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之问”，属于国际关系的理念范畴。而国际法则是国家相互关系上行为的规范，是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加以规范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理念引领方向，规则决定成败；规则服务于理念，而理念的落实也离不开规则。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时代先进性，需要放到国际法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法律本质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要求。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国际法归根到底是由其所处时代国际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利益交融，命运与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各国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要求国际法制度与时俱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契合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要求，指明了新时代国际法的方向与目标。

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华传统文化以整体和谐为最大特征，追求“天下大同”的理想。在国家间交往中，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兼相爱，交相利”，坚信“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重视各国之间建立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在法治方面，也在很早就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国家行为的规则和惯例。在这些规则及其背后的规则意识基础上，中国古代历经“止有‘际’而非‘国’”的春秋战国和“止有‘国’而非‘际’”的王朝更迭，又在近代受到西方国际法的冲品和百年战争选礼，逐渐形成了中国看待世界、看待自身的独特视角，这些都成为人类合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文化源泉。

从国际法自身发展的轨迹和逻辑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为国际法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新的价值目标。国际法在每个历史时期所反映的价值目标，体现的都是当时国际社会的价值追求，代表的是占优势地位的国家及其统治者的利益，这又归根到底决定了经济基础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程度。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提出和倡导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包括国家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国家平等原则等。但这些原则只适用于资产阶级“文明国家”之间，掩盖不了资本贪欲的野变扩张。两次世界大战后，和平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焦点问题。不使用式力、民族自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和集体安全体制得以确立。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格局面临教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日益成为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追求，应对全球性挑战也越来越需要各国加强合作。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超越了旧的利益局限，为国际法指出了以人类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整体利益和共同的前途命运为依归的根本价值追求，反映了全人类的普递愿望，使新时代中国国际法赢得了道义制高点。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有删节。）

贡米

任林举

仲秋一过，氤熏于天地之间的水汽如领了号令一样，倏然散去。大地恪守着自己的宁静和沉稳，将攒了一春一夏的阳光收集在一起，再铺展开来，即是遍地耀眼的金黄——千亩万亩的稻子熟了。

当初，人们交给土地的，是小小的一粒稻种，是人类和土地之间的一份契约或默契。是规约，是风险，也是信任。农人代表人类立了这个无字也无言的契约之后，就得一步步躬耕践行，付出自己的力气、汗水、智慧、情感……大地则如一个严格的慈母或一个胸有成竹的魔术师，承诺在心，却秘而不宣。先是一个细嫩的芽儿，由鹅黄或嫩绿慢慢地演变着，然后就是一棵苗三棵苗、五裸苗……当一棵孤零零的小苗分蘗、滋生出一把攥不下的大簇稻秧时，农人仿佛受到了巨大的赞许和鼓舞。此时，虽然心花怒放，但还不到开怀大笑的时候。直到稻秧里流动着的浆液自下而上随时间慢慢传输，在穗子上、在稻壳里悄悄凝结成晶莹的玉，他们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大地终于兑现了承诺。那暗暗浮动的米香呵，如丝丝袅袅无色无形的流泉，从农人的生命和大地的肌肤里源源不断地散发而出。

我一直相信，1671年秋天的色彩和饱和度，一定不亚于今天。那时，这片黑土地还不属于百姓，而是作为“龙兴之地”被皇家独自占据、严格监管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史上，凡一方之最新、最好的物产，都要向朝廷交纳，供皇室享用，称之为皇贡。

康熙第一次东巡，也就是1671年的秋天，北方的金秋正壮美如画，但那时对于一个政权初稳的年轻皇帝来说，还没有太多的闲情逸致去关注那里的美景与粮食。1682年，他再一次带着浩浩荡荡的巡查队伍来到既是故乡又是边疆的东北，考察当地民情。康熙第二次东巡，前后历时80天，同行七万众，光是消耗的吃的，就数目惊人：从各大官庄征用猪62头，鹅235只，鸡620只，鸭140只，粳米1157石，红白高藥米、燕麦等杂粮10．57石，白面1974．5公斤，芝麻油501．4公斤……队伍行至松花江之滨，皇帝享用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特意为他准备的一锅米饭。当一口晶莹如玉、香糯软滑的白米饭入口之后，吃遍了天下珍馐美味和八方五谷的皇帝欣喜不已，叹为夭赐神物，并即兴作诗一首：“山连江城清水停，稽花香遍百里营。粗碗白饭仙家味，在之禾中享安宁。

