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转变，不少老年人不再单纯满足于“老有所养”，而是追求“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文化养老日益盛行，老年大学因此“一座难求”。虽然很多老年大学都想方设法增加课程、扩大招生，但仍难满足老年人热情高涨的“求学”需求。

比起适龄儿童“入学难”，老年人想要进入老年大学继续学习无疑更难，因为“僧多粥少”的矛盾更为突出。资料显示，国内面向老年人的教育机构已经超过7万所，有800万老年人正在进行学习。与此相对应的是，国内60岁以上老年人已达2.4亿人，约占全国人口数量的17%。两相对比可以得知，在相关教育机构学习的老年人，仅占老年人口数量的3%，老年大学“入学难”由此可见一斑。

尽管以“大学”为名，老年大学与普通大学还是有较大差别的，其中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更体现在学历文凭上。实际上，老年大学之所以受到追捧，并不是老年人想要如年轻人一样获取更高学历，而是老年人想要通过学习提高技能、扩大交往，以此来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对老年人来说，兼具学习与社交功能的老年大学，无疑是满足精神赡养需求的绝佳选择。因此，老年大学“入学难”的另一面是一些老年大学的学生迟迟不肯“毕业”。例如，郑州一位九旬老人已经上了28年老年大学，从建校开始持续至今，决心做一个“永不毕业”的学生。

老年大学普遍收费不高，鲜明的公益性是老年大学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从扩大老年人“入学率”的角度打量，老年大学应该设置一定的毕业年限，但从实际操作层面却很难付诸实践，一方面是因为能够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的场所还太少，另一方面是因为相当一部分老年大学都是企事业单位自主开设。

北京、济南等地相继发布《关于加快发展老年教育的实施意见》，不约而同提到“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要推动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办学，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促进老年教育与相关产业联动。面对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现状，“社会化”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面向社会办学，意味着企事业单位老年大学敞开校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意味着民办老年大学可以获得更多政策支持和资金补贴。在发展老年教育的基础上，有必要不断丰富文化养老的形式和载体，如果老年人能有更多“老有所乐”的去处，自然能大大缓解老年大学的压力——老年大学应成为培训文化技能的基地，而不应成为享受文化生活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老年教育需求，今后5年之内，我国计划将目前3%的老年人学习人数提高到20%，由此意味着，至少有5000多万老年人将在老年大学或教育机构里学习。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关乎千万老年人的福祉，而且体现着文化养老的政府责任。“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教育”，步子不妨再大一点。

《光明日报》（2019年03月01日11版）

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始于宋代。其实，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式的固态社会，人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职业具有非运动性，和前代相比，宋代呈现较为明显的社会流动倾向。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间可以转化。沈伦原是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代政治上的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华阳博议下》中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这些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政治权力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

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四民由四种不同身份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官吏也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大将张俊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社会流动规模过大，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摘编自张帮炜《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东君

①认识鬼金是在青创会上。甫一见面，便要跟我聊小说.他读过的外国小说似乎比我 还要多，有些书名与人名我都不曾听过。他对那种名气不大却能够入得心来的作家的喜爱程度恐怕有过于托尔斯泰，正如他对北京某条老巷的喜爱程度超过长安街.

②鬼金通常是这样介绍自己的：一个写作者，一个吊车司机。在我想象中，现实生活中的鬼金应该是驾着恐龙般的吊车在工地上来回移动，铁臂舒展，不无威武之气。后来在现代文学馆的园子里听他谈起自己的工作，才知道，那种吊车是悬在车间的半空中的，而他置身其中，一坐就是六七个小时，除了吃喝拉撒，很少从上面下来.每个月他的工作日是22天 或24天，每天工作8小时。有一回，他跟我谈到“四班三运转”这种上班模式时，我听了一脸茫然。他就作了补充解释：两个班是早7点40分接班，下午3点40分下班，白班上完第二天下午3点40分接班，半夜11点40分下班，这是两个班；之后休息一个白天，第二 天半夜11点40分接班，至凌晨7点40分下班，这又是两个班。每个月“四班三运转”，循 例进行，月月如此，年年如此。我问他，那么，你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呢？他只吐出两字：少睡。

③可以说，他的写作时间是从工作时间中挤出来的，坐在禁闭室一般的吊车驾驶室内，如果没事可做，他会偷偷写点诗，或琢磨一些小说片段至于看书，在工作时间是严格禁止的，一经发现就以违反劳动纪律论处。"三班倒"之后，他一回家倒头即睡，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看一会儿书或写点什么。事实上，他完全有理由偷个懒，干点、别的什么不必动脑子的活儿，但他就是喜欢跟文字打交道，甚至认为这是一种"生理需要”。

④这些年，他有没有可能换个工作？可能性很小，他说，他这20多年来，只有一回因 为工厂放假，跑出去做了几个月的记者，后来回到工厂。他长年待在笼子般的吊车内，就仿 佛一只大鸟待在老巢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不甘就此堕落，却又无法远走高飞。

⑤20多年来，他从一个坐在吊车里的小吊车司机，熬成了一个诸事顺其自然而不试图 逆袭的老吊车司机。然而，他的生活还是因为文学而发生了一点点改变：当吊车司机刘政波坐在吊车里，一个叫鬼金的写作者就会从他那里分离出来，以精神的形态存在着.记得有一回，有人在文学讨论会上谈到“入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时，鬼金突然来了情绪，他说，他就是试图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那个人。

⑥鬼金大概不相信“灵感”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有空，他就开始伏案写作.他之勤奋， 时常让我汗颜。鬼金说，他一旦进入写作，内心就有一种东西在撕扯，生怕自己一松手，那股气就拢不住了。大概是因为长期写作带来的焦虑，他经常犯胃病；反过来说，随着胃病的加重，—种说不清的焦虑也在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

⑦有一年，他一口气写出了十几部中短篇小说，这在我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这么疯狂地写作，不怕脑子写坏掉啊。没法子啊，鬼金说，我不写就得饿死（因为胃病，他病休,每月仅开1000多块钱工资）。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心头好像被什么带棱角的东西撞了一下”是的，我现在知道他为什么坐立不安了。因为他身后一直有一个被我们称为“不名之物”的东西在追赶着他。他稍作停留，那“不名之物”就会追上来，给他 一顿暴打。于是，他就在房间里逃跑，骑着凳子逃跑，驾着吊车逃跑，提着笔逃跑。他一直在逃跑。他的写作就是一次大逃亡.我曾在电视上见过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同时也是“脚中灵魂”项目发起人达利安•沃尔科夫的双脚，因为过度训练，导致脚骨错位严关节松弛，看起来像一双劳改犯的脚。如果一个高产作家的灵魂也有脚，那么，它的形状大概也是这样子 吧

⑧鬼金没有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那个写小说的鬼金驾驭着文字，超然于吊车司机刘政波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写作者是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的。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