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科学

儒学与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近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儒学排斥科学、阻碍科学，与科学和现代化势同水火。对这种观点，有必要予以辨析。

对于儒学与科学的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在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在儒学作为人文科学要素的意义上，二者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如果再进一步提炼和概括，则可以说，儒学与科学之间是善与真的关系。儒学和科学的旨趣，当然都涵盖真、善、美三个领域。但从本质上说，儒学是一种追求以仁为核心的善的哲学；而在科学的价值取向中，从这个角度说，儒学与蜕皮是互斥的，而是相容、互促的。

儒学所求之善以科学之真为前提之一。在求善的问题上，尽管儒学一向重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也强调从求真的角对什么是善、为什么要求善以及求善的以及求善的方式译意风准确深入的认知。儒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尊德性，但同时认为必须道问学。在一定意义上说，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前提。所以，儒家历来强调以德摄知。孔子明确主张“未知，焉得仁”“知者利仁”，把知作为得仁的手段，视利仁为知的目的。孔子所确立的以德摄知传统，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孟子认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这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董仲舒认为：“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二者都强调知为仁和义服务。朱熹认为：“学者功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功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功夫日益密”，强调穷理之知与居敬之德相辅相成，以及知服务于德。王夫之强调见闻之知，认为“人于所未见闻者不能生其心”。戴震则提出了“德性资于学问”的命题，明确把学问置于德性的基础地位。

儒学把明道德之善作为知的基本方向，但并没有否定和忽视对自然万物的认知，而是把对自然万物之知主要限定在德性之知的范围内，视知为实现善的手段。所以，儒学并非与求真绝缘，也绝不反科学。只不过在儒学看来，求真主要是“穷天理、明人伦”，自然之真必须从属和服务于伦理与性命之理以及政治之真。正因为如此，儒学对于科学具有内在的需求。譬如，敬授民时，需要天文历法；“安民富而教之”，需要农学；“疗君亲之疾，救贫贱之厄”，需要医学；治国安邦，需要地理学；等等。

儒学所求之善可以为科学之求真提供导向和规范。求真有端正目的、提高效率的问题，二者均需要善的导向和规范。我国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目的，大都深深打上了儒学的烙印。其最常见的目的有：追求儒学所提倡的富国安民，实践儒学的忠、孝道德，扫除儒家经典所包含科技知识的阅读障碍，准确理解儒家经典的本义，等等。儒学对现代科学家端正研究目的，也有一定助益。爱因斯坦认为，现代科学家应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其基本价值取向不是官本位，也不是金钱本位、名誉本位，而是事实本位、真理本位。树立崇尚真理的价值观，离不开人文素养的支撑。尽管历史上儒学在培育我国科学家崇尚真理的价值观方面存在局限性，但可用的思想资源还是不少的，如儒家提倡的天下为公的理想、敬事而信的作风以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诚实态度等。

科学的求真要提高效率，也离不开善的规范。为了提高研究效率，科学家必须恰当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科学界与社会以及事业与名利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适当吸收儒家伦理必将大有裨益。儒学所倡导的许多道德规范，可以为科学研究提供有效的伦理基础。例如，“诚”能够引导科学家实事求是，不作伪；“信”能够引导科学家坚守诺言，保持信誉；“恕”能够引导科学家推己及人，团结同事；等等。

（选自《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他们曾骑着白马穿过中国

潘采夫

①十一月二十四日，是黄君去世六周年。奇怪的是，想起他的时候，竟丝毫没有伤感的情绪，我只记住了他离去时做了一个鬼脸，还有一声长笑。

②当然这个记忆是骗人的，一个肺魔缠身的人自有太多苦痛。记得六年前做告别霑叔专题的时候，有的报纸用了“沧海一声哭”的题目，嵌入得巧，只是意境落了下乘，编辑不懂，霑叔什么时候哭过？

③戴上耳机听《沧海一声笑》，搜集了六七个人的版本，任贤齐将一首神曲弄得俗气，江智民中规中矩，罗文的声音华美，许冠杰唱出了神韵。听来听去，原来这首歌只专属黄霑一人。最让我热血流动的是黄霑、徐克、罗大佑三人合唱的版本，徐克算是配角，罗大佑声音粗粝，已有身在江湖的感觉，而黄霑声音自由不羁，不讲技法，如旷野风声，又如谁在滚滚江边纵声长啸，歌者动容，听者惊心，这种慷慨悲凉的味道，是别人无论如何学不来的。

④徐克和罗大佑已经是人中翘楚，但仍然配不上与黄霑合唱此曲，在电影《笑傲江湖》里合奏这首曲子的曲洋与刘正风，就像历史上的俞伯牙和钟子期。我以为最好的组合，应是倪匡、黄霑和金庸。金庸入世儒生，黄霑游走红尘，倪匡笑瞰三界，而且精神层面都达到了最高水准，隐隐有儒、道、释齐聚绝顶的气势，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三人唱起“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那是我能想到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场面。

⑤每次想到黄霑，想到倪匡，想到金庸，都忍不住慨叹，这是怎样的人中龙风啊！得有怎样的水土，多少的历史，才能让这样的人现于世间。游龙戏凤，惊鸿一瞥，他们走后，就再也见不到这样的人了。

⑥所以，我一直想弄清楚，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们为什么汇聚在了那时的香港？这样人的以后还会再有吗？

