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历是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士人或为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学说，或为求师、求学、求宦而四处游历。士人的游历都是当时社会制度和环境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春秋战国时期一些士人在各个政权之间游历，推销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学说，逐步形成了士人游历的文化传统。到了唐朝，士人尤其是落第士人游历之风更浓。

唐朝落第士人游历的脚步遍布大江南北，主要集中在两京及京畿地区、重要藩镇幕府所在地和文化名人寓居地区。落第士子四处游历的原因很多，不仅有个人喜欢游历山水、亲近自然等主观因素，更与唐朝政治格局和制度设计密切相关。

唐朝作为科举制度实行的早期，还有察举制的残留，推荐在科举考试录取中占有重要地位。落第士人不断地游历于官宦名士之间，以期获得他们的赏识和荐举。对于落第士人来说，所历之处充满了机会和吸引力。这促使唐朝士人落第后并不待在书房专心于学业，而选择四处游历，推销自己。

唐朝落第士人大规模游历也是唐朝特有的政治制度格局促成的。唐朝虽为中央集权制政权，但地方政府权限较大，刺史和节度使均有辟属僚佐的权力。中晚唐时期，藩镇势力强大，“宦游之士，至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大批官僚名士进入幕府，这对落第士人产生了很大吸引力。“唐士子应举，多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薄不辞。”这种政治格局设计为落第士人从它途入仕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和平台。

唐朝落第士人游历也是社会大环境所致。唐朝社会落第士人有“白衣公卿”“一品白衫”之称，上层官僚可以利用合理的规则，积极举荐落第士人，使他们成为自己未来的势力。正是这种相互需求的“相资”关系，才使许多上层官僚士大夫热心与落第士人进行交往，这也激发了他们游历的热情。

唐代落第士人的大规模游历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安定因素，对社会和政权的稳定有潜在的危险，但落第士人的游历更有其积极作用。落第士人走出书斋，扩大和各个阶层的社会交往，增加了人生阅历，加深了对社会各方面的认识，为未来入仕储备了必要的社会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游历的过程也是文化交流的过程。落第者走出本乡，主动进行文化交流，加强了地域之间文化的融汇，在事实上促进了唐代文化的繁荣。

宋代，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士人可游历的社会空间不断萎缩，游历传统逐步淡化。而科举制度的完善也使得落第士人不再需要“觅举”。宋代落第士人也有走出书斋去游历的，但主要是为了游学和寻访名师，与唐代迥然不同。

（摘编自黄云鹤《试析唐代落第士人的游历之风》）

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的“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务暂时绝缘。这时一点觉心，静观万象，万象如在镜中，光明莹洁，而各得其所，呈现着它们各自的充实的、内在的、自由的生命，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这自得的、自由的各个生命在静默里吐露光辉。苏东坡诗云：“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王羲之云：“在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

空明的觉心，容纳着万境，万境浸入人的生命，染上了人的性灵。所以周济说：“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灵气往来是物象呈现着灵魂生命的时候，是美感诞生的时候。

所以美感的养成在于能空，对物象造成距离，使自己不沾不滞，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舞台的帘幕，图画的框廓，雕像的石座，建筑的台阶、栏杆，诗的节奏、韵脚，从窗户看山水、黑夜笼罩下的灯火街市、明月下的幽淡小景，都是在距离化、间隔化条件下诞生的美景。

李方叔词《虞美人》云：“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

风风雨雨也是造成间隔化的好条件，一片烟水迷离的景象是诗境，是画意。

中国画堂的帘幕是造成深静的词境的重要因素，所以词中常爱提到。韩持国的词句：燕子渐归春悄，帘幕垂清晓。

况周颐评之曰：“境至静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静而见深。”

