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宋朝

贾冬婷

你最想穿越到哪个朝代？在这个关于理想世界的乐此不疲的追问下，出现最多的答案是宋朝。原因很简单，宋朝并重理想与现实，兼备大俗与大雅，是最适合生活的朝代。

最直观的宋朝生活图景当然是____________。它堪称北宋社会的“百科全图”，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商旅云集，车水马龙，徐徐展开了一幅12世纪初繁盛的市井风俗画。这幅画去年秋天在北京故宫《石渠宝笈》特展上的展出曾引了史无前例的观看热潮，连策展方都没想到，每天会有那么多人顶着烈日排队6个小时，就是为了一睹它的真容，今人对宋朝的好奇和追慕可见一斑。

于此相对照的一幅场景，是《西园雅集》。在北宋被传为佳话的“西园雅集”，是当年众多文人雅士的宴游场景，包括苏轼、黄庭坚、米芾、李公麟、蔡襄、秦观等聚集在驸马诜府中，或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同时也形成了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圈。身在其中的北宋画家李公麟以写实的手法将雅集描绘下来，米芾作序，“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西园雅集”是古代绘画史中的一个经典母题，后代画家多有摹本或仿作，也是宋人精神的一种延续。

某种意义上，“宋朝热”是姗姗来迟的。以往提起宋朝，往往说这是个“积贫积弱”的时期，宋史专家、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邓小南说，这种认识框架差本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的民族情感和反观历史的体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大批海外汉学家以相对超然的心态去看宋朝，普遍认为，尽管从军事成力和势力范围来衡量，宋朝是个虚弱的朝代，但就经济和社会繁荣程度而言，宋朝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人文精神、最有教养、最有思想的朝代之一。

邓小南强调从唐到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会变迁过程。而使这个过程的深刻背景，是一个新的阶层——大夫阶层的出现。两宋时期偃武修文，需要一个更加庞大的文官体系。于是，通过科举制度，一大批出身更多元化的士大夫，逐步占据了贵族留下来的真空。据统计，北宋时，科举出身的官员占了总官员的40%，而在唐代这一比例只有15%。处在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士人阶层，也是文明扩张中的重要一环。在朝为官的毕竟是少数，更多受儒家学说熏陶的士人渗透到民间，通过家规、家礼、族规、乡约之类的规定，甚至通过祭祀以及仪式中的戏曲、说唱，将知识、思想与信仰迅速传播，从上层到下层，从中心到边缘。而这些士人也是文化的旗手，其“游于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整体的精神追求中得到提升，风雅成为一时之风。

我们“穿越到宋朝”的路径，或者说，今天与宋朝的连接点，是一种“生活美学”。一方面，是当今的生活和艺术正发生“审美的泛化”，即“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日渐模糊。追本溯源，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中，艺术与生活、创造与欣赏从来都是内在融通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美学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另一方面，则是“审美的升级”，部分由日本美学传递而来的大朴若拙的“侘寂之美”“匠人精神”，都能在宋代器物中找到源头，而宋的极简风格，又能和当代艺术精神相契合。

所以，当我们向自身文化寻找，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还是艺术与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都当推宋朝。特别是宋代士人的修养和美学趣味，一直为后世所追慕。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扬之水所说：“两宋是培养‘士’气的时代，前此形象与概念尚有些模糊的‘文人’‘士大夫’，由此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政治生活之外，属于士人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也因此愈益变得丰富和具体。抚琴、调香、赏花、观画、弈棋、烹荼、听风、饮酒、观瀑、采菊、诗歌和绘画，携手传播着宋人躬身实践和付诸想象的种种生活情趣。”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2期，有删改）

小区里的陌生人社会

小区是中国城市最小的行政区划，像村庄对于农村一样，但小区因普遍的陌生感而未像村庄那样成为一个怀念与寻根的思想空间，小区居民甚至有意淡化它的祖居地意义。很多人在小区里出生、成长，获得情感、理性和审美需求，但这个小空间的日常生活在现代思想里是一块空白，刚出现就消失，不会被文字捕捉，也就不会成为历史经验。

