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育一般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美术教育,一种是审美教育,后者大体可以涵盖前者。审关教育不仅包括美术、音乐、舞蹈、文学等艺术素养的培育,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审美教育;不仅包括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教育,也包括各种审美实践场景中艺术技巧提升、审美能力培养、审美价值观塑造等。美育的整个过程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背景密不可分,与现实中的文化理念、文化价值融合在一起。可以说,文化是美育的底色,文化精神是美育的灵魂。如果忽视了文化精神的培养,美育就是不完整的。

欣赏人类流传下来的芑术作品,深入理解艺术作品的美学蕴涵,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史和艺术史知识,联系艺术作品产生时代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许多困难和障碍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们鉴赏西方绘画时,必须要掌握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绘画要联系宗教精神来赏析;我们欣赏中国绘画,其空间留白、用笔运意、墨彩浓淡等,无不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精神意境,如果不了解中国绘画中计白当黑、浓淡生趣、意境天成等艺术手法和精神追求,就很难体会到艺术作品的神韵。

文学的鉴赏也是如此。从孔子论《诗》的“兴观群怨”开始,中国诗歌创作和批评就将个人情志的抒发与社会风俗民情的描摹乃至现实政治的讽喻结合起来,儒家诗教传统深深地影响了诗歌的发展,阅读各个朝代的诗歌,都需充分考虑诗人共同秉持的基本价值观念,才能体会诗中比兴寄托所表达的种种意味,才能明白诗句所传达的哀怨悲欢的情感。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美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曾被作为一个启蒙郑重提出,承載了爱国救亡、除弊振新的重任。从梁启超的“趣味教育"理论、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说、鲁迅文艺“拯救国民性”的啐吁,到丰子恺、刘海粟、林风眠等艺术家提倡以艺术教育推选美育的观念,都深深地融入关注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責任意识。也就是说,将美育代入社会文化改造、国民精神重塑这一宏大目标,成为当时美育思想的主线。因此,孤立地谈当代美育,狭隘、庸俗地理解美育的内涵,既拋弃了百年美育积累起来的宝贵资源,也丢失了美育所包含的塑造中华文化精神的价值理念。

当下美育思想和美育方法存在着重技巧侍递而轻文化传承、迎合刺激体验而忽视趣味涵育、趋附西方审美而贬抑民族审美等问题。人们对审美教育的理解往往就是艺术技能培养,家长送孩子到各种培训班学乐器、学绘画、学舞蹈等,却很少从培育艺术潜能、提升人文素养出发来制定教育方案。

此外,当下美育还出现重西方而轻传统的倾向,我们的美育应充分吸纳传统文化内容,自觉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将西方的与民族的、古典的与现代的充分融汇起来,从民族角度观察世界,自现代眼光观照传统,形成既能包容人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又能彰显我们民族文化特色、体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精神风貌的审美教育体系。

总之,培养健康自信的文化精神,不仅是推进美育的一种有效手段,也是美育最终的目标之我们应将美育当作传承文化、培养国民精神的传世工程,接续中华文脉,延续百年美育思潮,将美育推向社会每个角落,让美育产生润化人心的力量,守护每个人的精神健康,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素养。

(摘编自黄仲山《美育重在培养文化精神》）

材料一

读晋代郭象的《<庄子>注》，我们就会发现郭象借着注释的形式从《庄子》中发展出了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唯其如此，郭象才取得了哲学家的资格。郭象常用“性”这一概念来讲祸福与命运的变化，这就将祸福与命运的根据，从外在力量转移到了个体之“性”的完满与否上。

在《逍遥游》中，大鹏是逍遥的象征，小鸟则是反面代表。它认为自己“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这也是飞翔的极致，何必“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庄子》原文歌颂大鹏、嘲笑小鸟的立场是鲜明的。但是郭象泯灭了大鹏与小鸟之间的区别，他说：“苟足于其性，则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地。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这就是说，万物无论大小高低，只要自足其性，就可以同样逍遥，同样可以达到自由之境。“小大虽殊，逍遥一也”的关键在于“足于其性”，而“足”的标准则完全取决于自我内心的评定。

郭象还认为，逍遥与否还取决于是否有圣人来治理天下。有识之士的志向各自满足，固然是一种逍遥，但这仅仅指向普通生命个体。而令天下万物各足其性，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则是更应期待的圣人的逍遥。

今人对郭象的解释则有很多批评。王叔珉说：“郭象之注庄子，乃郭象之庄子，非庄子之庄子也。”这是批评郭象《<庄子>注》以自我表现为主，而不能贴近《庄子》原意。王中江认为，在价值认同上，郭象与庄子相反。他指出：“郭象在《<庄子>注》中，把庄子‘重估一切价值’的方向，完全逆转为‘认同一切价值’的方向。如果说庄子的逻辑是‘一切现实都是非合理的’的话，那么，郭象的逻辑则是‘一切现实都是合理的’。这是极为惊人的反差。”不过，郭象的观点流传至今，甚至独占鳌头，大概恰恰在于其借《庄子》原文抒发己意的做法。他独特的理论，或令人赞叹，或令人开怀，或令人疑惑。都昭示了其思想具有与众不同的趣味与魅力。

（取材于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

材料二

学术界有一种流行见解，认为庄子思想中最高的人生理想是“逍遥”，也就是一种精神的绝对自由。此一见解，大有商榷的余地。

现代学术界不大重视作为一种故意提倡不负责和不认真的生存状态的“游世”思想，却重视“逍遥”，因为后者涉及追求精神自由这个令人产生敬意的话题。可实际上，“逍遥”与游世思想是不能分开的。认真追问“逍遥”是什么，就不能离开游世思想这个基础。

游世思想的关键，是一方面继承了隐者的传统，要寻求乱世中个人的出路；另一方面又激烈地认为世界是绝对黑暗的，个人不可能找到出路，由此否定隐者传统的温和乐观主义，把个人戏谑地扔进黑暗之中，认为以彻底的游戏姿态与黑暗周旋，才是个人唯一可能的生存方式。认真来说，这种生存方式并不是一种人生出路，而是没有出路之后对“自我”的精神放逐。

“逍遥”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获得的一种愉快感。《逍遥游》神采飞扬的文学性描述就表达了这种愉快感。这种愉快感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随遇而安的平静感，一种是藐视现实的孤傲感。郭象的《<庄子>注》抓住前者，把无可无不可的平静，夸张为任何状态下都能安足的庸俗快乐主义；现代的庄子研究者比较注重后者，努力把与世隔绝的孤傲，解释成品味高尚的自由精神。但实际上这两种愉快都只是与自我放逐、冷漠、敌意混乱不可分的片段情绪，他们是不稳定的生命理想。也就是说，逍遥游与游世思想是一体的，不是一种人生出路，更不是一种可以认真追求的生活目标。

（取材于颜世安《庄子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