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城市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标志，并指出城市生活的内容包括：具有较多的人口、出现冶金术、发明了文字与记述系统、修建有神庙等公共建筑等等，尤其指出要有频繁的商贸活动。中国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是照单收货。

然而，柴尔德的文明标志是建立在古代埃及、希腊等西方资料的基础上的，按照他的标准，石峁古城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只是城址。标准的城市在古代中国，到距今约两三千年前的东周时期才出现，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是纯粹的农业文明，商贸活动的欠发达、市场的地位低下是早期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高大“城池”围拱的往往只是王公贵族的寝宫、社稷、宗庙、手工业作坊，唯独“集市”不在此中。古代西亚地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商业很早崛起，在社会生活中占显著地位，考古发现的泥板文书屡见关于商贸契约的记载，大都是距今六七千年之前的事情。可见，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世界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精彩，流行的文明标准只反映部分区域的特点，中国研究者不能硬拿人家的标准考察自己，总结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显然已经水到渠成。

实际上，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峁古城是相当成熟的文明。该城址规模超大，设计标准很高，建筑工艺精良，堪称大气派、大手笔的大制作，称其为超大工程绝不为过。若没有严密的组织机构、综合的管理制度，绝不可能完成。其中大量的文物精品可以讲述八面来风的文化交流，累累白骨的大祭典遗存能够演绎铁血秩序的必然存在，体量超大的雄伟建筑反映出建设集团的综合实力……而这一切都充分显示建设者拥有极其强大的社会号召能力、广泛的动员能力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这种能力正是对文明内涵最为精彩的高度概括，是文明高度的真实写照和重要标志。所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归根结底是要探索早期社会发生与发展的进步机制，但凡能够说明社会进步的要素都是文明起源研究考察的对象与内容，而不是照搬照抄国外的经验。

石峁古城在古代中国绝不是孤立的事件，此前辽宁牛河梁遗址的神庙石冢大圣地，浙江余杭良渚的大城大坝大祭坛，山西襄汾陶寺的大城大墓观象台等，无不证明超大工程与社会号召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息息相关，互为表里，其本身就是文明的见证。如此令人匪夷所思的能力从何而来呢？考察与上述大工程形影相随的大墓葬、大祭典、大祭坛，就会发现它们都不是普通的公共设施，据此可以断言中国古代的礼制是大工程的灵魂，礼制的凝聚力、感召力、穿透力鼓舞和激励着早期中国先民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不断发明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和灿烂夺目的惊世辉煌。礼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特色，考察中国古代文明理应提出礼制的标准。

总之，中国考古学不论是为自身的发展，还是为世界古代文明研究作贡献，都必须争取文明起源标志的话语权，提出符合实际、表述清楚、概括准确、内涵丰富的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志。这无疑是石峁古城给人的重要启示。

（摘编自2017年1月10日《光明日报》卜工《超级工程：文明起源的中国标准——从石峁说开去》）

材料一：

光明智库：您觉得微信、QQ等社交软件有没有导致语言贫乏？

刘运峰：社交软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交往空间；另一方面使人在表达方面变得懒情、随意。比如，书信这种人际交往方式，对语言表达的依赖性非常强。写信时，要考虑收信人的身份、感受，要字斟句酌、文从字顺，要表述准确讲究格式，这无疑是对语言表达能力的最好训练，但互联网时代的通信太发达了，我们几乎不写信了，逐渐也就变得不会写信了。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8日）

材料二：

网络时代，文字记录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键盘上“敲字如飞”替代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提笔忘字”成了当下数字化时代无法回避且令人担忧的现象，某机构对此调查结果如下：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9日）

材料三：

光明智库：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使用电脑和手机来书写。有网友表示茫然：信息化时代，我们还需要手写汉字吗?提笔写字在今天意义何在?