从此，松花江流域的稻米便成为专供皇宫御用的“贡米”。可怜的百姓，只能把出自自家之手的“仙家味”悉数奉送给皇家，以至于很多人只听说过“粳子”之名，而不知粳米之味。晶莹如玉又唇齿留香的米，连绵不断地自吉林这片苦寒之地流往繁花似锦的京都。京都的皇帝吃得饱，吃得好，吃得开心，便又兴高采烈地写起诗来，爷爷写，孙子也写，赞美大米，抒发踌躇满志的情怀：“松江万里稻兴滔，碎碾珠玉降琼瑶。綿香宜腹还添力，慰我黎庶尽辛劳。”

乾隆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赞美松花江流域大米的漂亮表象，很有想象力，也很贴切，优质的粳米本来就如晶莹剔透的琼瑶美玉，但是后两句可就有一点铺排过当了。上好的米当然可以“绵香宜腹还添力”，可是，米根本就进不了平民之腹，又怎么去慰“黎庶”的辛劳呢？当一种东西成为紧俏、稀缺资源时，其出产之地和发端之人往往是得不到什么益处的，不仅如此，有时还会罹患灾祸。其实，谁都不想这样，但人心的曲曲弯弯和世道的沟壑纵横，却总是把千百年的历史逼进窄巷，呈现出的事实总是难免“这样”。德出硬汉，绥德就户户当兵撂荒千里，不再有人种田；米脂出美女，米脂的男人就很难再娶到漂亮的媳妇；凤阳拼上了三千年的内力出了个皇帝，那地方就穷得最后只剩下一曲凤阳花鼓：“说凤阳，道风阳，凤阳原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尽管如此，不问世事的稻谷却按照春种秋收的规律岁岁归来，维系着人类与土地之间的默契与信赖，温暖着耕种者屡伤不死的心。一代代朴实而倔强的北方农民，则在“谷丰年不丰谷歉两手空”的梦魘里死守着那片并不成全人的黑土地和从不富人的粳稻，前赴后继将它们培育成更精更优的佳品，恪守并提升着昔日贡米的品质。

酒仙张三

楸立

我是张三。

张三爷语气很淡又很坚定，央杂着些轻蔑。日军少佐美津智朗，打量了一眼清瘦的张三爷。

哟西，有胆量。

四十碗酒斟得满登登的，排满了两张条案。正宗鲁北烧刀子。

美津智朗做了个“请”的手势。你的，一碗酒放一个人，四十碗四十人。张三爷点了点头，走了过去。

张三爷，德州武城人，居武城瓦房胡同。几十年过去，老人们仍旧记得张三爷身着长衫，挽着袖口，右手平端一碗鲁北烧酒，秦然自若地端坐在柴家酒铺门旁的长椅上的情景。

所有老人的记忆中，没人清楚张三爷以什么为生，有无子嗣。有人说他在辛玄革命时去过东洋，有人说他参加过义和团，还有人说他在马家作坊教过私塾。

酒是张三爷的全部生活。日头从东方初升，张三爷的酒碗就已经端起；日头落入西山，张三爷才将酒碗放下。张三爷微抖长衫、背着双手、轻抬阔步的样子，反复出现在人们的记忆里。

民国二十五年的冬天冷得早，张三爷一身单布长衫早早坐到了柴家酒铺门口，右手高擎海口酒碗，口称，武城张三烦请柴掌柜赐酒。

早有伙计从坛子里舀出一提，斟到张三爷的碗里。张三爷报了一口，扬手将酒泼在青石砖道上。掺水了。伙计赶忙又开一坛“十里香”。苦。又泼。伙计冷汗直流。柴掌柜闻声颠颠地跑来，连开“隔壁好”“四季青”“一杯醉”三坛老酒。张三爷泼了三碗，腥，涩，火嫩·····一时酒气飘满了整条青石街。柴掌柜面红耳赤，哭丧着老脸，无计可施。张三爷喝谁的酒是给谁家捧场子。何家的“小米香”、胡家的“杂粮酒”、马家的“地瓜烧”和孙家的“状元红”，都是张三爷给品出来、叫出来的。 

忽听一阵银铃之声，请三哥品小女子的手艺。柴家掌柜大女儿步履轻盈，双手捧着一碗高梁酒，不喊三爷口称三哥，轻移金莲来到张三爷近前。酒未沾唇早闻酒香，张三爷脖子一仰滴酒不刺。好一碗“女儿红”，好酒好酒。抬足离去。自那次后，柴家红高梁酒坊叫响了鲁北一带。

