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与昆曲

作为比翼双飞的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园林和昆曲艺术都相当集中地体现出极富东方美学神韵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这是巧合吗？不是！两者都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生态环境相互交融、整合结出的果实。

去过苏州园林的人不少，但能真正道出其美的人却不多；听说过或看过昆曲的人也不少，但能深刻认识其美学价值的人却不多。

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昆曲是雅得不能再雅的“阳春白雪”，而昆曲的发祥地，正是在分不清究竟是“城中园”还是“园中城”的苏州。在许多人的眼里，没有园林，苏州，便不是苏州，那么，如果再加上这一句：没有昆曲，苏州也不是苏州，完全应该是成立的。

不仅《牡丹亭》的主人公杜丽娘唱出了“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词句，昆曲的许多剧目和内容都和园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曲，曾经取材于园林，也曾吟唱于园林，与园林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拙政园中的卅六鸳鸯馆，便是园林主人与友人们欣赏并演唱昆曲的地方；而网师园的濯缨水阁，怡园的藕香榭，也都有演戏的功能。

因而，伴随着游园而来的许多顺时应景活动，诸如宴月飞觞、迎春赏花，尤其是度曲吟唱之举频频进行。在情景交融之中，最大限度地获得了园林所提供的良辰美景、审美情趣和应时节俗方面的满足。

昆曲艺术与园林艺术的必然结合，能使人获得美好的艺术享受和思想净化的双重审美效果。昆曲鼎盛时期也是苏州园林艺术成熟并登峰造极的时期，更是苏州文化艺术和商业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由此可见，昆曲与园林水乳交融，相依相存，成为园林文化的延续和衍化，使苏州园林从更高层次上发挥了它在审美领域中的多功能作用，变“静态”艺术为动静结合，显示了无限生机和魅力。

地方文化艺术的特色总是与当地的水土风情和人文底蕴息息相关。昆曲和园林，都发轫于具有广采博取兼容特性的太湖文化（吴文化），昆曲将文学、音乐、歌舞、美术、雕塑、武术乃至杂耍技艺融汇兼容于同一载体，与园林艺术共具幽雅、细腻、抒情、婉约的艺术风格。

欣赏苏州园林，需要进入一种“虚境”。无比皎洁的月光，在宣纸一般的云墙上，将摇曳的树影筛成动人的水墨，也许就在此时，又添了一声青蛙自荷叶上跳入水中的响动。欣赏园林之境，不是用很细微、很淡然的心态，是无法进入角色的。

欣赏昆曲，又何尝不是如此。要知道，昆曲唱演和欣赏的最佳形式，从来就是粉墙花影，笛箫鼓板，三五知己，花前品茗，梅下饮酒，箫竹盈耳，拍曲应和，情兴倍添。昆曲清唱和表演艺术，在它的形成阶段并非剧场艺术，而是园林里的艺术。

仁者之心

张晓林

清早起来，范希文(范仲淹)搬一个小木板凳，去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下弹琴。槐花已经开了，一串一串挂满枝头。坐在槐树下，槐花的清香让人陶醉。这样的心境，最适合弹琴。

琴声在槐花间穿越。槐花和着琴的旋律开始舞蹈。这个时间，范希文的妻子李氏开始下厨做饭。李氏对这支曲子再熟悉不过了，这些年来，她都是听着这支曲子做早饭的。这是一支名叫《履霜》的曲子，是她手把手教给丈夫的。范希文只会弹这一支曲子，再教他，他说，会弹一曲《履霜》就行了，会那么多干什么？李氏就打趣他，我看干脆叫你范履霜吧。

李氏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世代书香门第。这样的一个女人，也是打心底敬佩范希文的，在她看来，能遇到这样的丈夫，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刚过门的那些日子，她的婆婆，脸上皱纹像几张重叠的蛛网，常常向她谈起范希文小时候的事，每逢谈到儿子，婆婆满脸的皱纹就一下子舒展开来。

婆婆说，希文进京赶考前，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为给家里节省点口粮，他就住进了淄州长白山下的一座寺院里。和他一起住的还有个姓刘的秀才。每天黄昏，等僧人们都消停下来，他们就开始在一口铁锅里煮米，这些米粗糙无比，咽下去刮得喉咙疼。煮好一锅米，倒进瓦盆里面，算是第二天的三顿饭了。过一夜，瓦盆里的米凝结成了一块，希文他们用刀把米切成六块，吃的时候各捞出一块儿用开水泡着吃。

每当婆婆说到这儿，李氏都要插话问一句：“他们也不吃菜吗？”

婆婆瘪瘪嘴，慈祥地看着媳妇，说：“有时吃有时不吃，全凭老天爷了。春夏二季，去山上寻些野葱，七八根，十几根，就着下饭；十冬腊月，雪封住了寺门，就倒上小半瓯的醋汁，加上一小勺盐……”婆婆开始用衣襟揉眼，“这种日子，希文一过就是三年呐！”

