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的等待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

他走进我们房间关窗户的时候，我们还未起床。我见他一副病容，全身哆嗦，脸色苍白，步履缓慢，好像一动就会引起疼痛。

“怎么啦，宝贝？”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很好。”

“你先上床。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当我来到楼下时，他已穿好衣服，坐在火炉旁，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摸了摸他的额头，知道他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病。”他说。

医生来后，量了孩子的体温.

“多少度？”我问医生。

“一百零二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用不同颜色胶囊包装的三种药，并嘱咐如何服用。还说，如果高烧不超过一百零四度，就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我回到房里，记下了孩子的体温，并对各种胶囊的服用时间做了记录。

“你感觉怎么样，宝贝？”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胶囊。按理，他本该睡着了，然而，当我抬头看时，他却双眼盯着床脚，神情异常。

“你为什么不试着睡觉呢？到吃药时，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你不必待在这里陪我，爸爸，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待在这里。”

我想，或许他有点儿神志不清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他服药后，我便出去了一会儿。

那是个晴朗而又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已结成冰的冻雨。我带着我那条爱尔兰红毛小猎犬，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那条红毛狗一路上连跌带滑，我自己也重重摔了两跤。

高高的土堤上长着倒垂下来的灌木丛，我们从那下面撵起了一群鹌鹑，我击落了两只。

有几只鹌鹑停落在树上，但大部分飞进了一堆堆的柴垛中。动身返回时，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群鹌鹑，而且还剩下许多，改日可再去搜寻猎取。

回到屋里，他们说孩子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我来到他身边，发现他仍像我离开时那样躺着。他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床脚。

我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一百。”我说，实际上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原先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我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他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我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他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我坐下来，打开了《海盗的故事》，开始读给他听，但我看得出来他没有在听，于是我停了下来。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他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长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他说一百零二度。”

“人不会因为一百零二度的高烧而死去的。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在法国上学时，同学告诉我说，发烧到四十四度就不能活了。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他都在等死。

“你这可怜的宝贝，”我说，“你不会死的。这两种温度计不一样。在那种温度计上，三十七度是正常的。在这种温度计上，正常体温是九十八度。”

“你肯定？”

“绝对没错，”我说，“这跟英里和公里的区别一样。你知道，就像我们车速开到七十英里该折合成多少公里一样。”

“噢。”他说。

他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为了一点儿无关紧要的小事，他动辄会哭起来。

（有删节）

归来（又名《幸福的黄手帕》）

（美国）Pete Hamill

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故事，是在纽约格林尼治碰到的一个女孩子说的。她说当时那些人里有她。此后别人听我提起这件事，便说他们记不起是在哪本书上看到过大致相同的故事，或说听熟人讲过，是那位熟人的朋友的亲身经历。这故事很可能就是那种深藏在人们心底的神秘民间传说，每隔几年，就以不同的说法流传一次。尽管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寓意却始终如一。我倒愿意相信某时某地真有其人其事。

他们到佛罗里达去，3个男孩，3个女孩。他们用纸袋带着夹肉面包和葡萄酒，上了长途公共汽车，梦想着金黄色的海滩和海潮。灰暗寒冷的纽约，在他们后面消失了。

长途汽车隆隆南驶，温哥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坐在他们的前面，身穿一套不称身的褴褛衣服，动也不动，灰尘蒙面，使人看不出年纪。不断地咬嘴唇内部，寡合得仿佛处身愁茧，默无一言。

长途汽车深夜驶抵华盛顿郊外，停在路旁一家餐馆门外。大家都下了车。只有温哥没下，像在座位上生了根似的。这批青年觉得奇怪，就猜想他究竟是何等人物：也许是船长，是抛妻别家的人，是解甲归田的老兵。他们回到车上，有个女孩就在他旁边坐下，向他自我介绍。

“我们是到佛罗里达去的，”她爽朗地说，“听说那儿风景很美。”

“不错。”他淡然回答，仿佛勾起了想忘却的事。

“要喝点酒吗？”女孩问。他露出笑容，喝了一大口。然后谢谢女孩，又闷声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女孩回到自己一伙人那里，温哥在点头打盹。

早上，大家醒来，车已开到另一家餐厅外面，这一次温哥进去了。女孩一定要他一道吃。他好像很难为情，叫了杯不加牛奶的咖啡，那群年轻人闲谈着露宿沙滩的事，他却紧张地抽烟。再上车，女孩又和温哥同坐，不久，他不胜辛酸地慢慢说出了自己的沧桑。他在纽约坐了4年牢，现在获释回家。

“你有太太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女孩问。

“说来话长，我在牢里写信给妻子，”他说，“告诉她我要很久才能回家，要是她受不了，要是孩子老在问这问那，要是觉得太丢脸，就忘掉我吧。我会理解她的。她是个了不起的女子，真好的女子，我说另找个男人，忘掉我吧。我告诉她不必给我写信，她没来信。3年半没有消息。”

“你现在回家，还不知道情形怎么样吗？”

“不知道，”他很腼腆地答，“是这样的，上周我确知可以假释了，又写了封信给她。镇口有棵大橡树。我告诉她，假如还要我的话，就在树上挂条黄手帕，我就下车回家。假如不要我，就不必了——没有手帕，我就不下车，一直走下去。”

“喔唷，”女孩叫了起来，“喔唷。”

她告诉了别人，不久大家全知道了，快到温哥故乡时都紧张起来，看温哥拿出的几张照片，照片中是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他妻子自有一种朴实的美，孩子还很小，照片抚弄得太多，满是裂痕。

他们离镇只有20里了，年轻人都在车右边靠窗而坐，等着看那棵大橡树出现。车厢里气氛沉郁，寂静无声，想到生离之苦，青春虚掷，大家都默然无语。温哥不再眺望，沉着脸，重又流露出出狱犯的神情，像是怕会再遭挫折，先在心理上加强准备似的。

还有10里，还有5里。接着，突然之间，所有的年轻人都离座起立，狂喊狂嚷狂叫，雀跃不已。只有温哥例外。

温哥坐在那里惊得呆了，目望着橡树。树上挂满了黄手帕——20条，30条，也许好几百条，就像旗帜迎风招展欢迎他。在年轻人欢呼声中，这个刚出狱的人离座起身，走到前面，下车回家了。

（选自《读者文摘》总第22期，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