⑦黄霑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广东，一九四九年到了香港，他的香港经历我们比较熟悉了。金庸出生在民国时期的浙江海宁，是当地书香望族，自小就在战争中流亡，但学业不废，弱冠成为报人，去香港《大公报》供职，这才有了后面的办《明报》、写武侠的经历。

⑧最传奇的是倪匡，他同样出生在民国，在内地还当过军人、警察。五十年代到内蒙古垦荒，因冬天拆了一座小桥当木柴，被以反革命罪羁押数月。他决心逃走，从内蒙古、上海一路到广州，然后到香港，从此一生再不北望神州，不迈进大陆一步。

⑨这是黄霑他们那一代的经典路线图，其实何止这三人，太多人走了这样的轨迹。梁羽生是这样，胡菊人是这样，余英时是这样，他们也到了香港：雷震、殷海光、李敖、许倬云也无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到了台湾：而唐德刚、巫宁坤等人去了美国。

⑩如果把这些人的人生轨迹一一盘点出来，就是一幅文化“流民图”，他们都是严复、梁启超、陈寅恪的文化余脉，像鸟一样离开民国故土，从此成为海外游魂。唐德刚的《五十年代的尘埃》，巫宁坤的《一滴泪》，黄霑的“浪奔浪流，万里江水滔滔永不休”，金庸的“塞上牛羊空许约”“谁家子弟谁家院”，许倬云的《万古江河》《风雨江山》，听听这些名字，这些句子，哪一个不是深藏着去国之痛，文化之殇？英风之下，多有斑斑泪痕，有如孤鸟之悲鸣。

（11）倪匡的去国经历在香港成为神话，香港人说倪匡是骑着一匹马从中国腹地跑到了香港。这个形象一直吸引着我，成为一代去国知识分子的象征，虽然这形象远不是这么轻松潇洒。骑着白马穿过中国，这是那一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地图。

（12）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黄霑能够“沧海一声笑”，林夕不能，方文山不能，余华不能。黄霑生在民国，受过完整的民国小学教育，然后投奔香港，香港成为民国文化人的诺亚方舟，人文荟萃之地，他们文脉未断，香火不绝，同时有着对万里家国的深沉记忆，以及去国怀乡的隐隐伤痛。最最要紧的是，那时的香港，是自由的灯塔，经济的中心，文化的集散地。这些风云际会，这些因缘巧合，当得上一句空前绝后，连台湾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今天的香港，文脉渐渐杳然：今天的台湾，也不再是当年的水土了。所以只有那个年代的香港，才能诞生黄霑，才能诞生倪匡，才能诞生金庸。不会有别处。

（13）这样的人也许不会再有了，也许未来还会有，但我看不到了。

荀子在《乐论》中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他的音乐美学思想，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以音乐为代表的艺术的美学见解。

荀子曾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并进而认为人的生理感官有感受美的能力，审美享受部分属于人的本能欲望。既然审美与生而自然的人类本性欲望有关，那么作为供人享受的“声”——音乐，当然也是其来有自的。苟子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论》）“乐”于人的性情抒发，又给人以审美快感。“声音动静”是“乐”产生的基础，人和“乐”相辅相成，也相生相息，彼此间的这种存在关系本身，也就决定了“人不能无乐”。这样，荀子就表明了他对音乐的一个非常基本也非常重要的看法，即“乐”关系着人的存在，是人基于自身本性的一种需要。

人需要“乐”，“乐”能够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乐”自身又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从音乐的基本性质来看，由于它源于人的性情抒发，所以也能感动人的性情，它对于人不具有强力制约，而只是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来感染之，教育之。因此“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论》）。从音乐表现的内容来看，它集中体现为一个“和”字。“乐之中和也”（《劝学》），荀子甚至把它突出强调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论》）。关于音乐的形式，荀子认为，音乐强调表达，这种表达应该是“乐而不流”。他又从具体表现手段上，把音乐区分为声乐和器乐两种。关于声乐，他说：“失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关于器乐，他说“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音乐演奏要先定一个中音作为基本音，用来确定乐调的谐和，然后再把各种乐器配合在一起，调整好节奏，一齐合奏来完成一支美妙的乐曲，由此可以看出，荀子不仅对音乐演奏极为熟悉，而且他也似乎有意识地把音乐演奏这种形式上的“合奏”，同音乐表现“中和”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这里显示出荀子对音乐深刻而又独到的美学见解。

关于音乐的社会作用，这是荀子音乐美学思想中重点阐述的问题。他认为，好的音乐应该“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因此这种音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乐论》）。荀子在这里自觉而明确地把音乐当作审美教育的有效工具，认为好的音乐可以感动人的善良之心，驱逐危害人的“邪污之气”，并进而促使君臣上下和敬，父子兄弟和亲，乡里长少和顺，使整个社会的上下左右，人与人之间保持在和谐稳定的既定秩序之中，最终“移风易俗”．达到“天下皆宁”的理想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荀子无疑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

毋庸讳言，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的优点和缺陷都十分突出。一方面，他把音乐与人的自然欲望、感性．快乐相联系，这不但肯定了音乐中感性因素的审美意义，而且确定了音乐和人的存在之间无法割断的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从而使音乐（包括其他艺术）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得到极大加强，这一思想的提出，使荀子在音乐的审美评判上几乎超过了他所有的前辈。另一方面，荀子不仅全面继承了孔子音乐治国、美育治国的教化思想，而且把这一思想作了相当片面的突出和发挥，人为赋予音乐以音乐之外的许多责任和义务，从而使他的音乐美学思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功利色彩。

（选自王长华《诗论与子论》之《荀子美学思想述评》，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