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衣

聂鑫森

一本书的封面、封底、书脊、版式、扉页、环衬，概称为书衣。为书设计、裁剪书表的行当，叫作装帧设计。在墨花文艺出版社，搞装帧设计的，有近十人，专设一个部室，由总编辑吴进直接管辖。墨花文艺出版社的书，在圈内被公认选题精准且视域宽阔，编辑、印刷质量上乘，投放市场后，往往名利双收。四十岁出头的吴进，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朱大姐领衔的装帧设计部功不可没！”

朱大姐朱青，已近五十岁，装帧设计科班出身，干这一行已经二十多年了，不少书衣作品获过全国和省级大奖，名气很大。同时，她还是一位出手不凡的工笔人物画家，而且只画历代才女，鱼玄机、薛涛、李清照、朱淑贞……中国美术出版社出版过她的画集《丽人行》。有人评价她之所以汲汲于此，是因为她本人就是丽人兼才女，有一种顾影自怜的况味。

朱青不但年轻时容貌出众、才气逼人，到了半百年华依然风韵不减。她喜欢穿旗袍，穿连衣裙，穿薄呢大衣，但色彩一律浅素。她不喜欢耳环、项链、戒指之类的首饰，脸上只化淡妆，不细看是看不出来的。她的父母是中文系古典文学的教授，自小对她课读甚严。朱青天生就有诗人禀赋，又肯在诗歌上下功夫，故写诗作词门径熟谙。所写诗词她从不拿出去发表，只在同道之间传阅，有很多好句子让人久久难忘。她的老家在湖南，祖上传下一个小宅院，在雨湖边。父母退休后，养猫，种菊，栽瓜。朱青回家小住，曾写下《鹧鸪天》一词，极受人称赞：“湖海归来鬓欲华，幽居草长绿交加。有谁堪语猫为伴，无可消愁酒当茶。三径菊，半园瓜，烟锄雨笠作生涯。秋来尽有闲庭院，不种黄葵仰面花。”假如朱青成了家，有了儿女，老两口还愁什么？但朱青居然就没看中一个可心的人，有地位、财富、品貌的男子多的是，但才情胜于她的人却难找。没有就没有，绝不勉强自己。

吴进笑吟吟地走进了装帧设计室，一直走到朱青桌前，说：“朱大姐，这几个封面都好，我服了。”朱青放下画笔，问：“好在哪里？”“小说集《边境线上》，都是部队战士的处女作，封面用白底色，皎如雪原，几株剪纸式的树，稚拙如儿童画，与处女作意蕴相通，又预示将来必长成参天大树。”“还有呢？”“这本《唐诗之旅》，封面上盖满书名小印，如遍地花开，细打量，不论倒顺，线条都挺拔爽利，清新可喜，可见你对篆刻亦有钻研。”

朱青问：“吴总不应是专门来表扬我的，有事请吩咐。”吴进说：“朱大姐冰雪聪明。我们想集中出一套现代企业家的旧体诗词集，作品也还过得去。当然是自费，书号费、设计费、印刷费包括赞助文化事业的款项，他们每本愿付十万元。只是有个要求，封面要华丽、富贵，而且指明要你这位大家亲自设计。这一套十本，就是一百万啊，社里需要这个业务，合同双方都签好了。”“吴总，让我先读作品，好吗？”“行，于诗一途，你是真正的行家里手。”

朱青花了十天时间，把这十本书稿全部读过了。她不明白这些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要出这种旧体诗词集干什么。无非想体现自己的儒商气质。可惜，他们在这方面缺少天分和才情，又不肯下大力气去钻研，连起码的遣词造句、平仄、对仗、押韵都多有破绽。朱青长叹一声：“我要为传统诗词一哭！”这样拙劣的作品，居然指名要她制作书衣。