美津智朗想夺柴掌柜的酿酒方子，柴掌柜就是不吐口，美津智朗恼羞成怒，一声令下，捆了柴家四十口人。

张三爷端起一碗酒，咕咚一口，那边绳子头就松一个。张三爷连干二十碗，那边绳头就松了二十个。烧刀子常人一碗就会放倒在地，美津智朗惊得瞪目结舌。

张三爷喝到三十来碗时，身子晃动了一下，柴掌柜吓得抖如筛糠。张三爷淡然地看了柴掌柜一眼，又一碗酒入口，捆柴掌柜的绳子一松，柴掌柜瘫倒在地上。

喝到三十八碗的时候，张三爷眼皮发木，视线模糊，被相着的柴家大女儿和新女婿双双注视着张三爷，张三爷对柴家大女儿微微笑了笑。

最后两碗酒，张三爷咕咚咕略吞了下去，四十碗喝完，在场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美津智朗拍了拍军刀，放人。

张三爷迈着八仙步，拨开日本兵的刺刀就向院外走，美津智朗鸣哩哇啦地说一通日本话。

张三爷止住脚步，回头问美津智朗，你说中国人野蛮无酒德？告诉你，关于酒德的记载，最早见于我中华民族《尚书》《诗经》，有“饮惟祀”“无彝酒”“戒溺酒”等记述。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华夏酒文化源远流长。小小番邦岛国无端侵略我中华民族，竟敢陈说礼法，简直岂有此理！

张三爷不觉兴起，滔滔不绝，身子晃动，嘴里兀自振振有词：铁拐李提腿把神起，回头观望汉钟离。韩湘子口中吹玉笛，吕纯阳拔剑把头低······一套“八仙拳”使出来，如风如影，飘逸出神，少顷收式站定，张三爷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更增神采。

美津智朗没想到张三爷精通日语且身怀武功，狞叫，八嘎，把人留下。

张三爷一个鹞子翻身飘上了高墙，晃动几下就没了踪影。从那以后，武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张三爷。

张三爷后来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武城县政府联合何、胡、柴、马、孙五家，各取其祖传酿酒秘方之精华，组建国营酿酒厂。酿出新酒的第一天，大门口外，直直走来一位清瘦矍铄的七旬老者，说是来尝新酒的。门卫见来人仪表非凡，不敢阻拦，又恐是敌特分子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赶忙向厂民兵连报告，民兵连紧急集合赶到，那老者早不知去向。众人听到贮酒仓库有轻微声一响，民兵们进去搜查，见一坛高梁酒封泥打开，一只空瓷碗放在当场，墙上用干树枝画的一行草字笔走龙蛇：好酒。故人张三到此。

（选自《小说月刊》，有删改）

“文学是人学。”文学关心人，关怀人的命运和处境，从根本上说，就是关怀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今天的“人”，不仅同“类”，而且同“村”。所以，文学在关怀单个人的时候，归根结底是在关怀整个人类。现今世界，高科技把所有人不分民族、不分肤色、不分区域地都“互联”到一起，人类的命运也就更加密切地融为一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得“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更加深刻和丰富，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天下情怀和理论主张，是孕育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基石。《尚书·尧典》记载：“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说国家之间应该和谐相处。《周易》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威宁。”这里明确勾画出万国安定团结、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图景。《礼记》认为圣人乃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并逐步形成“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观念。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追求“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力图建构起一个人人各得其所、共享发展、友好相处的美好社会。

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观照文学创作，有助于重新认识和研究世界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深入分析和解读经典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这可以在更加开阔的视野上发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化渊源，同时推进文学创作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开展文学创作，可以让作品具有更饱满的人性价值和更深邃的思想价值。

世界文学经典实际上都曾经历史性地参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在西方，古希腊文学中“人本意识”的觉醒，表现为开始认识自我，表现为以人为中心观察世界。斯芬克斯之谜寓意无穷，深藏着“认识你自己”的哲学意蕴，反映出古希腊人对“人”的思考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巴尔扎克深刻地批判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人性的扭曲，探索着现代文明的走向，他的小说对人类前途和命运有着深切的关注。庞大而又奇特的《人间喜剧》展现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人情世俗，揭示了人被物化的历史悲剧。“五四”新文化运动呼唤重视人的价值，鲁迅创作的重心就是主张“立人为本”。进入新世纪，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三体》中进行大胆的设想：当更高级的三体文明碾压人类文明时，人类文明将如何生存？刘慈欣痴迷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自始至终都贯穿了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表达了全人类共同的信仰、信念、理想和追求。

（摘编自郝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