小区的日常生活在国家视野下是微小的，但微小不是簡单，它们处在政治文化的深层，属于历史中的长时段领域，与个体感受和心理密切相关。国家意志出现在各处的宣传栏里，个体生存压力催生的冒失行为不断占据它的领地。公共政策在实践中会遇到困境，即政策对于本意的背叛。小区中部空地要重新规划，去掉路面，刨坑栽树。施工前，居民与施工方产生对抗。这是政治意志在小区里的状况，其中有底层政治文化的特点。

小区内部的社会力量是分散的，分散状态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而且有一种说不清的力量保护着陌生感不受干扰。熟人见面时的简短沟通不只是肤浅的语言交换，而是两种道德观或知识结构的碰撞。陌生人的相遇在这个机制之外，他们有保持沉默的责任，对于美的东西要沉默，对于恶的东西也要沉默。这种品质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因其能给予制度改革以最大的宽容，并以个体牺牲以及牺牲后的忍耐化解社会不公引起的破坏性冲突，但它也加深了小空间里的陌生感。

围观经常在小区出现，围观出现的地方意味着公共意识的稀缺。小区北侧有一家饭店，因违规用地，政府派来拆迁队，一个围观现场迅速出现。一部分人是小区居民，他们属于利害方，自己也有违建情况，在观看时判断政策的力度，并决定怎么办。一部分人是废品收购群体，二十余辆三轮车停在周围，车上的小喇叭暂时安静下来。另一部分是路人，他们挤在人群中等待着让人惊奇的意外。围观像个游荡的精灵，哪里有好奇哪里就有它，它来得快，消失得也快，转眼无影无踪，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以观赏者的身份出现，以陌生人的身份离去。

小区在统一国家的荫护下平安无事，人来人往，一双双眼睛不断地观察、反思、沉默，这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模式，个体知识变得复杂，尽管相互之间有相似性，却没有沟通的可能。它们各自躲在一处，从萌生到无限复杂，最后随着人的死去而彻底消失。情感的隔离强化了保持陌生的愿望，陌生感因现代人口的流动性而更加深刻。一群住在一起的人不能形成一个具有沟通性的情感共同体，却形成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广阔的地域里，陌生人社会的概念并不存在，因为地域越广阔，陌生状态就越自然，对于一个小空间却不正常，一旦失去国家的荫护，它将是一堆碎片。

陌生感使个人将生活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家庭，家庭过度占据私人空间，并造就了封闭的家庭知识。这类知识有多重结构，包含理性和情感因素，以及道德和审美因素，它有时会遵守法律，有时会隐秘地对抗法律，它在历史之内，又在历史之外。同时，陌生是拒绝关联性的公共状态，公共道德感的脆弱，道德评价的集体场景消失，个体的自我认同感更加坚定，也更加固执，以至于拒绝外来观点，在人群中孤独地生活。在小区广场上锻炼的人身处公共空间，却缩在个体心理世界里，在那里闲聊的人表面上身处公共空间，但他们话语分散，没有主题，偶尔沉浸于谣传中，他们是在消解无聊，而不是享受现代公共生活。社区意识在这里生长缓慢，甚至不会成形。社区意识是个体之间源于制度或情感的共生关系，小区里存在这种关系，却被人忽视。这种忽视不是有意的，而是无意的，正是这种无意性决定了社区意识以及小区自治的困境。在小区里经商的人定期纳税，税款进入公共财政，又分配至小区旁边的事业单位。在这里工作的人以为自己受国家供养，而不是身边的某群人，更不是某个人。这本来是隐秘的委托关系，有人缴税，有人履行公职，确保社会正常运行，但他们相互陌生，隐秘的委托关系受到冷落，关于公共权力的契约流于无形。