正是初夏，气温升高，阳光暖暖的。出版社的男女老少，突然发现朱青的衣着变了，变得扎眼了。她穿的旗袍，不再是浅素的颜色，而是艳色的或是浅色绣浓艳团花的。开全社员工大会，开部室小会，进食堂吃饭，都是这种装扮。尽管朱青容貌、气质都不错，但毕竟年近半百，还穿这种艳丽的衣饰，到底有些不合时宜。于是指指点点者有之，背后讨论者有之。在社里一贯低调、谦和、不张扬的朱青，变得大红大紫起来。有人猜测，朱青也许是有男朋友了，恋爱使人头脑发热、言行不检则是常理。社里不知是哪个缺德鬼，为朱青写了一首打油诗：“不是柔柔弱弱枝，也因时尚强支持。怜她重造荣华梦，惜是融化衰竭时。”

只有吴进知道是怎么一回事。那十本书的封面，朱青一个也没有交上来，用的是软推暗拒之法。按她的资历、名气，即便是当面回绝，吴进也无可奈何，可她就是不说，不想让领导失面子。却想出这么个委屈自己的法子，让吴进去体味去领悟。他本想找朱青谈话，还要特意重申著名画家吴昌硕，在上海卖画时说过的名言：“附庸风雅，世成讥之，实则风雅 不可不有附庸，否则风雅之流，难免饿死。”作为出版社的头儿，要考虑社会效益，也要考虑经济效益，这一百万的业务能随便放手吗？但朱青可以不考虑。再说又是位女同志，面子薄，一旦使起小性子来不好办。

吴进脑瓜子灵，最终想出了一个好法子。十本书仍由本社出版，装帧设计由朱青的部下分担。书上加一根窄窄的大红书带，书带上印几行朱青论装饰设计思想的语录，然后落下手写体的“朱青”两字。对企业家解释是因为朱青实在太忙，无法具体操作，但书带上落名也是一种补救。企业家们答应了。对朱青则说，语录可体现她的装帧设计思想，怎么说都行，只是委屈落个姓名。朱青默然点头。

朱青的语录是：“少装饰或不装饰是最好的装饰。看不出设计痕迹是最佳设计。”这一套书很快就印出来了。朱青又恢复了穿浅素衣服的常例。有人猜测：朱青的恋爱结束了，到底没终成眷属。

朱青用楚简体写了一个条幅，装裱后挂在家中的书房墙上。用的是老子的一句名言：“道在瓦甓。”

 (选自2014年6月7日《南方农村报》，有删改)

对话红柯:杰作都是人生最悲惨最黑暗的时候写出来的

舒晋瑜:你哪年到的西安？当时心情如何？对西安是怎样的印象？

红柯:2004年底迁居西安，发现自己每居一地大约也就10年，完全成了游牧人逐水草而居。我对西安印象非常好，毕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2005年我去思源学院讲课才发现陈忠实老师小说中的白鹿原不是虚构的文学地名而是真实的存在，我专门写了《山河形胜白鹿原》一文。西安古长安的大街小巷以及周边的村寨寺庙包括终南山，全都是周秦汉唐古典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碑林里的《大秦景教碑》和化觉寺巷大学习巷广仁寺，让人想到盛唐时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情形,大雁塔与玄奘就更不用说了。迁居西安，再次激活了我西域10年的生活积累。

舒晋衡:你是从什么时候重新进入创作的？到西安时写的第一部(篇）作品是什么？

红柯:我从1983年发表作品至今，创作只中断过一次，就是1986年初到新疆断了好几年，以后再没有中断过，这与我的性格与读写习惯有关。大学时我很少在图书馆看书，都在野外看书，晚上在教室看书到天亮。越是干扰最多，压力最大，写作欲望越强烈，我不相信有天时地利人和，杰作都是人生最悲惨最黑暗的时候写出来的，都是带血带泪的，都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百强相遇勇者胜。2004年底我来到西安，2005年就写了中篇《军酒》，发表在《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舒晋瑜:从风格和内容上请你充分谈谈，回西安的创作和在新疆时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进步？

