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前几年，我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这是我的心愿。要想实现这几句话，还要走很长的路，甚至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也就是各种文明教化的人，不仅欣赏本民族的文化，还要发自内心地欣赏异民族的文化；做到不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异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

②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容易，比如当今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历史上大多遭受过西方殖民主义的欺凌，这些国家的民众，由于受一种被扭曲的心理的影响，容易产生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一种是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一种是闭关排外，甚至极端仇视西方。目前，这种仇视西方的状况似乎已经酝酿成一股社会潮流。从另一方面说，作为强势文明的发达国家，容易妄自尊大，热衷于搞“传教”，一古脑地推销自己的“文明”，其实这样做会蒙住自己的耳目，成了不了解世界大势的井底之蛙。中国的历史上，也出现过“盲目崇拜”和“闭关排外”的现象。希望今天的中国学术界，能够彻底抛弃妄自菲薄、盲目崇拜西方或者妄自尊大、闭关排外的心理。

③中华文明经历了几千年，积聚了无数先人的聪明智慧和宝贵经验，我想我们今天尤其需要下大力气学习、研究和总结。面对今天这种“信息爆炸”、形形色色“异文化”纷至沓来的时代，全盘接受、盲目排斥都不是好的办法，我们应该用一种理智的、稳健的，而不是轻率的、情绪化的心态来“欣赏”它。要知道，不论哪种文明，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有精华和糟粕，所以对涌进来的异文化我们既要“理解”，又要有所“选择”。这就是我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④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例子。唐朝的时候，国家昌盛、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引起了邻国日本的关注，派人来学习，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把唐朝好的东西带回去，丰富了自己的文化。这段历史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很有“鉴赏力”的，善于“美人之美”，因此获得了很多文化资源，达到了双赢的结果。

⑤当今地球上的人类，应该比古代人具有更广阔的胸怀、更远大的目光，对于不同文化有更高的鉴赏力，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在这方面，我们的先辈留下了许多包含了深刻哲理的宝贵经验。比如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如“修己而不责人”、“退一步海阔天空”等等这样的格言，都包含了克己、忍耐、收敛的意思。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形成的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套哲学思想。

⑥为了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上，从现在起就必须提倡在审美的、人文的层次上，在人们的社会活动中树立起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这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场深刻大变革。这场变革一定会因为不被理解而引起一些人的非议甚至抵制，特别是当触动到某些集团的利益的时候，可能还会受到猛烈的攻击。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类前进的步伐已经迈上全球化、信息化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必须尽快解决全球化和人类不同文明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的紧要关头，这些抵制和攻击又算得了什么！

（选自费孝通《美美与共》，有删节）

①在早期儒家思想中，诚、信确实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联系在于，作为伦理道德范畴，两者内容基本相同，可以通用；区别在于，诚是一个形而上的本体范畴，信仅仅是形而下的实践概念。自孟子始，把信与诚结合在一起，这对信概念的发展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诚是信的灵魂，信的行为因诚而立。诚与信，是天道与人性的关系。诚反映客观世界的本真状态，是自然法则；信反映社会交往的基本要求，是做人的准则。。

②信是平等主体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道德原则。尽管人伦之中不平等关系居多，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陌生人社会，都是平等交往的关系居多数，因而信对于人生更重要，具有广泛而现实的意义。儒家之信所蕴含的平等价值，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仍然有着借鉴指导意义。现代社会是民主政治，强调权利平等；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强调交易平等；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怪乎，近代革命先驱谭嗣同虽然主张整体废除三纲五伦，却强调要保留朋友一伦。在他看来，“五轮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为朋友乎！”保留朋友一伦的意义在于“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

③每个人的人生都会经常遇到如何立身处世的问题，信是人生立身处世之基，人而无信，则寸步难行，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辄，其何以行之哉？”儒家运用信的概念于政治领域，主要是为统治者获得民心提供警示。我国传统政治伦理一直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诚信是治国安邦的基本要求，诚信与礼义合治国家，不仅可以赢得本国百姓的民心，而且可以使其他国家的老百姓慕名而归。

④先秦诸子百家都关心和认同信的观念，儒家关切尤甚。信是儒家重要的思想范畴，构成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人道德品质和人格塑造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传统社会能够基本做到和谐相处、交易有序、守望互助、团结友爱，都受赐于儒家之之信的观照和浸润。信不仅是传统社会坚守的伦理准则，更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行为規范，是全世界都能够接受和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原则。

（摘编自夏海《儒家之信所蕴含的现代意义》）

今天，如何穿出中国范儿

《史记》载：赵武灵王“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遂下令易胡服，改兵制，习骑射”，却遇到巨大阻力，王公大臣纷纷进言，认为“衣服习俗，古之礼法”，抛弃自身传统而改夷狄装束，乃是一种罪过。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魏孝文帝改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即“革衣服之制”，禁胡服，改汉服，以达到去除鲜卑的民族身份、融入汉族的目的。

自古以来，服饰一直是体现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是礼仪之邦，最重服饰，“衣食住行”，以“衣”为首。历经几千年流变，发展出的服饰文化可谓博大精深。从汉服、唐装到旗袍、中山装，经典的中华服饰也曾成为世界眼中靓丽的风景。

然而，在当代中国，这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服饰文化却似日趋式微。最简单的例子便是:当我们被要求“着正装”的时候，脑子里首先甚至唯一想到的就是西服，而不是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式礼服。这对于有着几千年传承的服饰文化，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民族服饰，于个人，是身份的标签和文化认同感的载体;于国家，是形象的展示与礼仪的体现。在现代政治中，特色鲜明的民族服饰，会成为国家的文化名片。放眼世界，不少国家都拥有自己的“国服”，如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东欧、北欧诸国，阿拉伯国家更为重视。

相比之下，我们的重视程度似乎还不够。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规定外交人员的正装为中山装。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山装似乎显得不太符合当下的审美观，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外交官们也开始穿起了西服。但是，西服在很多国家眼中并不算正装，在最隆重的外交场合，穿西服会被视为过于随便、不尊重外交礼仪的行为。

所幸的是，已经有不少人意识到并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中式礼服文化研究热”正在国内悄然兴起。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国服文化研讨与服装探索展示大会”，就是热潮中的一股涓流。这次由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等联合主办的会议，以传承和弘扬民族服饰文化为目标，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要有“国服”、“国服”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确，如果我们在重大集会、节日庆典与外交场合能穿“国服”，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充满文化自信的中国形象。这就要求“国服”具有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便于普及。更重要的是，它不仅仅是在设计上加入中国元素那么简单，更应体现中华民族对于衣着的文化理念。

服饰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魏晋风流，士人爱穿宽袍敞襟，以显自由不羁;大唐盛世，开放自信，服饰因之雍容华贵;在国家崛起之今日，如何穿出中国范儿，看来真不是一件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