谭景春：虽然有了电脑和手机，但是用笔写字在信息交流中仍有其实际需要，比如签名、题字、留言以及财务报销等，这些都需要用笔书写。我们要认识到，识字、写字是一个人系统接受文化教育的开端，是终身学习的基础，跟日常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学好语文、学好写字可以终生受益，因此每个人必须具有汉字书写能力。

赵世举：一旦“汉字失写症”蔓延，无疑会带来人们对汉字的疏离、对母语的淡漠、对汉字文化的失忆，从而导致汉字的文化功能弱化价值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9日）

材料四：

光明智库：浅阅读对人们的表达和写作习惯会有什么影响？

郝振省：浅阅读多数是碎片化、即时性的，相应地，浅阅读的文本也比较简单，有时甚至完全用标点、表情包取代了丰富的概念和情感。一些网络语言的逻辑并不合乎通常的表达习惯，会对人们的日常写作造成影响；一些学术文章的学术味儿有所削弱，还有一些人为了迎合浅阅读的口味，把严肃的内容进行庸俗化改写，使其失去了原本的面貌和意味。深度的阅读和思考是创造性写作的基础。只有通过长时间的深度阅读对历史与现实、自然与社会进行深入分析、解剖，才会得到有启发性的结论。

张清华：语言的发展史表明，一种语言必须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词语、新句式的出现，不一定都是坏事。但是现在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合规范的说法和用法，一些本不规范的表达在年轻人那里反而时尚化了。当然，我并不觉得人为地加以禁止和匡正就一定好，但是我们的社会倡导什么、推崇什么是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在严肃文化方面不认真投入，那么娱乐化和轻飘飘的浅阅读便是不可避免的。高水平的阅读会产出高水平的写作，人文精神的张扬会带来全社会的正气，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努力强化正面的引导。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4月10日）

关于人的无知性

马啸原

①认识人的无知性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从古至今有很多人讨论过。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曾提出两个重要思想，一是“自知己之无知”，二是“知识即美德”。意思主要是说，人一方面要认识到自己知识的有限性，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处于无知领域之中；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自己无知，就更要努力求知、扩展知识，这对人来说是一种美德。

②苏格拉底的思想后来被许多西方思想家继续阐释。比如，黑格尔就说，任何个体都是有限的，人是个体，因而人是有限的。人的生命有限，活动范围有限，因而人的知识也就有限，人必须认识这种有限性才能获得相应自由。他说：“一个人要想成为现实的人，就必须是特定存在的，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限制自己。”

③到了当代，一些政治哲学研究者仍然在关注人的有限性问题。比如，哈耶克就认为，承认个人无知的不可避免性乃是自由的基础。有人认为人类已经征服了无知，这是一种无知的乐观。他说：“现代人已经变得十分不愿意承认其在知识上的总体局限性，这已经妨碍到本着理性的态度去建设社会，其重要原因是来自对科学能力的盲目自信，认为知识的局限性似乎随着科学的进步在不断消失。这种观念来自对科学任务和能力的错误看法，认为科学是确定具体事实的方法，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使得我们能够确定地获得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我们的无知即我们知识的局限，不是科学和理性所能克服的，科学的每一次进步都会在我们面前展现一个更加陌生、更加无知的领域。如果认为人类文明是建筑在对无知的彻底征服上，这就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想法。既然科学和理性不能克服所有无知，作为个人，就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掌握宇宙中的全部知识。

④人的无知性会使人犯错，但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英国思想家罗素提出，避免的办法有两个，即调查研究和听取不同意见。由于人的成长环境、经历、学习方向以及天资等不同，人的知识有很大的个体特殊性。我们只要虚心求教，就可以用他人的知识弥补自己知识的短板。许多错误可以通过听取他人的意见，特别是那些熟悉情况的人和专家的意见来避免。但许多人由于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不愿听取他人的意见，尤其是那些和自己想法不同的意见。罗素说，对这种人只能告诉他：“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里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

⑤不仅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而且已有的知识也可能出错，因为以往许多科学结论都是运用实证方法得出的，因此也存在证伪的可能性。承认人的无知性，是谦虚谨慎和宽容的认识前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杜林“个人思维的无上性”和所谓“无条件的真理权”时所说，这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也只能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性才能实现，但是“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选自2017年3月27日《人民日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