红柯:从1983年发表处去作到1996年9月《人民文学》发表《奔马》引起文坛注意，经过如此漫长的过程，说明我是个很笨的人，13年发表七八部中篇、五六个短篇，几十首诗、几十篇散文,没有任何动静没有任何反应，生长期如此漫长。大漠戈壁的植物都是这么生长的，红柯本是植物，来自大漠。水土太好是否对一个作家有利真不好说，反正我感谢大漠戈壁。 我在新疆写陕西,在陕西写新疆，相比之下更适合写新疆。祖父作为抗战老兵在蒙古草原8年，父亲作为二野老兵在康巴藏区6年，我西上天山10年。据说周人来自塔里木盆地，作为周人之后我西上天山应该是寻根之旅。到了大漠才知道大漠孤烟直不是烟是旋风，才知道高适岑参们不是浪漫主义是现实写真。

舒晋瑜:在新疆生活这么久，一旦决心离开，定有很多不舍。那么，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这次迁徙？创作环境的变化是否会影响到创作？

红柯:1998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美丽奴羊》出版，崔道怡老师作序言《飞奔的黑马》, 这匹黑马从1998年到2000年发表30多部中篇近百个短篇几百篇散文，从2001年开始以长篇为主，《西去的骑手》《百鸟朝凤》以及最近马上出版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等12部长篇。 迁徙对别人怎样我不知道，对我是极大的长进，是一种生命不断体验变化的过程。生命最忌讳封闭呆滞。周秦汉唐，穆天子西游天山，汉张骞通西域，唐玄奘西天取经，文人们壮游天下，宋以后就自我封闭了。小说本是动态，本是城市生活，本是对陌生地域的冒险，小说就不是熟人封闭的农业社会。中国四大五大名著很少是写农村的，西方更是如此。犹太人迁徙更甚，才有卡夫卡，居布拉克又不是捷克人，说德语又不是日耳曼人，多元交汇心灵极度动荡。

舒晋场:能否总结一下自己的创作经历都分哪些阶段？

红柯:大学时我发表诗歌、小说、散文，满足文学青年的虚荣心。新疆10年发表八十多万字中短篇小说，属于学艺，各种文学实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回陕西后1996年9月 在《人民文学》发表《奔马》标志着红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1998年李敬泽写了一篇评论《飞翔的红柯》，称红柯的速度感有别于慢速爬行的先锋文学。2001年我在《收获》发表长篇《西去的骑手》，李敬泽在《南方周末》撰文评论，总结这一年莫言的《檀香刑》、红柯的《西去的骑手》标志着中国作家从模仿欧美文学到本土化的完成，这是一个标志性文化事件。2010年我创作长篇《生命树》沟通了天山与关中。

舒晋瑜:你认为在西北作家中，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价值？

红村:白烨老师1999年就评论陕西作家多写实，而红柯抒情，西部作家多是现实主义，而红柯是浪漫主义。我写过一个创作谈《在现实与想象间飞翔》。吴义勤、于京一在《神性照 耀乌尔禾》(《小说评论》2008年第3期）中说:“红柯在《乌尔禾》中完成的是对先锋文学和世俗文学的双重颠夜与超越，它以质朴的形式，从先锋派乐不思蜀的玄奥空洞中返归清明蓬勃的诗性，实现了让文学从不堪重负的‘伪哲理化’向文学感性品质的回归，完成了从低俗卑琐 的商业化写作向丰盈想象和诗意情感的升华，

备注:舒晋输，作家，《中华读书报》记者。

(选编自《中华读书报》，有删改）

在《旅行青蛙》里，藏着巴赞的电影理论

陈思航

近日，一只面无表情的青蛙在各大社交网络流行起来，唤醒了无数人的母爱与父爱。它来自日本HIT-POINT公司制作的手机游戏《旅行青蛙》。这样简单、休闲的一款游戏，竟登上了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游戏榜首位。它为何让玩家蜂拥而至？