董其昌曾说：“摊烛下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他们懂得“隔”字在美感上的重要。然而这还是依靠外界物质条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司空图《诗品》里形容艺术的心灵当如“空潭泻春，古镜照神”，形容艺术人格为“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神出古异，淡不可收”。艺术的造诣当“遇之匪深，即之愈稀”，“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欧阳修说得最好：“萧条淡泊，此难画之意，画家得之，览者未必识也。故飞动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心难形。”萧条淡泊，闲和严静，是艺术人格的心襟气象。这心襟，这气象能令人“事外有远致”，艺术上的神韵油然而生。陶渊明所爱的“素心人”，指的是这境界。他的一首《____________》诗更能表现出诗人这方面的精神状态：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爱酒，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自远”是心灵内部的距离化。

然而“心远地自偏”的陶渊明才能悠然见南山，并且体会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见艺术境界中的空并不是真正的空，乃是由此获得“充实”，由“心远”接近到“真意”。

晋人王荟说得好：“酒正引人著胜地”，这使人人自远的酒正能引人著胜地。这胜地是什天么？不正是人生的广大、深邃和充实？于是谈“充实”！

眼球运动与阅读速度

①根据观察和测试发现，阅读时人的眼睛并不是匀速不停地在书页上移动，恰恰相反，目光总是一小步一小步地移动，我们称之为“眼跳”。在移动过程中，又存在着时间稍长的停顿，这种停顿在阅读学上称作“眼停”，也叫“注视”。

②阅读时，读者依靠眼球跳动看书，是阅读中视觉过程的基本特征。根据眼球测动仪的测定，阅读时眼跳持续时间约为0.02～0.05秒，其中，在一行之内的眼跳时间约0.02秒，这样，整个阅读过程中95%左右的时间，眼球是不动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跳动之间的注视时间里，才能接收到信息。这一瞬间，犹如照相机开启快门的曝光，注视点放在什么地方，注视时间控制在多长范围内，是视觉方面影响阅读技巧的关键所在。

③眼停次数的多寡和每次注视时间的长短，与阅读能力、读物难易程度以及阅读要求（精读、略读或浏览）有关。如果阅读能力强、读物浅显或只需记取读物的内容大意，注视的次数就可以少，注视的范围就可以大，注视的平均时间也就可以短。

④有关汉字阅读的研究还表明，在阅读时，每次眼停最多可见6～7个字，最少不到一个字；因为有时一个字要经过两三次注视才能感知。而每篇文章的第一行，眼停次数和注视时间均较以后部分略30%;10%于刚开始阅读，心中没数造成的；到后面时，由于对读物的难易程度、作者的 语体风格已经比较适应，速度自然可以加快了。

⑤在阅读过程中，眼睛的注视不仅从一个定点移到另一个定点，有时因意义不明了，或未看清楚，也会倒退到原定点或者前定点，以便对不同位置上的字、词进行综合的理解、记忆，或寻找遗漏的信息。这种逆向的返回运动，阅读学上叫做“回视”或“回跳”。回视次数越多，注视次数和耗费的时间也必然增多。显然，回视的次数与读者的阅读能力、读物难易程度和阅读要求也有关。不熟练的读者，不仅注视次数多，每次注视所覆盖的字、词少，回视次数也必然高，约占注视的30%；阅读能力强的读者，不仅注视次数少，每次注视所覆盖的字、词多，回视次数也只占注视次数的10%。

⑥与回视相近似的情况，还有扫视，又叫做“行间移动”，是眼动的特殊情况。阅读时的扫视，是从一行文字的末端移至下一行文字的开端的眼动。刚开始学习阅读的小学生，反复扫视的运动较多，而且容易发生串行或反复寻找的情况。初步掌握阅读技能的学生，反复扫视的现象会逐渐减少，但扫视时，视线从上一行文字末端跳到下一行文字的开端，一般都是跳得很近，往往需要短距离地再跳一次。

⑦在美国阅读心理学家古德。伊洛费看来，造成阅读速度慢的主要因素中，有关眼球运动的有三点：一是  ，二是 ，三是 。这些已经成为研究阅读的专家学者的共识。因此，我们只要在阅读过程中有意识地改善这三点，就可以使阅读速度得到提高。如果能长期坚持下去，就会形成快速阅读的能力。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

