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里的陌生人社会

小区是中国城市最小的行政区划，像村庄对于农村一样，但小区因普遍的陌生感而未像村庄那样成为一个怀念与寻根的思想空间，小区居民甚至有意淡化它的祖居地意义。很多人在小区里出生、成长，获得情感、理性和审美需求，但这个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里是一块空白，刚出现就消失，不会被文字捕捉，也就不会成为历史经验。

小区的日常生活在国家视野下是微小的，但微小不是簡单，它们处在政治文化的深层，属于历史中的长时段领域，与个体感受和心理密切相关。国家意志出现在各处的宣传栏里，个体生存压力催生的冒失行为不断占据它的领地。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会遇到困境，即政策对于本意的背叛。小区中部空地要重新规划，去掉路面，刨坑栽树。施工前，居民与施工方产生对抗。这是政治意志在小区里的状况，其中有底层政治文化的特点。

小区内部的社会力量是分散的，分散状态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而且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保护着陌生感不受干扰。熟人见面时的简短沟通不只是肤浅的语言交换，而是两种道德观或知识结构的碰撞。陌生人的相遇在这个机制之外，他们有保持沉默的责任，对于美的东西要沉默，对于恶的东西也要沉默。这种品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其能给予制度改革以最大的宽容，并以个体牺牲以及牺牲后的忍耐化解社会不公引起的破坏性冲突，但它也加深了小空间里的陌生感。

围观经常在小区出现，围观出现的地方意味着公共意识的稀缺。小区北侧有一家饭店，因违规用地，政府派来拆迁队，一个围观现场迅速出现。一部分人是小区居民，他们属于利害方，自己也有违建情况，在观看时判断政策的力度，并决定怎么办。一部分人是废品收购群体，二十余辆三轮车停在周围，车上的小喇叭暂时安静下来。另一部分是路人，他们挤在人群中等待着让人惊奇的意外。围观像个游荡的精灵，哪里有好奇哪里就有它，它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转眼无影无踪，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以观赏者的身份出现，以陌生人的身份离去。

小区在统一国家的荫护下平安无事，人来人往，一双双眼睛不断地观察、反思、沉默，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模式，个体知识变得复杂，尽管相互之间有相似性，却没有沟通的可能。它们各自躲在一处，从萌生到无限复杂，最后随着人的死去而彻底消失。情感的隔离强化了保持陌生的愿望，陌生感因现代人口的流动性而更加深刻。一群住在一起的人不能形成一个具有沟通性的情感共同体，却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广阔的地域里，陌生人社会的概念并不存在，因为地域越广阔，陌生状态就越自然，对于一个小空间却不正常，一旦失去国家的荫护，它将是一堆碎片。

陌生感使个人将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家庭，家庭过度占据私人空间，并造就了封闭的家庭知识。这类知识有多重结构，包含理性和情感因素，以及道德和审美因素，它有时会遵守法律，有时会隐秘地对抗法律，它在历史之内，又在历史之外。同时，陌生是拒绝关联性的公共状态，公共道德感的脆弱，道德评价的集体场景消失，个体的自我认同感更加坚定，也更加固执，以至于拒绝外来观点，在人群中孤独地生活。在小区广场上锻炼的人身处公共空间，却缩在个体心理世界里，在那里闲聊的人表面上身处公共空间，但他们话语分散，没有主题，偶尔沉浸于谣传中，他们是在消解无聊，而不是享受现代公共生活。社区意识在这里生长缓慢，甚至不会成形。社区意识是个体之间源于制度或情感的共生关系，小区里存在这种关系，却被人忽视。这种忽视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的，正是这种无意性决定了社区意识以及小区自治的困境。在小区里经商的人定期纳税，税款进入公共财政，又分配至小区旁边的事业单位。在这里工作的人以为自己受国家供养，而不是身边的某群人，更不是某个人。这本来是隐秘的委托关系，有人缴税，有人履行公职，确保社会正常运行，但他们相互陌生，隐秘的委托关系受到冷落，关于公共权力的契约流于无形。

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大都推崇直觉，且对之每有议论，诸如“体”“顿悟”“禅定”“觉”“意会”等概念，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直觉的涵义，或说与直觉思维有关。这些直觉性的概念，有的是儒家提出的，有的是道家提出的，有的是释家提出的，还有的是各家通用的，这就说明，直觉在传统哲学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获得了普遍性的意义。

直觉思维对中国古代的艺术理论和创造有重大的影响。我们民族的传统的艺术创作、艺术欣赏都强调“神似”，而反对“形似”，追求“言外之旨”“象外之意”，重视含蓄、隐而不露，反对一览无余，形成了重“表现”的艺术和审美传统，这与直觉思维都有直接的关系。例如，欧阳修在评论画作时说：“古画画意不近形。”苏东坡也反对作画“形似”，而强调神韵：“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把形似之画作视为幼稚、不成熟之作。叶燮认为诗歌创作和评价原则应该是“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果，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严羽称诗歌欣赏的原则为“诗道在妙悟”。一些艺术评论家指出，中国的艺术以“表现为主”，不大重视“摹仿”。这一艺术和审美的基本倾向，显然是在直觉思维的指导和制约下形成的。

但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它不是设立在科学思维的根基上，它未能从整体思维中分化出一个单纯的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不是建立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并且常把认知活动导向道德伦理领域和个体精神生命领域。这一方面导致中国人生哲学的高度发展，但另一方面，使直觉思维所获知识缺乏科学性、精确性，而往往具有模糊性、跳跃性、非系统性的局限。过度地沉湎于直觉而轻视科学的逻辑的方法，必然会对实证科学和哲学理论的系统化、条理化发生消极的影响。

事实上，直觉思维与逻辑思维并不完全对立，而是并行的。要实现中国传统直觉思维的更新，应该借鉴西方哲学的精确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与科学思维方法。东方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是直觉的，西方人的思维方法是理智的，人类思维发展的方法应该是二者的有机综合与统一。单就直觉思维自身的发展过程和趋势看，应该是：直觉→理智（逻辑分析）→直觉。前一个直觉是素朴的，它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后一个直觉是经历过逻辑分析这一必要环节而发展起来的直觉。可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直觉思维依然处在第一阶段，而西方哲学的直觉则已经达到分析性的理智阶段而向第三个阶段迈进。因此，摆在中国哲学家面前的理论任务是汲取逻辑方法的长处，以实现传统思维方式的转换与更新，达到科学的直觉的高度。

（摘编自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