婆婆心疼儿子。在李氏看来，这三年未必不是好事，也许因了那三年里，范希文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天睡觉前，都要盘算一下今天花了多少钱，这些钱花在了哪些地方，到底该不该花。如果这些钱都花在了刀刃上，他就会把双手搭在已经有点发福的小肚子上，美美地睡上一觉。否则，一夜将不能入眠。第二天一定把昨天不该花的那点钱省回来才心安。

女人嘛，总爱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希文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他的心胸大着呢。李氏很清楚地记得，在苏州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块宅基地，一个堪舆大师看后私下对范希文说：“世代当出卿相。”希文笑笑，说：“若果如此，我不敢一家独享，应为天下人所共有。”于是，就把这块地捐出建了苏州府学。

想到这儿，李氏为丈夫自豪起来。

李氏在想着这些事的时候，范希文一曲《履霜》弹完了。他收了琴。他要简单吃点早餐，然后到朝堂去面见仁宗皇帝。一想起要见仁宗皇帝，范希文的心里就有些堵得慌。前两天西京光化军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如何处理这件事上，他与枢密副使富弼的意见简直是水火不容，各不相让。今天就是要到仁宗皇帝那里来见个结果的。

平日里，他和富弼相处得很融洽，富弼像对待长者一样地尊重他，帮了他不少的忙。但希文也深知富弼的脾气，犟得很，他认准的事，八匹骡子去拉，他也不会轻易回头。这年暮春的一个上午。范希文和富弼一同站在了仁宗面前。仁宗问：“光化知军弃城逃跑一事如何处置，二位爱卿可商议好了？”富弼率先往前迈了一步，口气决绝地说：“应按军法处置，斩了他！”仁宗看了看范希文。范希文不慌不忙地向仁宗行了君臣之礼，然后说道：“光化城既没有城郭，也没有兵卒，强盗来势凶猛，光化知军不逃匿躲藏，他又能如何呢？望陛下从轻发落。”仁宗沉思了一下，说：“准范爱卿的奏。”

走出朝堂，富弼的火气还没消。范公太宽容罪犯了，这让仁宗如何治国！他第一次对范希文说出不恭敬的话：“参政是想修炼成佛的啊！”范希文笑笑：“我只是个普通人，不想成佛。但我的话有道理，等到政事院再给你细讲。”

富弼愈发显得不高兴。

到了政事院，二人坐下来，范希文从容地问：“你希望把皇上教唆成一个暴君吗？”停了停，他放缓了语气：“仁宗还年轻，我们岂能动不动就教他杀人，等他杀得手滑了，不但我们做大臣的常会有杀身之虞，天下百姓也会因此遭殃啊！”

富弼猛然惊醒，额头的汗水纷纷滚落。

 （有删改）

大众文化的冶炼

虞昕

在中国电影产业迅猛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票房新高的同时，“轻电影”盛行，国产电影的文化厚度与博大、深沉的民族文化积淀不相匹配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不过，单纯地批评中国电影人“没文化”是隔靴搔痒。电影并不是孤立的文化产品，而是植根于全社会大众文化土壤的创造物，是一个时期内大众文化样貌在银幕上的集中体现。譬如，近年来风靡全球的《复仇者联盟》《蝙蝠侠》等好莱坞超级英雄电影，都是由漫画原作改编而来；走入国际观众视野的中国“武侠电影”则脱胎于晚清民国以来品类丰富的武侠小说。这些作品是大众文化孕育多年后在电影领域的结晶，绝不是电影人单打独斗所能完成的。最近两年，综艺节目火爆，中国大银幕上也相继出现了《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等高票房的国产“综艺电影”，这在世界电影产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由于制作上的粗糙以及观众新鲜感的减退，这类电影正在式微。但这个现象说明有怎样的大众文化，就有怎样的电影。

电影和大众文化本就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今天的中国，电影——特别是观影人次多、舆论影响大的“大众电影”——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引领力量，它极大地形塑着当下的大众文化。譬如随着一部电影的流行，其中的经典台词常常成为社会流行语；而像《亲爱的》这样反映某一社会问题的热映电影，甚至经由大众文化、社会舆论等影响到了相关立法，更是明证。

所以，电影人不能把电影的问题完全归罪于大众文化发育程度的不足。作为创作主体，电影人当然需要对泥沙俱下的大众文化进行引导和升华，而不是躺在大众文化的怀里坐享其成，这也是电影创作者应当保有的文化自觉。电影人不能一味地迎合、谄媚观众，将其作为不负责任和自以为是的票房策略。实际上，一些没有对大众文化承担责任的电影，往往因为缺少了文化的“灵魂”，而很难获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近几年来，中国愈发广阔的电影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资源，电影产业的从业队伍越发庞大，但能否孕育出强大的电影产业，还要看创作者能否在中国大众文化的土壤中吸收到精髓，淬炼出极致的影像作品。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丰富而多层次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产品，绝大多数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严肃文化的因子，具有严整的内在的文化逻辑。电影创作者如果能充分重视大众文化，善于从中汲取营养，进行反思、提炼和再创作，定能创作出雅俗共赏的优秀作品，进而让电影与大众文化良性互动。

（选自《人民日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