袁隆平：农校里走出来的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绿色革命”的大潮中，涌现出了一位攻下“杂交水稻”难题的科技新星，他就是被外国人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

袁隆平，1930年9月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幼年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在童年袁隆平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民族创伤。面对国破家亡的严酷现实，袁隆平从小就立志：做一个使中国富强、不受外国强盗欺侮的人。

袁隆平在学习中不愿死记硬背，喜欢思考，善于提问，从思考中加深对基本原理的理解。袁隆平高中毕业后，考什么大学，学什么专业，成了全家议论的焦点。父亲希望他通过上大学能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袁隆平自己却在中学阶段就对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春华秋实的自然规律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母亲尊重袁隆平的选择，经过协商最后决定让他自己做主，于是袁隆平义无反顾地报考了重庆一所学院的农学系，高高兴兴地跳进了“农门。”

1953年夏，大学生活结束后，袁隆平到湖南省偏僻的安江农校任教。

袁隆平教学十分认真，教一门，钻一门，爱一门。他教外语，效果良好。教学期间，他还刻苦自学，不断提高自己听、写、阅读外文的水平，可以不带字典阅读英、俄文资料。进校第二年，他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教授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的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在教普通植物学时，他下苦功夫，从构成植物体的最小单位——细胞的构造开始，到根、茎、叶、花、果的外部形态，再到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及其遗传特性，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研究。为了能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刻苦磨练徒手切片技术。几百次，上千次……直到能在显微镜下得到满意的观察结果为止。

在备课中，他经常提出各种问题自考自答。他走出课堂，来到田间地头，从实践中找答案。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得不深不透，也不可能把课讲好！”

1959年是袁隆平走上教学岗位的第七个年头。国庆前夕，他以“我的十年”为题，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从思想与业务两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党的10年教育，使我明确了人生真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确是人生最大的光荣和义务。”同时，他还向党和人民立下誓言：“要做到政治挂帅，红专并进。”

在教学当中，袁隆平不满足于仅当一名合格的中专老师，还想在农业科研上搞出点名堂来。十多年来，他始终坚持一边教学，一边科研，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

50年代，生物教学中主要向学生讲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说，袁隆平就按照其理论进行无性杂交、嫁接培养、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试验，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西红柿嫁接在马铃薯上、西瓜嫁接在南瓜上，得到一些奇花异果，但并没有得到经济性状优良的无性杂交种。这引起他的沉思，并决心扩大视野，另辟蹊径。

60年代，他从外文杂志中获悉，欧美的孟德尔、摩尔根创立的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对良种繁育有重大指导作用。他就开始大胆地向学生传授染色体基因遗传学说知识，讲杂种优势利用在作物育种中的广阔前景，而他自己也开始向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方面探索。1960年，受到天然杂交稻株启示后，他在育种方法上由采用系统选育法，转变到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课题上来。从1964年在稻田中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66年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就是他坚持一边教学，一边从事科研的丰硕成果。

“文化大革命”中袁隆平利用被批斗的空隙，专心研究水稻雄性不育，在不利条件中争得了从事科研活动的机会。

1970年11月，袁隆平带领助手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了一株雄花败育株。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珍贵材料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19年的漫长教学生涯中，袁隆平一边在教学中积累知识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一边又通过科研促进教学和生产。教学、生产、科研相结合，使他创造了不平凡的农业科技成果。

（摘编自祁淑英、魏晓雯《袁隆平传》，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袁隆平（开场白）：我现在还有两个愿望，一是第三期杂交水稻能够在2010年实现大面积亩产900公斤；二是把杂交水稻推向国外，造福世界人民。

主特人：您对学农的大学生有什么建议？

袁隆平：我建议，学农的大学生要到实验田里去，电脑等先进设备很重要，但在电脑和书本里是种不出水稻的。希望他们联系实际，多到实验田里走一走、看一看。

（电视片《袁隆平畅谈事业与人生》）

②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CCD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