，说：“我出去找找看，二百多斤个大肥猪，还能丢了？”说罢，父亲就出去找猪了。跟着妹妹也说：“反正没事，我也出去找找。”

天黑透了，四周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别人家都在过大年了，我们家却连灯都没有点，五口人有两口还不知在什么地方奔波呢。

终于，父亲回来了。停了一会儿，妹妹也回来了。父亲把手一挥，朝母亲说：“烧火吧，不能因为丢了一头猪，就连年也不过了，该咋过还咋过。”父亲还特意朝我和徐美红笑笑，说：“丢不了，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往远处跑，它又跑不动，肯定就在这附近。我明天再找，保准找得到。”

话是这样说，但一家人谁也无法轻松下来。特别是徐美红，因为整个事件是因她的粗心大意而造成的，所以更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饺子吃了没几个，就丢下饭碗早早地上床歇息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出发找猪去了。然后，妹妹也出去了。母亲说：“反正我在家也是闲着，我也出去，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这样，家里就剩下我和徐美红两个人了。我想起母亲的话，“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强”，就征求徐美红的意见：“要不我也出去找？”徐美红说：“谁不让你出去了？你出去吧，你想上哪儿上哪儿！”我有些尴尬地笑笑，走过去拍了拍徐美红的脑袋，也出去找猪了。在那样一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亲爱的人与一头猪之间，我只能选择一头猪。我希望徐美红能理解这一点。

一直找到中午，连根猪毛也没有找到。我垂头丧气地往回走。刚进村，就见妹妹远远地迎了上来。一看见妹妹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猪找到了。果然，是父亲在附近的崔庄找到的。原来，头天下午猪跑到人家的包产地里吃麦苗，被人家赶到自家的猪圈里圈了起来。父亲给人家买了两盒烟，才把猪赶回来的。回到家里，父亲母亲脸上都是一脸的欢笑。

突然，妹妹发现了一个新情况，说：“哎，我嫂哩？”又问我：“哥，我嫂不是跟你一块儿找猪去了吗？”母亲突然意识到了什么，知道出大事了，像个孩子一样“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一哭，本来就是个孩子的妹妹也跟着哭了起来。父亲虽然没有哭，眼圈也红红的，对我说，我马上就去国营家借车子，你赶紧到新安店去。

新安店，是京广线上离我们家最近的一个火车站。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