借助电影创作的“窗户论”，青蛙游戏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引导着玩家们通过脑补进入自己的角色。当青蛙不在家中的时候，玩家们难免要想，现在它踏上了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玩家们不免揣测它的心情，它在旅途上可能遇到的朋友，和它将要带回来的伴手礼。当玩家们凝视着两个一成不变的场景时，总是免不了要陷入遐想——没错，遐想。当玩家所能“掌控”的仅有两个场景的时候，遐想注定是没有疆界的。

“画外空间”被频繁地运用于电影创作之中，这可以从著名电影理论家巴赞的“窗户论”说起。巴赞认为，电影银幕是一个观察世界的窗口，在这窗口之外，是无限延伸的世界。换句话说，在巴赞的电影观中，世界就在那里存在着，摄像机所做的，仅仅只是选择窗口的位置。

优秀的电影创作者，永远不会放过对画外空间的运用。首先，它可以使叙事更为完整，譬如观众们最为熟识的画外音，经常在影片的关键处起到推进、暗示、评论剧情的作用。画外空间也可以使电影画面富有层次、扩充影像的意涵。在某些时候，画外空间甚至可以替换成观众们所处的空间，由电影中的角色直接向观众发话。

但是，《旅行青蛙》主要利用了画外空间的另一种更为重要的特性：诱发玩家(观众)的联想，增强作品与玩家的交互性，从而丰富玩家的体验。而在女性主义电影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可以更多地看到这种手法的极端形式的体现。例如，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印度之歌》中，大多数的戏剧性动作都发生在画外或者镜像空间之中。女性主义影片是对主流影片的逆反，它们要求观众主动地参与到影片的“创作”之中，用联想补足影片的叙事，而不是随着创作者的叙事流被动地摇荡。

《旅行青蛙》虽为一款游戏，也将画外空间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一张精致的镂空纱，引导着玩家们填补着场景之外的空缺，从而进入自己的角色：一位户外旅游的爱好者，能够更为生动地想象出青蛙翻山越岭的过程；一位热爱考据的游戏迷或许会穷究游戏的算法，从而精确地定位青蛙旅行的目的地。而很多人提到的关于亲子关系的热议，想必也是更多发生在中国玩家的群体中，因为我们有着更为紧密的家庭关系与集体感。

毋庸置疑，在一款优秀的游戏中，可以嵌入动人的故事、电影化的画面与动听的音乐。游戏与电影一样，能够吸收各门艺术之所长。而使游戏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征，则是它更为突出的交互性。对画外空间的运用，无论是在游戏还是电影中，都是对交互性的增强，使观众与玩家更积极地参与到作品的“完成”中来。但是，不同的是，在电影中，观众对画外空间的联想，削弱了创作者的控制力，而在游戏中，这种联想则削弱了玩家的控制力。

控制者的不同强有力地体现在主流商业电影和角色扮演类游戏之中，它也可以说明这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盈利模式。当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一部好莱坞商业巨制时，震撼的特效、紧凑的剪辑、不断推进的叙事拖拽着观众不断向前，迫使他们经历一次感官的洗礼；而当玩家们进入一个主流角色扮演游戏时，他们付费充值是为了使自己的角色更为强大，能够在游戏中叱咤风云。当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背后都是庞大的资本在运转着，听凭摆布的受众们也是文化工业中的一环——这正是阿多诺所批判的艺术的商品化。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不同的东西。当我们从“控制”中解脱出来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同一个艺术品，而艺术也使我们得以用不同的视角反思我们自身、反思这个世界。《印度之歌》静态的影像与极少的对话，让我们得以体认一种新奇的女性语言；而《旅行青蛙》的独特玩法，也使玩家在面对小窝时无尽的遐想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那只独特的青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